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古的福利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的产生

阿瑟·赛米尔·庇古（A．C．Pigou，1877—1959）是剑桥学派理论最正统的继承者和最权威的解释者，一生始终致力于维护和阐发“剑桥传统”。他的代表作《福利经济学》（1920）充分发挥了马歇尔当年已经十分重视但还没有系统发挥的福利思想，正式创建了福利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的产生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密切相关。那时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得到进一步发展，国内阶级矛盾相当尖锐。1919年曾发生过1　300多次罢工斗争，参加的工人数多达2　500万人次，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造成很大威胁。如何进一步用发展经济和改良收入分配办法来解决社会矛盾，成了人们十分关注的大问题。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采纳了一位名叫霍布森（J．A．Hobson，1858— 1940）的英国学者的意见，把社会福利当成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对马歇尔的福利思想加以全面发挥，主张经济科学应该把消灭贫困、追求众人福利作为宗旨。

经济福利及其检验标准

什么是福利经济学所讲的“福利”？庇古认为，凡是能给人们带来满足的一切东西都叫“福利”。粮食可充饥，衣服能御寒，固然是福利；美妙的音乐，诚挚的友谊，融洽的家庭关系，甚至商店营业员的殷勤态度，由于都能给人以一种精神满足，因而也是福利。这样的“福利”概念显然范围太广，并且都同个人心理感觉相联系，从而难以捉摸。于是他又提出，经济学关心的是“经济福利”，亦即与经济生活有关的，能用货币直接或间接地加以衡量的那部分福利^[2]。

关于福利概念的讨论，只是庇古福利经济学的一部分，福利经济学的另一部分是对影响福利的重要因素的研究。庇古认为，影响经济福利的主要因素可归纳为国民收入总量的大小和国民收入分配的状况两个方面。这是因为，经济福利离不开国民收入。国民收入与经济福利的关系是：国民收入越大，社会经济福利就越大；而在国民收入不减少的条件下，把它越是均等地分配给社会各成员，社会经济福利就越大。这样，国民收入额及其分配，就构成检验社会经济福利大小的两个标准。

福利与收入分配

庇古提出这两个检验标准，是以基数效用论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为基础的。基数效用论认为，物品的效用是可以用基数1，2，3，4…来具体衡量和彼此比较的。譬如可以假设一斤米的效用是10，而一尺布的效用是15，从而比较出一尺布的效用是一斤米的1．5倍。通过基数效用论，就可以把个人的心理感觉转化成客观的可捉摸的东西了。马歇尔、庇古都是这种基数论者。他们认为，既然商品的效用可以具体计量，个人满足的总和即福利也应该能计量，所以个人经济福利的总和也就能计量。这样庇古就得出结论：在生产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生产的物品越多，即国民收入越多，社会福利也就增加得越多。

再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来看，一个人的货币收入越多，货币对他的边际效用就越小。同一数量的货币给富翁与穷人带来的边际效用是不同的。庇古认为，如果把富人手中一部分钱财通过某些合法途径转移给穷人，这部分钱财的边际效用就会大大提高，可以使社会福利总量增加。庇古这一观点可说是对马歇尔思想的直接继承，因为后者说过：“一个先令给穷人带来的满足比给富人带来的满足要大得多。”^[3]

根据上述思想，庇古提出，政府应该用一系列政策来缩小贫富差距。例如，可征收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实行高额遗产税等。通过诸如此类政策从富人手里拿来的收入，应该完全用来增进穷人的福利。这些收入可以作为公费医疗基金，可以增添各种社会福利设施（公园、剧场、幼儿园等），可以增加对教育的投资（如扩建学校、实行免费教育等），还可直接对穷人和失业者实行救济、补助或保险等。通过种种福利政策可使国民收入的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极大化。

