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传统的新古典派经济学家

凯恩斯原先是深受英国剑桥传统熏陶的一个新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一个货币学家。至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是如此。早在1905年，他就被他的老师阿·马歇尔认为深具才华，劝他终身致力于经济学的研究。马歇尔曾为此写信给他的父亲老凯恩斯说：“你的儿子在经济学方面表现突出。我曾告诉他：如果他将来决定投身于职业经济学家行业，我将欣喜万分；当然，我必须对他不加勉强。”⁽¹³⁾后来，他果然成了马歇尔的得意门生。1924年7月13日马歇尔逝世，凯恩斯为《经济杂志》（Economic Journal）写了包括有马歇尔传略的讣告，长达62页，对马歇尔的经济学术业绩称颂备至。马歇尔夫人对此大加赞赏，写信给凯恩斯的母亲说：凯恩斯所写的讣告至为优美，马歇尔在其门生中以有凯恩斯而感到自豪。⁽¹⁴⁾

凯恩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所写的论著完全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观点。例如，他在1911年所写关于欧文·费雪（I．Fisher）的《货币的购买力》的一篇书评⁽¹⁵⁾，对费雪的货币数量说加以称颂，并将马歇尔在金银委员会及印度货币委员会的证词，认为是李嘉图以来货币理论方面最好的论述。这种评论表明他这时确实是一个沉湎于新古典派传统经济学说的经济学家。

又例如，他在1913年出版《印度的货币与金融》（Indian Currency and Finance）一书。这是他的第一部专业著作。他建议印度采用金汇兑本位（虚金本位）的管理货币体制，已超出了正统的说法。但他的这种货币体制建议是根据简单的古典分析得来的。在这本著作中，凯恩斯信奉货币数量说，并在这种正统分析方法的基础上，为印度寻求价格稳定的途径。不论这种献策是不是一种最正统的计划，凯恩斯的经济分析无疑是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说中演化出来的。⁽¹⁶⁾

总之，凯恩斯长期受新古典学派剑桥传统经济学说的熏陶，这种理论观点已深入脑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他是一个十足地信奉新古典派经济学的经济学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即1915年初，他以经济学家的身份被征召到英国财政部任职，最初职位不高，但旋即晋升很快，负责战时经济最重要的方面之一，经管关于重要的输入、英国的外汇支出与其盟邦之协调的问题。他在这期间发表的文章在内容上趋于保守，没有多的新见。

到战争结束后，特别是英国1920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随后遭受20世纪20年代长期慢性萧条，凯恩斯才在一些重要的经济问题上，陆续提出同新古典经济学传统教义大相背离的论点和主张，从此进入其新的就业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形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