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其他重要文献的看法与评论

3.1.4　国外其他重要文献的看法与评论

除了以上所论及的关于产业竞争力的观点外，许多学者陆续也对产业与国家竞争力进行理论与实证性的研究，对于厘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有相当的贡献。首先，波特的钻石模型受到许多质疑，包括钻石模式中因果关系过于模糊、四个要素的内涵有部分重叠、政府角色内涵不清、对于部分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解释能力不足、未能考虑全球化趋势与跨国公司发展的影响、未考虑产业文化的因素，以及钻石模型在实证上缺乏客观的操作性指标等。

由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关于产业竞争力至少有两个可待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其一是针对原有钻石模型的内涵加以厘清，包括四大钻石因素中所应包含的项目、因素间关系的探讨，以及实证指标的建构等；其二则为钻石模型的补充。诸多研究结果发现，除了原有的四大因素外，似乎存在一些原有钻石模型中所忽略的重要变量，使得钻石模型在解释部分国家竞争力时解释力不足，而目前学者指出的因素至少包括产业文化、国际化与全球化趋势可能的影响等。

对于原有钻石模型内涵的探讨方面，许多研究对钻石模型中的因素陆续加以补充，而实证结果也证实了各项因素中对竞争力具有较强解释力的项目。例如在生产要素中，波特认为要素的高质量较之低成本对于竞争力的贡献应较大，但大部分的实证研究结果却发现（Murray，1986；Kurth，1990），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要素成本的相对重要性多高于要素的质量。而认为要素质量相对重要者，其所定义的要素质量则体现于技术性劳力使用比例（Liu and Song，1997）或研发水平的高低（Nalura，1993；kanz，1994）上，因此在实证时，对于要素质量的定义可利用类似技术程度高低或技术性劳动力使用比例等方式加以衡量，如此可解决要素质量难以量化的问题。而在需求条件方面，Porter认为除了内需市场的规模外，需求的复杂性（或挑剔的客户）也相当重要，不过实证的结果并未能证明需求复杂性对于竞争力有正面的贡献，这一因素可能仅是波特的个人观点，尚有待实证研究的支持。另外，相关支持产业的效果以及企业战略、结构所导致的竞争强度，相关文献的结果大致与波特的研究结论一致。

另外，在实证指标的建构方面，许多文献都属个案探讨，仅是通过主观性的描述或判断，对于产业或国家的各个钻石因素的强度加以衡量。少数进行较大规模实证的文献中，又以厂商问卷调查方式作为衡量的主要方法，Kanz（1994）及WEF的评估方式都是如此。但这样的衡量方式使分析单位十分模糊，特别是利用厂商问卷来研究国家或产业的竞争环境，由于调查对象层次不同，对相关概念认知上也有差异，得出的结论将有很大的限制。

在钻石模型的补充方面，多数研究认为波特钻石模型中对于全球化影响的探讨不足，此点与IMD、WEF的看法相当一致。Dunning（1993）认为在多国籍企业快速发展的趋势下，波特的单国钻石模式不足以衡量竞争力，其研究中指出，全球化的趋势下，其实许多重要资产（例如专利权）掌握在单一的大型跨国企业中，这些企业是通过海外直接投资（FDI）或寻找新市场，取得优势而廉价的资源。而国际资金、劳动力与技术的取得或移转方式与以往也大不相同，而这些都是原有钻石模式中所没有考虑的。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的是一个超国家钻石模型，通过利用国际交易占国内交易的比重、贸易结构中商品与资产的种类、经济体间互动的形式等三个方向，来探讨全球化的可能影响。不过，Dunning（1993）并没有对超国家钻石模型的建构有进一步的说明，其理论也被批评所探讨的议题太过宽泛，也难以实证（Cartwright，1993；Nalura，1993）。

Rugman and Verbeke（1993）用双钻石模型解释美、加两国间的关系，如图3.2。该研究也认为钻石模型偏重对单一国家竞争力的探讨，但对于小型、开放与重视贸易的经济体（如加拿大等国）而言，单国钻石模型考虑本国对外的投资与贸易，却忽略了海外直接投资（FDI）对当地国的重要贡献。以加拿大为例，其经济发展其实与美国息息相关，波特原有的钻石模型却不能针对这一因素加以考虑，因此应将两国的钻石模型加以联结而形成双钻石模型。这一模式对北美地区的竞争力与各主要产业集聚的发展较之单国模型更具解释力。不过，双钻石模型对两国间钻石因素的关系没有完整的描述，模式中仅强调部分因素具有相互关联性，对于何种情况下需结合他国钻石模型，或究竟需要结合多少国家的钻石模型都未有讨论，因此并不足以发展成一般性的理论架构。不过，这些研究进一步确认了全球化趋势下，由于各国间的互动日益增加，来自国外的各项影响因子也变成了探讨竞争力时不容忽视的议题。

