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计量属性特定主体选择的经济后果

会计计量属性特定主体选择是特定会计主体在会计规范允许的范围内，根据不同的交易和事项，对具体资产或负债项目进行的计量属性选择。由于有些会计规范允许在不同的情况下采用不同的计量属性^[9]，企业实际上往往也会出于对经济后果的考虑而进行选择。

瓦茨和齐默尔曼(Watts and Zimmerman)提出的实证会计理论三大假说^[10]，即分红计划假说、债务契约假说和政治成本假说对于理解会计计量属性特定主体选择的经济后果的机理很有启迪，以下简要进行阐述。

分红计划假说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实施分红计划的企业中，其管理层更有可能选择将报告收益从未来期间提前至当期的会计程序。根据这一假说，如果企业管理层的报酬有一部分是与报告净收益相关的红利，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在对某些资产或负债项目的计量上选择可以提高当期净利润的计量属性来增加他们当期的红利。

债务契约假说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越有可能违反以会计数据为基础的债务契约条款时，其管理层就越有可能选择将未来期间报告收益提前至当期的会计程序。大多数债务契约都备有借款人在契约期间必须遵守的保护性条款，如保持一定的权益负债率、利息保障倍数等。如果企业违反了这些条款，就会受到惩罚，如对其继续贷款进行限制等。为了防止或拖延违约情况的发生，企业管理层就有可能在对某些资产或负债项目的计量上选择可以保证一些财务指标不违反债务契约条款的计量属性。

政治成本假说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政治成本越大，其管理层就越可能选择将报告收益从当期递延至以后各期的会计程序。政治成本有可能是由企业的高盈利能力所引起的，因为具有高盈利能力的企业会受到广泛关注，进而引发为政府对企业开征新税或施以其他的管制措施，如环境保护的责任等。如果该假说成立，那么具有较大政治成本的企业的管理层就有可能在对某些资产或负债项目的计量上选择可以减少当期利润的计量属性。从这一点来说，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的具体应用中就有可能出现有些企业在符合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条件(即存在确凿证据表明其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取得)下也不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而仍然还是运用成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