福利与资源配置

在论述增加国民收入可增加社会福利这一点时，庇古把生产资源最适度的配置看成是增加社会福利的必要条件。在对生产资源配置问题的分析中，庇古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个详细地论述到，个人追逐私利的行为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后果。有些活动从个人角度看可能有利，但对社会却可能不利。于是庇古提出了“边际私人纯产品”和“边际社会纯产品”两个术语。前者是指增加一单位投资为私人增加的纯产品（这些纯产品的总价格叫“边际私人纯产值”），后者是指增加一单位投资给整个社会增加的纯产品（这些纯产品的总价格叫“边际社会纯产值”）。而边际私人纯产品与边际社会纯产品往往是不一致的。例如，某资本家扩大化工产品的生产规模，他支付增添的原料、劳力和生产工具等费用，不过是他私人为生产这种产品所花费的成本。通过扩大生产，虽然资本家赚了许多钱，可是化工厂要排出大量“三废”，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和水源污染，给其他人带来损失。这样就需要大量增加城镇的清洁费用，这些清洁费用实际上是生产这种化工产品时社会所支出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边际私人纯产值就超过边际社会纯产值。相反，某科学家的一项重大发明也许给他私人带来的收入并不很大，可是给社会带来了莫大利益，因而边际社会纯产品远远超过了边际私人纯产品。

提出“边际私人纯产值”、“边际社会纯产值”两个概念以及指明它们之间的不一致，与生产资源最适度配置有很大关系。庇古指出，只有当一国可利用的生产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上的最后一个单位给社会带来相同的纯产值，也就是它们的边际社会纯产值都一样时，才算获得最合理的利用，产生最大的经济福利。举个例说，假设有生产资源土地900亩，可用于种粮食、棉花和放牧，再假设第一个100亩种粮时获得的边际社会纯产值为10万元，第二个100亩种粮时获得的边际社会纯产值为9万元，第三、第四、第五等100亩种粮时的边际社会纯产值依次为8万元、7万元、6万元等，据说这是因为报酬递减规律在起作用。同样，用于种棉的第一个100亩可获得边际社会纯产值为9万元，以下也依次递减。用于放牧时情况也是如此。这个情况如表10-1所示。

表10-1　土地资源的配置

从表10-1可清楚看出，这900亩土地只有用400亩土地种粮，300亩地种棉，200亩地放牧，才能使生产出来的国民收入达到最大值：（10＋9＋8＋7）＋（9＋8＋7）＋（8＋7）＝73（万元）。别的分配办法都达不到这么大的国民收入总量。在用400亩地种粮，300亩地种棉，200亩地放牧时，最后100亩地的边际社会纯产值都是7万元，因此，只有当一国可以利用的生产资源在各种不同用途上的最后一单位给社会带来相同的边际社会纯产值时，才算获得了最合理的利用，生产了最大的产量，获得最多的收入。这种产量被称为“理想产量”，它可以带来最大的社会经济福利。

在私人经济社会里，生产资源的大部分是以资本形式控制在私人手里的，而私人在自由竞争中总是根据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的原则办事的。为了追逐利润，他们一定会通过自由竞争使自己每一元投资都得到相同的边际私人纯产品。例如，钢铁企业利润率比机器业低，资本就会纷纷投向机器业，当纺织业的利润率更高时，资本又会转移到纺织业。资本不断转移，最后会使得每一元投资在钢铁、机器、纺织等各部门都得到相同的利润，即边际私人纯产值相等。如果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在一切场合都一致，那么自由竞争就可使边际社会纯产值相等，从而使社会经济福利达到极大值。

然而，现实生活中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往往是不相等的，怎么办？庇古认为，应由国家进行干预，采取税收和补助金政策来解决。例如，酿酒业利润丰厚，但严重的酗酒现象会造成各种社会问题。因此，政府应该对酒采取高税率政策，迫使资本转移到其他行业。而对待科学家搞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这类工作，政府必须给予大量补助和奖励，再给予专利权，努力提高这类投资（包括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私人纯产品”，从而鼓励更多的人对这类工作部门进行投资（包括人力资本投资）。庇古就这样主张由政府调节边际私人纯产品与边际社会纯产品之间的矛盾，来实现生产资源的最佳配置。

庇古的这套福利经济学尽管还只是一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体系，但是，从发展市场经济视角看，却有着很大的意义和影响。第一，它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最先系统地提出并论证了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来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的一套经济理论和政策思想，为政府用政策手段调控收入分配提供了依据；第二，它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最早提出了正负外部性效应的思想观念以及用税收和补贴的国家政策来调节私人经济活动以最优化资源配置的主张，从此，“庇古税”就成为微观经济政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庇古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基数效用论，而这种基数效用论是难以站住脚的。物品的效用本来是就它的使用而言的，各种物品的效用不同，是无法相互比较和计量其大小的。何况基数论者所讲的“效用”是指人的主观心理感觉，更加难以计量和比较。因此早在庇古之前，有些学者就已尖锐地批评过基数效用论。于是到20世纪30年代，就出现了新福利经济学。庇古的理论从此则被称作旧福利经济学。

