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费雪派数量说之批评

费雪派数量说当以费雪的货币数量说为代表，故在批评时亦以此代表的学说为对象。费雪的数量说缺点很多，兹将其主要者列举于后：

第一，影响货币价值的因素极多，但费雪之数量说将其他一切因素或假定其不变，或认定其变动不足重视，而归结到货币数量为影响物价水准之最重要的因素，而演成其机械数量说的最后结论。这种说法，使人对他有“知其一不知其二”之感。在事实上，以现实经济体系之复杂，价格机构绝不会如此简单。在此种复杂的机构中，各种因素对于物价之作用及物价对于各种因素之作用，是交感的、相互的、错杂的；以费雪所用的文字来表示，大致可得下列两种方向的变动（→表示可以激起其所指因素之变化）：

（1）以M之变动为出发点，则M→P。

（2）以T之变动为出发点，则T→P7⁽⁵⁴⁾。

此外更有V之变动不计算在内。在此种种关联中，数量说所能适用的，只是以（1）项对于物价所引起之直接变化和间接变化为限。至于（2）项变化以及个别物价之特别变动，则必须用其他学说去解释。坎南教授在这方面的看法非常透彻。坎氏谓：“货币数量说只坚持着：‘假若其他事项不变，X因A之变而变’；而不管另一种说法：‘假若其他事项（包括A）不变，X因B之变而变’，亦同样可以成立。在事实上，X价值之决定因素，种类众多，除A与B而外，以其他每一因素为主题，均可作同样之假定，成立同样的命题。经济学者往往忽视此点，主张其中的一个命题，而自以为已把握整个的关键；其实并不尽然，其所主张者只是看到问题的一方面而已。因此，甲学者着重A因素，……主张‘X的A说’（A theory of X）；乙学者着重B因素，……主张‘X的B说’（B theory of X）；其实二者并不冲突，仅为同一事理之两面，解释者正着重一面而忽略他一面而已。”⁽⁵⁵⁾无疑地，数量说仅为“X的A说”，并不能解释货币价值问题的全部现象；费雪对于此点，实在不够客观。

第二，费氏认M、T为独立的因素，M增加不能增加T，T变动时不能使其他因素随之变动。此种假定或认定，可谓由于忽视现行交换经济制度之特性使然。在实际上，M增加时，如该社会之生产弹性不为零，则或多或少定能引起T之变动；反之，T变动时亦定能引起其他因素之变动⁽⁵⁶⁾。此种事实至为显明，不必再加细述。

第三，V、V′并不是常数。当M、M′有变动时，V、V′每常有所变动；而且V、V′之本身即一种极富于弹性的事象⁽⁵⁷⁾。在通货膨胀之初期，人民误认物价上涨为暂时现象而延迟购买，及在后期，已发觉此中秘密，则拼命购买；在前一期中，P上涨程度较M增加程度为小，在后一期则前者较后者远大⁽⁵⁸⁾，此则必须由V、V′之变动去解释；而且V、V′之此种变动实由M、M′之变动所引起。费雪硬认V、V′为常数，实为违反事实之论。

第四，金属主义学者对于费雪谓货币之为何物所制成实全无关系，唯数量为决定价值之因素表示反对。例如安德逊即谓货币价值之决定因素实为货币之质而不是量⁽⁵⁹⁾。这种批评与货币的本质相违背，故吾人对之可以不加考虑。

第五，密塞斯批评费雪之数量说，谓费雪认定数量说仅能适用于货币价值之解释，但费氏对于此种说法并未加以证明⁽⁶⁰⁾。确实的，费雪对数量说之仅能适用于货币价值的理论基础，未能有详确的阐述。数量说之所以仅能适用于货币价值的解释，实由货币之本质与其特性使然。在第一章中，对这方面已有详细的阐述，兹不再加解说。

第六，费雪所举之货币数量增加的三个实例中，第一种办法是政府将货币之名目（denominations）加一个倍，例如将1元货币之名目改为2元，如此，则过去之半元货币必改名为1元，过去1元货币必改名为2元。第二种办法是政府将过去之每一个货币均改铸为两个。第三种办法是增加货币数量一倍，而将此增加之货币给予原来货币之持有者⁽⁶¹⁾。密塞斯批评此种实例之不当。密氏谓第一、第二两种仅为名目之变更，而非货币数量之真正的增加。第三例则为货币之真正的增加，但亦极易引起误解。他在此例中，将新增货币按各人所持旧货币之数目分配，使旧货币持有者的货币数量加倍；此实与现实情形根本不相符合⁽⁶²⁾。在事实上，货币数量加倍，绝不是一次增加的，而是在一定期间内逐渐增加的；同时，在数量增加以后，绝不是原有货币持有人之数量均告加倍。所以，这种实例实使人容易发生误解。

