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剑桥派数量说的批评

前面所述剑桥派各家数量说，基本精神与主要观点虽称一致，但终究若干论点彼此有些差异。故对于此派数量说加以批评时，有将各家分别立论的必要。

庇古的数量说有优点，亦有劣点，分条列述于后：

第一，庇氏假定全体货物之结合体的价值，由小麦之数量为代表去体现出来；法币价值之高低，由其能购到之小麦数量的多少去表示。此种办法，在纯理论的立场而言，因其根本不发生“物价水准”与“货物总体”之表示方法的问题，能免去许多枝节的表现技术问题，故在这一点上似较费雪派所采接近现实的表现方法为优。庇氏数量说所遭批评所以远比费雪所受者为少，一部分固由于其立论比较客观而不过于机械，另一部分则实由于其表现方法之逃避现实，将困难的各项表现问题轻轻地滑过，而得到一种玄虚的解决。但是，这是优点，也是缺点。用逃避现实困难之办法所得到的结论，在实用上的价值势必为之减色。社会科学本是以现实社会为研究背景的，其表现方法也以力求与现实相接近为佳。此种故弄玄虚的办法，实非吾人所敢苟同。同时，在现在，统计学已有相当进步，对于物价指数与生产指数等的编制已有相当程度之可靠性，用与现实相接近的方法去表现，并非全不可能，更用不着要用此种玄虚而远离现实的假设办法。总之此种假设的办法离现实太远，也非一般人所能了解，实用起来亦与现实情形完全不符，这实是庇氏数量说的重要缺憾。

第二，由供求法则之应用出发，演化而成货币数量说，这是很确切的。但用“人民以货币形态所保存之资源的比例”去代表货币需要，此种说法似乎也有些近乎玄妙，而不易为一般人所了解。此其一。同时，全体货币在各时点上总是被全社会中的人民保存着：资源被人保存的比例即使不变，若此比例之资源在流通过程（自离生产过程以后至最后消费过程以前）中，交换的次数有变动，物价水准势必有变动。庇氏对于资源在流通过程中之流通次数对于P的影响，并没有顾到，同时也无法顾到。此其二。同时，所谓全社会中之资源，究竟包括些什么，用什么方法去计算其被人民用货币形态所保存比例，更用什么方法去表示此种比例之变动，对于这些问题，庇氏均没有提供具体的解答，恐怕也根本提供不出完善的具体办法。此其三。此外，庇氏是以时点（a point of time）为准，而不以时期（a period of time）为准。但数量说之动态分析，务须将时间因素加入，而且所谓时间因素，必须具有长度（length），即必须是时期而非时点，始有意义。而时间为连续的，不可以“时点”为准去加以肢解。所以，以时点为准的研究方法，只适于静态分析，而不适于动态分析。此其四。总之，庇氏和其他剑桥学者所采之“货币需要”的含义与其表示方法，实有玄虚而不合实用的种种缺憾，非吾人所敢采择。故吾人在新体系中，拟采费雪的方法，视货币的需要包含于全体商业交易总量中，用此交易总量之大小去代表货币需要的大小。

第三，庇氏在分析中，将下列两项变动同等地包括于讨论之内：①货币需要变动引起货币供给与物价之变动；②货币供给变动引起货币需要与物价之变动。在实际上，因为经济组织与货币机构所具之特质，使上列第一项变动不应包括于数量说的研究范围之内。此中理由，约可分下列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货币需要增加时，即资源总量增加或其被人民用货币形态所保存之比例增大时，因现行经济组织之基本特质在于追求利润，在于不能有物价长期下跌的现象发生，故货币供给有立即增加，以资适应，而免酿成物价惨跌的危机之必要。此其一。同时，由于货币机构之特性，使货币供给之适应比较容易。尤其在现代，支票制度发达，钞票印发与流通均甚普遍，货币需要一经增加，除经济恐慌时期而外，货币供给马上可加以适应。即在金属货币时代适应比较困难，但并非全不可能；如币值的减低，钞票和支票的发明与逐渐推广及应用，即为适应此种需要而来。此其二。货币需要之增加如系由于产业增大、人口增多等原因，则其速度每甚温和，而且是逐渐向上的，故极易适应。此与货币供给增加之情形实有所不同。此其三。此外，在事实上，由于种类力量和情势的驱使，整个货币发展史实为通货膨胀史，即在长期中，货币供给增加之速度和程度，大体上是较货币需要增加之速度与程度为快为大，即货币相对数量，在整个货币史上，实是与日俱增的。此其四。有此四点，故吾人对于货币需要增加而引起货币数量增加的一项，不应也不必并入讨论范围之内。只需以货币数量自动增加而引起货币需要与物价之变动为研究对象。

另一方面货币需要减少，即无异于货币相对数量增大，则货币数量说可以应用，而不必特别标明出来。所以，货币数量说所要研究的，应以货币供给自动变化为出发点所引起的货币需要及物价之变动为限：即从货币数量变化出发，去研究物价在整个经济体系中之反应状态。至于货币与物价两者之其他关系，则不应并入讨论范围之内。

