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古等关于税收效率的论述

马歇尔在说明他的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的时候，将“消费者剩余”的概念运用于税收的分析上。我们已经知道，这一概念其实是由马歇尔首创的，不过在他以前，已有法国学者德布特和英国的学者论述过这一问题，德布特称之为“相对效用”，而有的学者则称之为“消费者地租”。他们用图表的方法来论证某些公共工程项目为消费者所带来的福利的增加，只是未能引起太多的注意。马歇尔用自己的术语提出了消费者剩余的概念，并被认为是这一概念的创始者。马歇尔将消费者剩余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是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二是边际效用与总效用是相区别的。他认为，消费者购买物品所得到的满足通常会超过他为此付出的代价而牺牲的满足。如果对它进行经济上的衡量的话，那么这种多余的满足就是消费者为购买此物而愿意支付的价格减去购买此物实际支付的价格，这就是消费者剩余。举例来说，每公斤大米的价格各为20、14、10、6、4、3、2元时，一个人愿分别买进1、2、3、4、5、6、7公斤，实际价格为每公斤2元。那么，第1公斤大米他本愿意支付20元，实际支付2元，因此获得18元的剩余，第2公斤大米获得12元的剩余……依此类推，最终这位购买7公斤大米的消费者获得45元的消费者剩余。在这里，消费者得到同样商品的另一单位时，此另一单位的边际效用必然小于前一单位的边际效用，但其总效用还是比以前增加了，这增加了的总效用就会出现消费者剩余。

随后，马歇尔就用消费者剩余这一要领来分析税收。他提醒人们注意收入的常数边际效用这一假定。在对竞争均衡是否会产生福利最大化的问题作出解答时，马歇尔提出，要对成本递增的行业征税，并给成本递减的行业以补贴，这样就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这里，马歇尔显然已经意识到税收不仅对收入分配具有明显的调节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促进或阻碍行业的发展，恰当的税收——如对成本递增行业征税、对成本递减行业补贴（可认为是负税收）能提高社会效率，而不恰当的税收——比如对成本递减行业征税等，则会造成社会效率的损失，起到相反的效果。这样的结论是建立在马歇尔的现代经济分析工具之上的，因而更有说服力。

马歇尔还对需求弹性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虽然需求弹性概念不是马歇尔首创，他以前的经济学家已有较多地运用，但马歇尔是第一个用代数和几何图形对此作出精密表述的人。他把影响需求弹性的因素概括为三类，即需要的影响、价格的影响、居民购买力的影响等。他认为奢侈品的需求弹性比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弹性大，因而他注意到对奢侈品和生活必需品征税所带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向奢侈品征税所造成的净损失要比向生活必需品征税造成的净损失要大^〔11〕。

马歇尔的需求弹性和消费者剩余是他阐述极为缜密和精深的理论，因此得到了广泛的流传，成为税收经济学的重要概念。它们起先被用于评价各个税种，后来又被运用到最优税制理论的探讨中。

庇古被认为是较早地将效率问题放在税收理论的中心位置的经济学家。庇古注意到了环境污染对社会所造成的损害，并对此加以研究以寻求解决的办法。他指出，企业的生产过程往往会带来废气、污水、噪音等污染，这种污染并不由企业自身来承担，而是给其他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带来损害，对企业而言这就是一种外部成本。而要治理外部成本就要花费社会的资源，这也可以视为外部成本造成的效率损失。用图可以清楚地表示出这部分效率损失。在图7.2中，D为需求曲线，S为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也就是内部边际成本曲线，S′为包含了企业外部成本的社会边际成本曲线，S与S′之间的垂直距离C₀C′就是外部边际成本。