第七，M与M′之比率，并不如费雪所说者之严格。费雪所提的两项理由，即：第一，银行存款准备金与存款每成一定的比例；第二，人民使用存款和现金每有一定的比例，在实际上并不如此严格。安德逊列举实际数字证明此两项理由均不能成立⁽⁶³⁾，并批评费雪，谓其对于现代银行制度的内容未加重视，即对于具有弹性的银行信用及放款与存款之关系等，未曾充分地明了⁽⁶⁴⁾。在银行业发达的社会中，由货币数量增加，而物价上涨，而企业受刺激进而趋于扩充，于是向银行借款之需要增大，银行放款增多，致使M与其准备金间之比率发生变动⁽⁶⁵⁾。总之，费雪在这一方面太忽略了现代银行机构及其运行之实际情形。在本论文中，对于M与M′之比例不再加以重视，更不强调其间具有何种比例。我们所重视的只在于两者合计究竟有多少，至于两者之区分及其比例若何，实不重要。

第八，关于P之批评，大概可分下列诸项：

（1）费氏认定P为被动的（passive）因素，由其他各因素所决定，而不能进而决定其他因素，这是一种错误。一方面P为各因素所决定，成为被动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以已经确立其某种高度为起点言，亦能成为自动的因素，进而使其他因素发生变动。例如，物价上涨每能促产业之扩充与发展，促V、V′之变动，这是极显而易见的事实。费氏谓人为地使P上涨1倍，而M、M′、V、V′、T不变，则P之上涨实不可能。事实上，在P上涨时，其他因素中自然必有早已变动者，P之上涨方有可能，此种假定实无多大意义，即使由此种假定而证明P之为被动因素，但并不能即此而断定P之无自动性。所以，费雪认定P仅为被动的因素，实与事实相违反。

（2）费雪公式中的P是趸售物价指数包括258种商品、工资指数和股票指数的加权平均数⁽⁶⁶⁾。趸售物价指数的权数为30，工资指数的权数为1，股票指数的权数为3。有些人怀疑着，这样的一个物价水准究竟能否代表货币购买力？自然，这是很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但是，这是一个技术方面的问题。我们希望统计学的日趋进步，使这个问题能逐渐解决。在现阶段中，我们只能用一种粗陋的方法去表现物价水准之变动。我们可以说：至少在现阶段中，欲求此种表现方法之精确而全无缺憾，实为不可能的事。故当前的问题仅在于如何使表现方法之缺憾减至最低度而已。

第九，费雪自认其数量说仅能适用于“正常”时期，而不能适用于过渡（transitional）时期。所谓“正常”一词，究竟其用法如何，其含义如何，实极富弹性⁽⁶⁷⁾。具体地说，究竟过渡时期有多长的时间，此种过渡时期是真有这样的时期，抑或为假设的理论的范畴所谓正常时期，究竟每隔若干时日才出现一次，出现的时候，各因素是否真的彼此调节适应而形成一种静止的均衡状态（stable equilibrium）⁽⁶⁸⁾，对于这些问题，费雪自己没有明确的答复。总之，即使真有所谓“正常”时期出现或保存，这时期出现的机会也太少，存在的时间也太短，这时段在经济体系运行的整个时间中也太不重要；故数量说所能解释的，以整个经济发展史而论，也实在太微乎其微了。更何况所谓正常时期是否真正存在，真正出现，尚成问题呢！

在货币相对数量说中，将矫正此种缺憾，根本不分所谓正常时期和过渡时期。以货币数量增加之时日为起点，假定货币数量增加以前，经济结构呈现着相当安定的均衡状态，于是进而在理论方面去研究各时段中物价之变化，直至经济结构进入另一新的均衡而后已。自然这是一种理论的范畴，使人用以解释物价与货币数量间之关系的一种工具；至于在实际上，货币数量之增加是连续的，前一次增加的影响未终结，后一次增加的影响又被加入，于是前后累积，永无止境。同时，以发动力之性质为准，货币数量之增加可分两种：一为货币数量自动地增加，即非由于工商业之需要而增加货币数量，使货币之相对数量增大；一为货币数量被动地增加，即源于工商业的扩展与发达，货币需要增大，而促使货币数量增大，但货币相对数量不致增大。货币相对数量说的研究对象仅以前一种货币数量之增加为限，后一种增加则不列入讨论范围之内。在实际的社会中此两种货币数量之增加，在某种程度以内每难有确切的界限。可是货币相对数量说既是一种理论的范畴，对于此种复杂的实际情形自然不能面面顾到；此则唯有希望此说在实际应用时需特别小心而已。

第十，费雪用统计数字去证明其公式之正确⁽⁶⁹⁾。此种证明不仅毫无裨益，而且使其数量说之“机械性”的程度更见深刻，缺憾更显暴露。如前所述，影响物价的因素至多；同时，货币的增加依其发动力之性质为准可分为两种：一为自动地增加，促货币相对数量之增大；二为被动地增加，不致促货币相对数量之增大。另外，以经济发展之发动力为准，亦可分两个方面：一为由货币因素所刺激而成者，二为由非货币因素所促成者。在如此复杂的场合中，竟由各种因素共同作用而构成的物价统计数字，来证明物价与货币数量之单纯关系，实把经济事象看得太简单了。货币相对数量说是一种理论的范畴，其所能解释的原有一定范围，我们绝无意于利用统计数字来证明其正确。