第四，P为一单位货币所能购到之小麦量，此种说法，一来与现实社会计算物价之方式不相符合，二来假定以小麦量去代表一般物资量，实太抽象。故在新的体系中，不拟加以沿用。

以上四项均系庇氏数量说之缺点。以下各项则为其优点。

第五，以人之全部骨骼为喻，指明各因素之相互关系，实属客观而正确。绝非费雪之机械的数量说所能望其项背。

第六，将法币分为广义的与狭义的两种范围，此与费雪之视货币为主币，其他为货币之代用品的看法不同。此种看法与现实情形较相切合。

第七，供求之综合分析是以弹性为解释的工具，可谓有独到之处。但谓货币之需要弹性常等于一，则与事实不符。

第八，庇氏谓因货币数量变动而发生之物价变动，因时距有长短之不同，变动情况亦有差异。分析物价动态而注重时间因素，实属庇氏之一大贡献。

第九，谓货币供给与货币需要并非独立的因素，实可以互相影响；故谓货币数量说应用时，务须注重供求双方面，可谓切合现实。

综括地说，庇氏数量说的优点在于客观而不机械，对货币供给变动所引起之各种变化，大体上能面面顾到；其劣点在于表现方法之逃避现实，迹近玄虚，使其在实用上的功能，为之减色。在新的体系之建立时，吾人当尽量采取其优点，对其劣点则极力加以避免。

霍特里之数量说，有其优点，亦有其劣点。下列前二项为其缺点，其他则为优点。

第一，霍氏数量说的最大缺点即为不纯粹。霍氏将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分开，用“未消耗准备”学说去作静态分析，而将“消费者所得”与“消费者支出”的学说去作动态分析。霍氏谓“未消耗准备”学说不能应用于动态分析，于是不得不更采“消费者所得”和“消费者支出”的学说作动态分析，以资补充。此二种学说之间，实有种种矛盾存在。

在“未消耗准备”学说中，谓社会中流通之货币量即构成全社会之“未消耗准备”总量，假若将此种说法应用于动态现象，则货币与信用增加时，即“未消耗准备”增加，而促物价上涨。但在其“消费者所得”与“消费者支出”的学说中，则谓信用增加，一部分将使“消费者差额”增加，一部分使“消费者支出”扩大；后者扩大，即消费量增大，货物出售量增加，于是使零售物价与批发物价先后上涨；又谓信用增加时，“消费者支出”增加愈大，则“消费者差额”增加愈小，其对于物价之影响愈大；“未消耗准备”之总量增加愈慢，则物价上涨愈快。于是此中即包含种种矛盾，即①在“未消耗准备”学说中，视P与“未消耗准备”成正比例而变动；在“消费者所得”与“消费者支出”的学说中，则视P与“未消耗准备”成反比例而变动。②在静态分析中，以时点（a point of time）为准，而在动态分析中，则以时期（a period of time）为准。③在静态分析中，以暂息中的货币为准，而在动态分析中，则以被消费者支出之货币为准，即以流通中的货币为准。④在静态分析中，认为人们所以需要货币，是因为各人购买物品为从事商业必要储存相当的货币，以便随时随地使用，即货币之功能在于存储备用中；而在动态分析中，则认为人们所以需要货币，是需要它去作交易媒介和流通工具，即货币之功能在于购买中。

总之，第一种看法与剑桥派诸家相同，但仅用作静态分析，而未作动态分析之用。第二种看法与费雪派之立场大致相似，唯解释方法有所不同。故霍氏的数量说实有立场不确定、内容不纯粹的弊病。

第二，在静态分析中，将“未消耗准备”总值与该社会财富的总值对等起来；在动态分析中，将“消费者支出”与市场中待售的物资对等起来。霍氏在这方面只作原则上的提示，而全未涉及如何去表现的问题，使霍氏数量说在实用价值上为之减色。

第三，以现代货币与信用机构为其研究背景，尤其注重信用机构，可谓切合现实的情势。

第四，所下货币之定义，针对其所认定的货币职能而发，认由法律规定或由习惯形成之偿付债务的手段，均可谓之货币；将货币与信用同等看待，实较费雪等将二者分别看待为优。

第五，以货币、信用数量变动而引起物价变动为研究范围，未将其他部分混入，研究对象甚为单纯。

第六，认为静态均衡几乎从来未曾实现过，故以动态分析为主体。

对于罗伯逊货币说之批评，约有下列数项：

第一，罗氏调和费雪派和剑桥派的两种观点，分采供求说和数量说，前者以时间为主，后者以时点为主；前者注重流通中之货币，后者注重暂息中之货币；实则二者同属货币数量说，应同由货币之本质与其特性所演化而成。罗氏谓供求说由货币与货物之共同点出发而形成，实则在实质中，货币之供求与货物之供求，含义根本不同，罗氏所见者仅供求之表面和形式而已。

第二，罗氏在费雪派和剑桥派两种方法之选择上：认为各有优点，可谓客观之至。但对费雪方法评其以无生命的商品之流转为准，而与人的心意之运行，比较疏远。吾人以为在社会科学中，各种定律或学说，与人之心意的运行比较疏远者，为数极多。如格莱辛法则（Gresham's law）谓劣币驱逐良币，已成为公认之定律；但并未将“人之心意的运行”直接在定律中表现出来。又如供求法则，亦已确立不移，但也并未将“人之心意的运行”直接在此法则中表现出来。故一种学说与“人之心意的运行”比较疏远，实不见得一定是该学说的缺憾；反之，另一学说而与“人之心意的运行”比较接近，亦不见得一定是该学说的优点。吾人以为一种学说之是否与“人之心意的运行”相接近，没有多大关系；能够比较接近固佳，即在某种限度内而比较疏远，亦未尝不可。吾人以为选择此两种方法时，当以数量说之整个体系之是否严整、单纯、切合现实情势而能作动态分析为准则。无疑地，费雪派数量说的方法，实比较能够适合此种标准。

第三，直接以当今之货币机构为背景去研究。不像有些学者之先以普通货币为讨论范围，然后再行推广及于银行信用对于物价之影响。此其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