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及其与现代经济学的关系

产生与发展

博弈论（game theory）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换句话说，当一个人和一个企业的选择受到其他人或其他企业选择的影响，以及该人和该企业的选择也反过来影响到其他人和其他企业的决策时，博弈论便会派上用场。所以，博弈论也译为“对策论”。

一般认为，西方博弈理论开始于1944年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1903—1957）和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1902—1977）合作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The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一书的出版。但是，现代博弈理论跟他们讲的东西关系并不大，尽管有一些概念特别是预期效用理论等都是由他们创立的，但是当时的博弈论是作为数学的一个分支出现的，与经济学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到20世纪50年代，博弈论迎来了它发展史上的春天。其表现之一是合作博弈发展到它的鼎盛期，包括纳什（John F．Nash，1950）和夏普里（L．S．Shapley，1953）的“讨价还价”模型，吉利斯和夏普里（Gilles and Shapley，1953）提出合作博弈中的“核”（core）的概念，以及其他一些人的贡献，均大大丰富了人们对合作博弈的认识；表现之二是20世纪50年代成为博弈论发展史上巨人辈出的时代，现代博弈论中提及的很多博弈论专家大多在那个年代就有相当的成果面世。当时，合作博弈论已达到自己发展的顶峰，同时，非合作博弈论也开始创立。纳什在1950年和1951年发表了两篇关于非合作博弈的重要文章，塔科尔（A．W．Tucker）1950年定义了“囚徒困境”（prisonersdilemma）的概念。他们两个人的著作基本上奠定了现代非合作博弈论的基石。

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博弈论的发展史上又出现了另一些重要人物。比如，泽尔腾（Selten，1965）将纳什均衡的概念引入了动态分析，提出了所谓的“精炼纳什均衡”概念，为动态完全信息条件下博弈的求解提供了思路；而另一位博弈论的领军人物——海萨尼（Harsanyi）则把不完全信息引入博弈论的研究中，将“不完全信息博弈”转化为“完全但不完美信息博弈”，这样，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博弈问题就变得可以分析了，在这个基础上，海萨尼定义了“贝叶斯纳什均衡”，从而为不完全信息博弈提供了解法。

20世纪70年代以前，博弈论尽管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博弈论真正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只不过是其后二三十年的事，其主要原因是当时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发生了剧烈变化。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从根本上说还处于自由竞争时期，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仍然是大部分经济学家理想中的美好制度，完全竞争及其市场均衡理论仍然是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当时的经济理论模型大多忽视经济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常常在经济个体之间不存在相互作用的假定下进行经济分析。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种情形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首先，西方各国的生产日益集中，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垄断和寡头势力不断增强，经济生活中各种力量的联合与对抗不断强化。其次，各国政府出于一定目的，开始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使得经济生活中的相互作用和制约更进一步强化。所有这些都使得当时的经济和社会条件越来越严重地背离了自由竞争的市场均衡。这样，忽视经济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片面强调完全竞争的传统经济学已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和经济实践，而注重经济生活中各个方面相互影响、作用、依赖和制约的博弈论则更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博弈论开始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并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

到了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博弈论发展史上的几位比较有影响的人物，包括克瑞普斯（Kreps）和威尔逊（Wilson，1937—　），他们在1982年合作发表了关于动态不完全信息博弈的重要文章。还有，克瑞普斯、米尔格罗姆（Milgrom）、罗伯茨（Roberts）和威尔逊1982年发表的“KMRW声誉模型”等都大大提高了经济学中有关信息和时序问题的分析能力。

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了三位博弈论专家：纳什、泽尔腾和海萨尼，说明了这样三个问题：第一，博弈论作为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已经取得了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第二，经济学中的很多问题，在引入博弈论的研究视野以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和新结果。比如，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用博弈论的观点和方法研究现代产业组织理论，出版了《产业组织理论》，等于改写了整个产业经济学，使之更趋科学和实用。另外，将博弈论引入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也使制度经济学有了自己的方法论基础，使其在融入主流经济学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还有，在理性预期的基础上，把博弈论引入宏观经济分析，也是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第三，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大大加速了博弈论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应用。

与现代经济学的关系

为什么博弈论会融入主流经济学当中，而不是其他学科中，或者说博弈论与经济学的融合为什么会如此迅速？这可以通过博弈论和传统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式两者的比较来说明。

阿弗里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其《经济学原理》（1890）的开篇第一句话就说到：“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研究人的学问。”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在其《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1948）一书中论述道，由于时间和资源的稀缺性以及它们的约束作用，所以“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来研究的一门学问”。显然，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学更主要是研究稀缺资源如何在各种用途之间进行有效配置的一门学问。然而，从现代的观点看，特别是随着经济学对社会问题和人类行为的研究得到主流经济学认可以来，更为恰当的对经济学的定义也许应该变为：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一门学问。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经济学与博弈论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经济学假定人是理性的，理性人是指人有一个稳定的偏好，在面临给定的资源约束的条件下要最大化自己的偏好，但在传统经济学那里，一个人的决策是在给定价格参数和收入约束的条件下最大化他的效用。个人的效用函数只依赖于他自己的选择，而不依赖于其他人的选择，他的最优选择只是价格和收入的函数而不是其他人选择的函数。在这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人与人之间的选择是相互作用的，但对个人来说，所有其他人的行为被总结在一个参数——价格——当中。这样，一个人作出决策时面临的似乎是一个非人格化的东西，而不是另外一个决策主体，他既不考虑自己的选择对别人的影响，也不考虑别人的选择对自己的影响。显然，这种假定不符合实际，博弈论就是要纠正这种假定。尽管博弈论本质上也是研究理性的经济人如何实现效用最大化的问题，但它研究的问题要比传统经济学更前进一步。它认为个人的效用函数不仅依赖于个人的选择，也依赖于他人的选择，于是，个人的最优选择不仅是自己选择的函数，也是其他人选择的函数。这就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使经济研究变得更加科学。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后，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便出现了加速趋势。博弈论成了主流经济学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进一步看，对于博弈论与现代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还可以通过考察新古典经济学中以下两个基本假设而获得更深刻的认识：第一，市场是充分竞争的；第二，局中人之间信息充分，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但是，在现实中，这两个假设均难以满足：第一，市场局中人的人数常常很有限，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于是市场局中人之间往往是直接相互影响的，所以，局中人一方在进行决策时就必须考虑对方的反应，而这一扩展恰恰是博弈论研究的主题；第二，现实中市场局中人之间的信息往往是不充分的，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要进行一项有效的制度安排，就必须满足“激励相容”和“自选择”条件，而这一扩展恰恰是信息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可见，传统经济学研究的是不存在外部性条件下的个人决策问题，而博弈论以及由之衍发出来的信息经济学研究的是存在外部性条件下的个人决策问题，从而使融入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真正成为所谓的“现代经济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