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国家的福利支出模式

1.福利支出负担沉重

首先，福利支出水平逐渐增加。福利国家模式在战后建立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福利保障制度日趋完善以及福利覆盖范围扩大，导致福利支出水平增加，进而各个福利国家都面临这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福利支出水平的增加。由于在战后的一段时期内，经济的重建是战后的主要内容，福利政策热衷于改善人民在经济重建过程中的生活水平，日益增长的非理性的福利支出所带来的高成本问题被人们忽略了。对于处于上升阶段的经济状况来说，福利支出水平的增加不会带来特别的严重的问题，但是当福利支出水平的增加超过经济发展水平的增长，并且支出水平占GDP的比重逐年增加时，人们开始意识到福利支出水平提高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OECD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占GDP的平均水平为25%，占公共开支的比重为60%，成为公共开支的主要构成部分^[1]。从福利国家的国家购买水平即社会支出来看，整个西方国家面临着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经济和低速增长的局面时，福利国家的社会支出却仍在增加，在国民生产中所占份额还在继续提高。从表4－1中可以看出，瑞典、美国以及德国等七个国家从60年代起，社会支出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在1960年，瑞典的社会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15.6%，到1980年，这一数据已经达到33.2%，德国的社会支出从17.1%上升到26.6%，而美国这一数据的变化是从9.9%上升到18%，无论是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还是保守主义福利国家，亦或是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在整个欧洲经济危机时期，都没有控制社会之出占国民总产值的比重的增加。

表4－1　部分福利国家社会支出占国民总产值比例表　　单位：%

资料来源：A.Cochrance，Comparing Welfare State，London，1993，P243

其次，福利支出水平的增加加大了政府的财政负担，直接造成福利国家政府财政的赤字。直到70年代末，各个福利国家都面临着财政赤字导致的福利政策难以维持的局面，福利国家的财政支出困境给政府带来越来越重的公共负担。高水平的福利政策是以各国严重的财政赤字为代价的，1973年，瑞典的财政赤字达到44.1亿瑞典克朗，1981年达到531亿瑞典克朗，英国的政府财政赤字从三亿英镑增加到120亿英镑，而法国更是从7亿法郎上升到923亿法郎^[2]，政府财政入不敷出，赤字的大幅增加，使整个福利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降低或停滞。福利国家普遍性的财政赤字的迅速增加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为了弥补财政赤字，福利国家开始大规模地向国内外举债，扩大国债的规模。瑞典的国债规模从1973年的360亿瑞典克朗，到1982年增加到2728亿瑞典克朗，英国从1973年的375亿英镑这一规模水平，增加到1981年的1108亿英镑^[3]，使政府的财政负担日益严重。由于福利支出水平的刚性特征，福利支出水平一旦上升后，要想降低福利水平在实践上很难进行。除了向国内外进行举债以减少财政赤字，福利国家还增发通货，这就加速了福利国家的通胀程度，使原本已陷入低速发展的经济状况更加举步维艰，福利国家模式的实施面临困境。

最后，逐渐增加的福利支出挤占了国家财政用于其它领域支出的比重。政府通过福利国家模式对社会资源进行收入再分配，但是政府进行再分配的资源是有限的。用于福利保障支出的增加就意味着生产等其它部门支出的减少，继而对整个社会经济产生宏观影响。虽然说政府用于福利保障支出的增加提高了人们对消费的需求，提高了人们的购买力，进而促进了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是，只有在消费品急剧增长的前提下，购买力的增加才会使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得到满足。如果购买力增加超过消费品的增加，消费品供给不足，便会导致通货膨胀。只有消费品增加与购买力增加相一致，福利政策的才是有效可行的。到了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导致整个福利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在经济实力减弱的同时，养老金、各种津贴的支付购买力并没有随之减弱，使公共政策的实施与经济的发展背道而驰，社会的购买吞噬了国家其他投资的投入资源，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不仅如此，福利国家税收的增加导致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用于政府消费。福利支出的快速增长与经济的低速增长的共同作用，必然会导致福利国家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之中。在解决财政危机的同时，逐渐扩大的外债规模使社会上大部分的私人储蓄被用来购买国家债券，侵占了生产性投资所用的资金，从而影响了私人垄断组织的资本积累。福利国家面临着消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提高现象，以英国为例，1970年英国的用于消费的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0%，到了1980年，这一水平提高到82%;德国从70%上升到75%;瑞典更是从75%上升到81%^[4]。