图7.2　庇古税

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上，产出水平将为Q₁，因为企业是根据需求曲线与内部边际成本的交点来决定产量的。但是从整个社会利益的角度来看，这个产出水平显然是无效率的。因为这时社会的效率损失表现为图中阴影部分的面积。因此符合效率的产出水平应由社会边际成本曲线与需求曲线的交点来决定，也就是Q₀的产出水平。那么，如何才能使产出水平由Q₁回复到Q₀，从而消除社会的效率损失呢？庇古提出了“庇古税”的主张，即政府可以按照生产企业造成的边际外部成本的大小向企业征税，使税收成为企业内部成本的一部分，这样就把外部成本内部化了。此时企业的内部边际成本曲线由原来的S上升为S′，这时它就会以S′和D的交点来决定产出水平，从而使产量为Q₀。这种使外部成本内部化的税收被人们称为“庇古税”。庇古提出了两种实行“庇古税”的办法：一种是向每一单位的产品征收一个给定数额的税收，税收的大小由边际外部成本的价值量来决定。由于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的产量比较容易确认，因而课税对象也能确定下来；另一种方法是直接按外部成本征税，也就是对企业排放的污水、废气以及其他有害物质的数量来征税，而不是按企业的产量来征税。两种方法中，最关键的问题都是确定外部成本的价值。在理论上，可以把外部成本的价值确定为受到环境污染的人的支付意愿。比如，要想知道污水在边际上给人们带来的影响值多少钱，就可以让他们回答这样的问题：若采取措施减少一定量的污水排放，你愿意花多少钱？将所有受污染的人愿意支付的价格加总起来，就可以得到外部成本的价值。然后将此外部成本的价值分摊到企业的产量上，就能得到每一单位产品所造成的外部成本。要使经济回复到效率状态，就应向每单位产品征收这一相等于外部成本的庇古税。当然在现实中人们不一定都愿意表达自己对外部成本的评价，而且这一做法会使企业失去减少或消除外部成本的积极性。所以还必须根据企业边际外部成本的变化调整征税的标准。外部成本的价值还可以这样来确定，即估算社会消除这一外部成本造成的效率损失需要花多少钱？但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使社会花费比外部成本大得多的代价，从而使社会损失更大。政府的政策目标是生产产品的收益与生产产品的成本在边际上相等，从而使效率最优，而并非是消除污染。因此，第一种外部成本价值确定法是更现实可行的。

“庇古税”的提出，为人们解决外部成本问题从而提高社会的经济效率提供了非常有借鉴意义的方法，税收可以促进社会效率的观点拓展了人们有关税收经济影响方面的研究思路。这种可贵的尝试是值得肯定的。

此外，庇古还深入探讨了税收效率问题的其他方面。他讨论了埃奇沃斯的牺牲法则，认为征税会有“宣布效应”并对此作了清晰的分析。所谓“宣布效应”，就是政府在开征一种新的税种或改变一项税收政策（如提高某一税种的税率）时，纳税人会感到他所面临的选择发生了变化，因此会调整他的经济决策行为。这就产生了税收的宣布负担，庇古将其称为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损失。庇古接下来分析了所得税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得出的结论是：在所得税的税收收入以及具体的纳税人给定的情况下，累进税率造成的宣布负担或损失比之比例税率和累退税率下的损失要大。但是要得到一个给定的税收收入，在累进程度较低的税率政策下，势必会对较低收入的人征收较多的税，这样一来，到底是累进税率还是比例税率抑或是累退税率将会产生较大的“宣布效应”就变得不确定了，也就是政策制定者无法判断哪一种税率会造成较大的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损失。

庇古还继承了马歇尔用需求和供给弹性的概念来分析税收问题的方法。他指出，尽管税收有“宣布效应”从而纳税人会调整其经济行为，如改变劳动和休闲的选择，但改变劳动供给在现实中可能不会很多，因为毕竟劳动供给的弹性是较低的，所以税收的“宣布效应”对这方面的影响较小，也就是生产效率不致遭受大的损失，倒是应对税收所带来的收入分配问题给予更多的考虑权数。他还指出，根据最小牺牲原则，在计算所得税税基时应扣除储蓄，因为如果将储蓄包含在所得税税基中的话，那么对未来消费所课征的税率就会高于现在消费的税率，这样就会违背最小牺牲原则。他解释说，这是因为储蓄是收入的一种弹性较大的用途，如果要对它课征的话，也应该使用较低的税率。所以，庇古认为要实现税收效率就应该采用支出税，当然可以对一些支出项目予以扣除。但是他又认为，采用累进税率的支出税是不可行的，因此要选择扣除投资收入的所得税作为替代的办法。为了限定支出范围，防止不合理的意外收入被扣除，庇古指出扣除数只限于未来的投资收入。这一扣除法启发了50年后的经济学家，当他们讨论要向支出税转轨的问题时，其思想渊源便可追溯到庇古。庇古还指出，对其他一些来源的收入也要考虑到税收的“宣布效应”，不能一概而论，而要对它们采取区别对待的税收政策。比如，庇古认为，对未改良的土地价值进行征税便不会产生“宣布效应”，因此可以把它确定为税收收入的一个基本来源。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意外收入。当然，向已经长期占用某一块土地的所有者课征高税率的土地税时应小心谨慎，以防过于严酷，从而使效率受损。在分析产品税的“宣布效应”时，庇古同样也运用到了需求弹性、供给弹性等概念，他认为：“筹集一定收入的最佳方法……是通过税制，在这种税制之下，当我们从使用很有弹性的需求或供给转向弹性越来越小的需求或供给时，税率就越来越高了。”但这一问题显然是非常复杂的，因此他认为，设计一个最佳税制“需要有一个功率更大的分析引擎”。

庇古不愧是对财政学作出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他将效率问题放在税收理论的中心位置的做法为当代最优税制的研究添砖加瓦。而最优税制理论已成为近代税收理论中最富有生命力的研究领域之一，这不能说没有庇古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