企业参与金融保值交易的枷锁

源自全球化的市场枷锁

赢得贸易，进口风险

近20年，金融全球化已经成为推动整个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的先导性力量。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连续不断的、历史的过程。发达国家的实业资本也借助于金融全球化进行企业经营风险的转移，以高盛、雷曼兄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投资银行的投机活动导致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越来越剧烈，金融危机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比战后至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前的时期明显加强了，危机的次数也有所增加。过去20多年的历史事实表明，在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金融业的稳定性在下降，特别是近年来，国际金融市场一再发生难以预料的动荡，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性越来越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和巴西的金融危机、2008年的美国次级债务危机，波及了诸多的国家和地区，困扰着各国和国际社会。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过去的金融风险主要来自于国家内部，而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现在的金融风险来自于外部特别是欧美金融市场，开放程度越高的发展中国家受国际风险的冲击就越大。这主要是由于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各种原有的金融风险在增加，同时还形成了新的金融风险，而发展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成为国际资本的风险转移场所。

战斗在金融全球化和国家贸易壁垒之间

金融全球化表现为资本流动全球化、金融机构全球化、金融市场全球化。然而，金融全球化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对新兴市场是利弊兼而有之，机遇与风险相伴。相对而言，发达国家是金融全球化的主导方，是资本流动的源头，是金融机构的扩散者，成为全球化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表明这种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资本流动，使新兴市场之间的金融危机迅速扩散，产生巨大的波及和放大效应。

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我国经济将全面融入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但是，习惯于过安稳日子的中国企业在此过程中难以适应金融全球化带来的动荡，或激进或消极以对。发达国家更是设立了种种贸易壁垒，例如，40多年前，发达国家为保护本国纺织工业不受冲击，对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服装进口采取了种种严格的配额数量限制措施，从而造成了纺织品和服装贸易长期游离在关贸总协定之外，违背了关贸总协定推行的非歧视原则，使发展中国家纺织品服装关税水平大大高于整个工业品关税水平，严重侵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

发达国家挑起的单方面的贸易限制，迫使发展中国家采取被动的贸易保护措施。国家贸易壁垒主要有关税、进出口配额两种方式。因此，开始迈出国门的中国企业仿佛在金融全球化和国家贸易壁垒之间战斗，一方面游离于金融市场之外，是门外汉；另一方面不得不接受种种贸易限制，因享有国家贸易政策优势而投机过度的事件也曾出不穷，如2004年的中粮逼仓事件、2005年的中储棉事件。

源自制度上的枷锁

金融全球化是信息经济时代的最高表现，企业生产从一地一国的生产机器管理迈向全球化的全面风险管理。在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金融衍生品市场成为金融市场风险的集散地。发达国家借助在金融市场发展上的领先优势，通过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将市场风险转嫁到刚刚迈出国门的新兴市场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为寻求全球市场地位，在从机器工业为代表的技术经济向金融全球化转变的过程中，遭遇了种种失败。自1997年以来，中国企业在期货市场上的失败，究其根源不外乎两种：一种是企业缺乏专业的金融人才和专门的操作部门，另一种是企业没有参与某些金融保值交易的资格。

只会小米加步枪——企业思维僵化的制约

失败的一个根源在于企业思维僵化，习惯于小米加步枪的机器工业竞争。而金融市场是一个不断创新的市场，金融工具种类繁多，金融创新日新月异。但是，不少中国企业尚不熟悉国际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的差异，对金融衍生品市场仅仅一知半解，就急忙一头扎入其中，赌性十足。例如2005年中盛粮油根据经验判定国内外豆油价格走势是高度正相关，却忽略了由于中国众多企业在国际上大规模采购，世界经济环境产生变化，国际炒家从中国因素上升到逼仓中国；中盛粮油意图跨市场套保，却是在国外买货，又在CBOT（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卖出，套保实际上变成了投机。金融衍生产品的未来发展趋势将主要表现为资信衍生证券的应用将日益广泛，而以实物商品为标的物的调期合同、以非金融产品（如通讯频带带宽、半导体或天然气、电力）为标的物的衍生产品市场也将逐渐发展起来。从企业角度来说，熟悉这些金融衍生品，有专业的金融人才参与，将金融衍生品作为企业生产经营的风险规避场所将是必备的环节，专注于实业投资的时代已经过去，现代化的金融管理已经成为企业发展壮大最重要的环节。

只能小米加步枪——外部制度的制约

失败的另一个根源是由于种种制度制约，企业只能扛着步枪走向国际战场。1992～1998年间，全国活跃着多达14家期货交易所，由于金融衍生品泛滥和不专业的市场规则，几乎年年出现严重的风险事件，可谓是群魔乱舞的时代。自此，我国从民众到政府，从商界到学界对期货套期保值乃至期货市场产生了一些误解。于是，企业参与套期保值出现了重重制度障碍。

我国企业参与套期保值受到的制约，主要包括外部制度制约和交易所套保制度不顺畅。一方面，国家对企业参与套期保值的歧视性政策限制了企业参与套保的积极性和操作空间，体现为：

其一，现有税收政策对企业套期保值进行课税，企业为避税只能远离期货市场或使用个人账户进行套保，无法享受交易所对机构套保账户的特定优惠。

其二，一些银行严禁贷款企业参与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在套期保值方面的银期合作通道尚不通畅，企业进行套期保值的保证金得不到充分的保障和监管。

其三，对于国内没有的品种，国内企业进行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困难重重。

另一方面，交易所对企业在期货市场参与套期保值设置了一系列制度保障和政策优惠，但是在实际运作中仍有不足之处。套保企业是期货市场的重要机构投资者，是期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交易所对套保席位申请的审批制度为企业参与套保设置了障碍，企业得到套保席位的难度颇大，这就与实际套保操作的灵活性形成矛盾。这也导致企业另辟蹊径使用个人账户进行操作，在恶劣的市场情况下，往往被交易所的强行平仓制度所误杀。

拿着渔叉拼战舰——落后的金融保值交易服务

截至2008年末，中国境内合法的期货经纪公司共165家，但是，全国范围之内尚没有一家合法的期货投资咨询机构。我们在提倡加强期货公司业务创新，为企业提供专业套保服务，但期货公司合法的经营业务仅有期货经纪业务，给企业提供专业的套期保值咨询服务在法律上是没有依托的。套期保值的基础理论非常浅显，但是市场瞬息万变，企业实际的套保操作却属于高、精、尖、专的高端业务。因此针对不同企业的需要和不同的市场情况，套期保值的方案也应有所不同。我国企业进行套期保值常因缺乏专业人才和操作经验，而在期货市场上处处碰壁。而另一方面，在期货市场上没有谁比期货公司更了解期货，但现在期货公司仅有经纪业务，经营业务狭窄使得内地期货公司盈利能力不强。

没有合法的期货专业服务机构又怎么能保障企业在金融衍生品市场上获得成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