Wayne R. Cartwright（1993）以波特的钻石模型对新西兰进行实证分析，但结果显示解释能力不佳。波特模型不适用于新西兰的原因是： 第一，选择那些以本国为基础的出口产业是有偏差的，该方法没有选择那些通过对海外产品和价值增值投资而更有竞争力的产业；第二，对于所研究的产业的资料集中在本国的信息，而没有研究海外已经存在的客观环境。为此，Wayne R. Cartwright在波特模型的基础上补充了五个海外变量： 国外要素条件的可取得性、与国外环境中相关与支持性产业的联结性、海外市场的消费者特性、海外竞争强度、产业国际化目标与其结构的优势程度等。该研究中认为除了考虑原有国内的钻石结构外，国外市场中的相关要素也应一并加以分析，如此才能真正解释一国中各产业的相对竞争力，但该研究中对于这五项国外环境变量的衡量仍采用主观性的描述，缺少客观的衡量与定义。Wayne R. Cartwright的多因素模型，不仅适用于研究小国经济、出口依赖工业国和以资源为基础的工业国的国际竞争优势，同时还保留了原始钻石模型中有用的因素。

Vernon（1966）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强调不同国家间因技术差距，造成特定产品在不同国家中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因此新产品刚开始时会在技术创新的国家生产，之后随着技术的成熟，转由海外其他拥有便宜的低技术性劳工的国家来生产。此种国际比较利益的改变，会导致产业国际分工程度增加，结果将使资本品与中间产品进出口的比例上升，而消费品与初级产品的比重下降。中国台湾、美国、日本与欧洲相关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这种情况，而通过国际分工与贸易，许多研发的成果会由先进国家和地区外溢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并进一步通过规模经济与学习曲线，对其产业国际竞争力产生正面影响（Grossman and Helpman，1999）。

Buckley， Pass and Prescott（1988）在对英国的银行与保险业竞争力研究中，提出国家竞争力的3P架构（如图3.3）： 投入面的发展潜力（Potential）；管理面的组织、规划与控制过程（Process）；以及最终所展现的国际竞争力或绩效（Performance）。3P之间应该是互相依存的，缺乏其中任何一项因素，或是三者之间的联结不够紧密，都会削弱一国的国家竞争优势。

Kotler， Jatusripitak， Maesincee（1998）认为全球力量与趋势的变化，为国家带来明确的机会与威胁，每个国家掌握机会与面对威胁的能力（如图3.4）与该国所“蕴藏的能量”有关。这些要素包括社会的（如文化、态度、价值、社会凝聚力）、经济的（如要素禀赋、产业组织）、政治的（如领导能力）。这些要素的质量可以是自然赋予的（如自然资源），或是创造出来的（如国家的产业组织）。这些要素可能是静态的（如一国的文化、态度与价值），或是动态的（如政府领导能力与产业组织）。这些要素有些属于结构性的（如资源禀赋），有些属于行为的（如政府领导能力），另外有些则属于两者的组合（如国家的产业组织）。

芮明杰教授（2004）在波特教授的“钻石体系”中加了一个核心，即知识吸收与创新能力，并指出： 有了这个核心，企业才能真正发展出自己产业的持续的竞争力。他认为中国产业发展的现在与未来首先要培养自己的知识吸收与创新能力，其次，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并在产业链中谋求更好的位置，进而在全球经济中保持与发展自己的产业竞争力，如图3.5所示。

图3.5表明，中国要形成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应通过各种政策，激励企业走自主创新之路。要致力于提升生产要素的结构和水平，创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要致力于扩大国内需求，加快制度创新。

综合以上的文献可以发现，影响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因素其实有两大来源，除了过去单国钻石模式中的四个主要内生因素外，由于全球化趋势下，跨国公司与国际分工兴起后，来自全球互动下的许多因素对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力将与日俱增，其重要性不容忽视。虽然有部分学者已经看到这个趋势，但尚未有完整的研究，在其相关变量的确认与衡量上，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现把多位学者对于波特的国家竞争力的钻石模式的评论归纳于表3.2。

学者们对于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研究，丰富了产业竞争力理论，同时对产业竞争力实践也具有指导意义。这也启发我们，在知识经济的今天，在分析一国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时，应该综合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来考虑，知识吸收和创新能力在影响一国产业竞争力提升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