新福利经济学和庇古理论的区别在于：理论上用序数效用论代替基数效用论，方法上用无差异曲线代替对边际效用的具体计量。新福利经济学采用了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在20世纪初提出的思想，认为商品效用不可以用基数直接衡量和比较，但可以用第一、第二、第三等次序来比较商品甲与乙的效用谁大谁小或并无差异。这种比较可以通过一个人对商品甲与乙的偏好程度，也就是他宁愿选择甲，还是宁愿选择乙，或者选择甲与乙并无不同而反映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序数效用论。序数效用论对消费者偏好程度的比较，可以借助于几何作图的方法，在平面坐标上用无差异曲线来表示。新福利经济学有不少派别，还没有统一的理论体系。不过大致可分为两大派，一派叫“补偿原则论”派，另一派叫“社会福利函数论”派。他们都把帕累托的基本思想当作出发点，所讲的内容不过是对庇古两个基本命题加以深化和发展。

先看补偿原则论派。这一派以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N．Kaldor，1908—1986）、希克斯等人为代表。他们反对庇古将收入均等化看作社会经济福利极大化的一个条件，而认为福利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是经济效率而不是公平的收入分配问题。所谓经济效率，是指经济资源的使用达到最有效率的状态，也就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即在收入分配为既定的前提下，如果生产资源的配置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对它作任何改变的话，必然会在增加一些人福利的同时，给其他人带来损失这样一种状态。可见，帕累托讨论福利问题时是把不损害其他人利益作为前提的。

可是人们知道，要完全达到这样一种状态是相当困难的。在市场竞争中，一些人利益的获得，往往会损害他人的利益，于是一些学者试图用对损失者实行所谓“补偿”的原则来解释和完善帕累托的“最优状态”。他们提出，增加社会福利可以损害一些人的利益，只要增加的福利在补偿损失者之后还有多余，社会就算增加了福利。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就持这种观点。有人甚至还讲这种“补偿”可以只是理论上的计算，并不需要真正付给损失者任何一点补偿费。有人还认为，如果一项经济活动能提高社会的生产效率，就可以不对损失者实行补偿，因为损失者以后会从生产效率的提高中自然得到补偿。还有人主张，如果一项经济活动的受益者有办法让损失者接受这项活动，或者损失者无法阻止受益者去从事这项活动，那么这项经济活动就算增加了社会福利。这就是说，只要受益者是强者，损失者是弱者，那么强者的所作所为必然是为社会造福。“补偿原则论”中不少人还反对把收入均等化作为福利极大化的必要条件，竭力主张福利经济学应该排除收入分配问题。可见，这种新福利经济学比起旧福利经济学来，更表现出为富人利益辩护的性质。

从旧福利经济学到新福利经济学

新福利经济学的另一派别是以美国学者A·柏格森（A．Bergson，1914—2003）为代表的社会福利函数论派。他们主要是运用社会福利函数来讨论福利问题。他们认为，帕累托的“最优状态”是有用的，但有关的几何图形表明，“最优状态”可以有许多个，即与每一个收入分配相对应，都有一个最优的资源配置或最大福利。他们的理论目标是求出其中唯一具有最大社会福利的最优状态。怎样求得呢？按他们的说法，可把凡是对社会各个成员的福利发生影响的一切因素，其中包括既定的国民收入在所有成员之间的分配情况，都作为决定社会福利的自变量，这样就可以建立起一个以社会福利作为因变量的函数式，称为社会福利函数。用公式表示就是W＝F（Z1，Z2，Z3，L L）。式中W表示社会福利，F表示函数，Z1，Z2，Z3，L L等表示影响福利的各种因素。他们通常用多元函数来表示这种社会福利函数。这种社会福利函数论的特点是，运用繁琐的数学公式，再结合使用无差异曲线，以补充论证帕累托的“最优状态”，来引申发挥庇古关于收入分配问题的主张。其实，从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得到这种通过繁琐公式求出的社会福利函数的。他们宣传这套理论，无非是要用繁琐的函数公式来证明，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可以寻找到一条最大社会福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