2.企业竞争力下降

首先，日益增加的福利支出使福利国家的劳动成本上升，造成企业生产的低效率。在原有的工资率水平下，市场的劳动供给降低，进而降低了企业的生产率。从成本的角度看，人力成本提高导致企业产品价格上升，进而削弱了商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时也影响了企业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削弱企业的资本投资，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投资利润率的降低使企业在创新，竞争力以及扩大企业规模等方面都广受影响。福利水平日益提高，企业利润率的日益降低，是福利国家企业所普遍面临的困境。同时，高水平的福利保障使社会的失业率提高，人们往往会在福利和工资之间做出选择，福利成了限制劳动力供给的制约因素。从国际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流动来看，福利国家的高标准的福利待遇吸引国外劳动力到福利国家参加工作，这就引发了福利国家移民的热潮，国内较高成本的劳动力与国外较低成本的劳动力进行比较的前提下，国外劳动力更有优势，在经济低速发展时期国内工作岗位有限的条件下，使国内的劳动力失业情况变得更加严重。虽说较低的成本的国外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人力成本，但是，国内的失业率的增加反倒加剧了企业的负担。

其次，税收的加重影响了企业的原始积累。福利国家福利政策的实施所需资金的重要来源渠道就是企业的税收，福利国家的开支不断上升的同时，企业的税收也不断提高。逐渐加重的税收减少了企业的利润收入，影响企业的资本积累。从表4－2可以看出，在1973年，福利国家税收占GDP的比重英国为31.36%，瑞典为39.18%;到了1982年，英国这一数值已经上涨到38.48%，而瑞典已经达到49.16%。从其他国家也可以看出从1973年之后，福利国家的税收逐年上涨。另外，企业是福利制度的主要负担者，当福利国家在70年代面临大范围的失业时，企业还要承担整个社会的福利负担。福利国家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避免社会问题出现，所以坚持代价高昂的福利支出，这必然会损害了企业投资者的投资热情，进而影响了经济的发展。由于原始积累的减少，使企业机器设备的更新以及技术的进步都大受影响，再加上日益增加的税收以及不断下降的企业利润率，制约了企业的发展。

表4－2　西欧国家税收占GDP的比重　　单位：%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年鉴》，第七卷，1983年，第五页;第八卷，1984年，第70页。

最后，消费性福利开支的增加削弱了社会化大生产的物质基础。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资本的积累，但是庞大的福利开支却减少企业的资本积累，由于税收的增加导致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用来公民消费，而企业用于发展经济的资本在不断缩小。资本积累的形成缓慢，使企业生产的技术进步受到严重的影响，与此同时，也严重的制约了机器设备的更新换代，这直接降低了企业的投资率，导致劳动生产效率低下，在市场上产品缺乏竞争力，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下降，使福利国家的经济停滞不前。以出口的制成品为例，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等一些福利国家所出口的制成品占市场份额的比重，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在经济危机发生之前，福利国家制度注重公平忽视了社会的效率，导致企业的创新下降。如前所述，高额的劳动力成本，日益降低的劳动参与率使企业产品缺乏竞争力。在经济危机中这对低速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来说犹如釜底抽薪，社会内部矛盾激化，整个福利国家经济面临滞胀的困境，使福利制度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之中。

