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用跨界的人才

政策制定能力是政府整合高质量的信息、资源的能力，也是政府履行自己职责所必须具备的能力。

近年来随着科技在现代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发达国家更加重视采用功能性产业政策促进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而在中国的产业结构政策中，政策部门则试图从各个行业中挑选出需要重点发展的先进技术、工艺和产品进行扶植，并挑选出落后的技术、工艺和产品进行限制和淘汰。政策部门需要对上百个细分行业中众多技术、工艺和产品的前景、经济性与市场进行准确的判断和预测，而这是一项政府部门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以科技研发中的外部性为依据很难支持这些政策的合理性。

如同张维迎教授所说，政府官员不具备企业家的警觉性和判断力，不能依靠官员来制定产业政策。“如果官员意识到某样技术的重要性，那这个技术一般已经过时了。”产业政策要想成功，意味着政府要有能力比市场上的其他主体更准确地预测哪些行业更重要，并给相关企业更多政策上的优惠和资源上的倾斜，从而产生“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张维迎教授还举了个例子，此前有段时期政府曾大力发展显像管技术，投资了数十亿美元花在显像管的生产线上，结果还没装配好，技术已经过时了，显像管完全被淘汰了。再比如，特斯拉实现电动汽车的模块化电池了，我们还要大规模扶持汽油发动机、柴油发动机吗？云计算都来了，我们还要扶持基础软件吗？那制定产业政策能不能靠企业家呢？也不行，张维迎教授举例称，假如1990年美国任命比尔盖茨负责制定产业政策，那么互联网肯定会遭受重大的打击，因为当时比尔盖茨只在乎个人计算机，而不看好互联网。

既然很多人都怀疑官员制定产业政策的能力，那我们的确应该反思对照，应该提升制定政策的能力和水平。

在政策制定上，政府机构往往是“后知后觉”。究其原因是，许多政策制定者没有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工作经历，不懂技术和流程。尤其是，目前是一个跨界的年代，新工业革命融合了机械、自动化、电气等“硬件”，还包括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等“软件”。这样一来，未来的行业主管部门领导干部既需要有宏观视野，懂产业、懂经济，还需要有微观经验，懂技术、懂生产，甚至还需要有国际视野，精通外语，这样才能够第一时间把握前沿趋势，推出“新产业政策”，把握新工业革命机遇。也就是说，就政府主管机构而言，只有具备这种跨专业、跨领域、跨学科的人才，才能胜任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行业管理工作。但是，这种跨界人才的招募和培养谈何容易？这恐怕也是未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挑战—在跨界时代，没有跨界人才来领军，如何制定“新产业政策”呢？所以，就政府机构领导干部人才储备而言，亟待一种新的人才培养方式，要将引进与培养相结合，积极挖掘招募跨界人才，充实高端跨界人才的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