第十一，费雪公式中仅以货币与存款为研究对象，而未将汇票期票等流通工具并入讨论范围之内，这是很大的缺憾。费雪以为这种信用工具虽然对于物价有影响，但这种信用工具的使用，不过是使用支付工具的迟延，票据到期以后仍须以支票或现金去收回。例如商人以三月期票购买棉花，三月到期，仍须以现款去收回此项票据。结果仍与以现款购买无异，故费氏认定此种信用工具不必列入。但是，在事实上，这种信用工具如经银行承兑是可以转让的，故一张票据每不只发生一次交易，而可以有两次以上的交易⁽⁷⁰⁾。安德逊主张将费氏的交易方程式加以扩充，如：

MV＋M′V′＋BV″＋EV‷＋OV‷′＝PT⁽⁷¹⁾

B代表账簿信用，V″代表此时期中一平均的账簿信用额之次数，E代表汇票，V‷代表其流通速度，O代表其他流通工具，V‷′代表其流通速度。此种扩充的公式，与现实经济情形自然能够符合。但在理论方面，却可以不必如此细加列举。我们以为用广义的含义之货币一词，去包括一切流通工具，似乎比较简单而明了，而且使适用的时间和空间之限制亦告减少。

第十二，费雪公式的作用，有一个单位时间的假定（费氏以一年为例），那就是说在一单位时期内，货币的支付数量等于货物的交易总值。然而在实际上，在一个单位时期内，有许多的交易，只有单向的移转，或只有交货而不付款，例如赊卖（sell on credit）；或只有付钱而不提货，例如解账，这些交易就不能包括在费氏公式之内。但是，却不能说这种交易不会影响到一般的物价。自然，这也是费氏数量说的一个漏洞。

总之，费氏数量说之所以特别惹人批评与攻击，大部分是由于其欲用简单而机械的原理去表现复杂的事实，而且要用内容复杂的统计数字去证明此单纯原理之精确，因而显得缺憾重重，反不如剑桥派数量说仅作原则上的概略叙述之为愈。我们认定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中之学说或法则只是一种倾向的陈述，只能求到相当程度之精确；如欲过求精确，则不仅是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货币数量增加（或减少）将使物价上涨（或下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则陈述此种倾向的数量说，谁也不能加以否认。但是我们也应承认：这种倾向仅是复杂的价格机构之一个方面，故数量说也只是解释货币价值问题的许多学说之一个，并不足以解释价格机构之整个现象。数量说应该是一种理论的范畴，务须将经验对象中之复杂性与多样性尽可能加以洗滤和净炼；既如此则理论与现实多少总有些距离，故绝不宜用现实的统计数字作证明。所以费氏学说遭人批评可分四方面：第一是缘于货币本质论的差异，此种批评全可不加考虑；第二是缘于假定前提之采静态分析；第三是既采静态分析而又要毫不加以补充去应用于动态事象之解释，更用实际的统计数字去证明其精确；第四是为了要精确，使表现此种物价倾向之技术上的方法，非常重要，而事实上又无法使此种表现方法能做到天衣无缝的境地，于是漏洞毕露，致在其他各家数量说中根本不成问题的，在费雪学说中却都成问题了。

但是，费雪对于货币理论亦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事实上，影响货币购买力的因素，何止千万？如不抱定一定的观点，从一定的出发点和角度去分别观察，将不知从何处说起！无论何种社会现象或自然现象，其构成因素都是很复杂的。如果不加以洗滤和净炼的功夫，而将此种错综复杂的现实事象为研究对象，则一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定律，都无法确立。例如，心脏跳动与其所受刺激的数量是成正比例的，此为医学中所公认的定律。但是，常因主观的和客观的种种因素，可以抵消或加重刺激的影响，而使在事实上的刺激与反应间之关系，不如理论所言者之确切。又如经济学中的供求法则，认供过于求则价格下跌，求过于供则价格上涨，久为世人所公认。而实际上，也有需要增加，而价格不变或者反跌的。故尽管理论与事实不十分符合，但理论仍可确立不移。所以尽管因其他因素之不固定，致物价与货币数量之间呈不成比例的变动，但吾人绝不能否认数量说之成立。而且，在其假定的前提下，费雪派数量说在原则上（除表现之技术方法的某些缺憾而外）是正确的。同时，费雪氏于影响货币购买力的许多因素之中，从交易的立场，确定五个因素为直接的因素，连成一个公式；再从这五个因素分别去探究各项间接因素，使这个千头万绪的问题，能有条不紊地体现出来。虽然数量说的基础已由前人奠定，但费雪之整理与阐述的功绩，却是不可忽视的。所以，在建立货币相对数量说之新的体系时，吾人并不抱根本推翻旧式数量说之念头，只打算以“逐渐逼真”的研究方法，将旧式数量说列为整个步骤中的一种形态，而改变其在货币价值理论中之地位，同时，在新的体系中，把“其他事物不变”的假定，逐渐减缩，到最后则根本放弃此项假定，以完成动态分析。在表现方法上采交易总值的观点，平易而与现实相接近，全无玄妙空泛的意味在内，亦多可取。所以在新体系之建立时，拟沿用此种交易总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