3.福利供给低效率

首先，福利制度促使人们福利依赖的形成。在福利国家中，福利政策的实施在社会中形成了奖懒罚勤的效果，这是福利国家给付的高水平和税收供给的高额度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福利国家给付的高水平使失业的人们可以享受到免费的福利待遇，另一方面来看，在经济市场中辛苦工作的人们要缴纳高额的税收和福利费用。在这种双重作用影响下，缴税后的工人的实际收入水平与失业者的福利水平差距较小，人们工作积极性严重受挫。越来越多的人们宁愿不工作来选择休息，还可以得到国家的福利，人们的工作热情大大被削减，没有主动工作的活力，在社会中形成了养懒汉的消极风气，助长了人们在工作中的惰性，福利国家成了懒汉的天堂。越是像社会民主主义这样福利水平较高，给付限制较少的福利国家，劳动者的工作主动性越弱，例如在瑞典，旷工率是德国和荷兰的两倍^[5]。福利国家制度下存在着越来越多放弃工作，靠政府福利来维持生计的“福利妈妈”和“懒汉”，削弱了劳动力市场的生计和活力，福利国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自立精神”^[6]。

其次，福利制度的设计越来越缺乏效率。福利国家模式建立之初，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解决了战后的贫困问题，福利制度的制定向贫困阶层倾斜，福利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有效的保证了贫困阶层群体收入再分配效应。随着战后几十年福利国家制度的发展，社会中不同的利益集团逐渐显示出各自的组织力量，使福利国家制度逐渐向新的阶层倾斜。有组织的比较强大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多的从福利国家制度中获益，试图夺回战后被工人阶级夺走的社会经济福利。在这个过程中，中产阶级福利供给的增多导致福利政策收入再分配效应的下降，另外，也违背了福利国家制度在建立之初的宗旨。在福利国家社会中，越是有稳定收入的富裕的群体阶层越能够得到福利制度的保障，越是灵活就业的贫困的阶层，福利供给的制度保障效果越低，这就导致从福利国家制度中受益的并不是真正贫困的阶层群体，而是组织程度更高、更接近权利的相对较富裕的阶层。这种现象在英国得到比较明显的显现，青年、妇女以及移民的有色人种所形成的新无产阶级所得到的福利保障，要远远低于有组织的中产阶层从福利国家模式中所得到的服务，新无产阶级被更多的社会福利项目排斥在外。

再次，福利制度的制度刚性。福利保障支出水平具有刚性的特征，这是由两三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公民被赋予社会权利，在拥有社会权利的条件下具有享受福利保障水平的资格。权利一旦被赋予，资格一旦被确定，是很难被取消的。福利水平的削减会被认为是对公民权利的剥夺，公民会据理力争维护自己的既定权益。第二，国外政党轮流执政，在政党竞选宣言中，公民绝对不会将手中的票投给将在未来削减自己享受的福利水平的一方政党，这就导致任何一方政党不会轻易削减福利水平。因此福利水平在长期的发展中具有刚性的特征，福利水平只有上升的空间，很难有福利水平下降的可能。第三，现收现付代际支付的制约。随着老年人口增多带来的社会需求的增加，无论是养老支出还是医疗保健支出都在不断攀升。当代老年人的福利支出由现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者负担，到了这一代劳动者成为老年人口时，将会成为期望获得不低于当代老年福利水平的群体，如果其享受福利时的需求水平低于供给福利时的付出水平，则会引发代际矛盾。

最后，福利制度没有有效的解决失业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期间，严重的失业问题是福利国家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科技的更新换代使社会上低技术含量的劳动者成为科技进步下的失业者，经济的低速发展使社会中的工作岗位缩减，就业机会越来越少。福利国家模式不仅仅没有有效的解决现实社会中的失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福利国家模式本身还加重了失业问题，使各个福利国家在长期存在且不断增长的失业问题下无法自拔。福利国家制度存在的问题也使失业率居高不下。如前所述，福利制度的高水平使劳动力成本提高，福利的温床使就业者就业意愿降低，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企业千方百计减少受雇用工人数量，这加剧了福利国家的失业问题。不仅如此，在长期失业中存在的长期失业群体，工作能力的锐减以及就业意愿的退化，导致其很难再回到劳动力市场中。失业群体的增加加大了福利支出，福利的支出又抑制失业群体的再就业，使福利国家陷入恶性循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