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服务贸易竞争力分解与比较研究

张龙　盛彬彬　王春秋　张鑫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长春　130607）

【内容摘要】　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经济的发展水平，服务贸易竞争力是评判服务贸易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影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因素有很多，且具备一定的时空变换性。中日两国存在着频繁的经济往来，对比两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解研究，对加快东亚服务贸易合作进程十分重要。该文运用恒定市场份额法与波特竞争优势理论就中日两国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贸易竞争力及分解状态分阶段进行分析，主要得出中日两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决定因素存在差异、分类服务贸易出口倾向不同的结论。

【关键词】　服务贸易　竞争力　分解研究　比较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了更好地应对国际贸易发展新趋势和培育服务贸易竞争力，各国学者开始对服务贸易竞争力及分解状态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与服务贸易的经济地位相比仍显不足。梳理发现，关于服务贸易竞争力及分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指标法和模型研究上。对于利用指标法的研究，学者通常以比较优势指数（CA）、产业内贸易指数（G-L）、贸易竞争力指数（TC）、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相对贸易竞争力指数（RTC）、相对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RCA）等评价指标来测量服务贸易竞争力。如李莹、熊涓（2007）运用CA指数对日韩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分析，得出日韩服务贸易竞争力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结论；贾燕霞、胡丹婷（2009）运用G-L指数对中日韩三国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分析，得出日本服务贸易竞争力强于中国和韩国的结论；蒋文（2011）运用TC、RCA指数对中日韩三国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中日韩三国服务贸易整体均不具备比较优势，各行业服务贸易竞争力有所差异；韩岳峰、张龙（2013）运用RTC、RRCA指数对中日服务贸易的竞争性及互补性进行分析，得出中日服务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同时存在，且竞争性居多的结论。对于波特竞争优势理论的研究，学者通常选取要素条件测度指标、需求因素测度指标、支持性产业及相关产业的测度指标等对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相关研究。如张译匀（2008）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额与人均城市化率、FDI等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发现人均城市化率对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贡献权重最大；庄惠明、黄建忠、陈洁（2009）首次运用“钻石模型”理论，选择将FDI、人口结构素质等9个因素用于计量经济模型中，分析对服务贸易竞争力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认为我国在服务贸易发展过程中，服务贸易竞争力并没有同步跟进；王英（2010）通过构建灰关联熵模型对影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因素进行排序，得出各因素对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程度不同的结论；宋丽娜（2012）通过将竞争优势理论应用于服务贸易领域，尝试建立服务贸易竞争力影响因素体系模型，得出就业人数、需求水平、支持产业是影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主要是单一使用理论或评价指标对服务贸易竞争力及分解状态进行分析，很少使用联合方法进行研究。为此，本文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指标量化并与恒定市场份额（CMS）二阶分解效果指标对应，对中、日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竞争力及分解状态进行研究。

1951年，恒定市场份额（CMS）分析方法第一次被提出，该方法现已成为国际贸易研究领域的主要分析工具。该模型将一个国家的一种产品的出口划分为二阶效果：

我们可以进一步将上述公式分解为二阶效果，具体为：

其中，Δq代表目标国家目标产品的出口额增长量；s代表目标国家目标产品的出口额占世界该产品总出口额的比重；s_i代表目标国家的i产品出口额占世界市场该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s_j代表目标国家向j国家出口产品占世界向该国家出口的份额；s_ij是一国向j国家出口i产品占世界市场向该国家出口该产品的份额；Q_i表示世界市场i产品的出口值；Q_j代表了世界市场向j国家的出口额的总量；Q_ij代表了世界市场向j国家出口i产品的出口额的总量；上标0代表分析区间的期初指标，上标t代表分析区间的期末指标；下标i代表所展示的是第i种产品，下标j代表所展示的是j国家；Δ代表分析区间期初与期末的差值。

恒定市场份额两阶段分解效果的含义及其相对应的竞争优势理论见表1，两者的对接状态可以用该表格对位的形式加以说明。

表1　恒定市场份额与波特竞争优势理论对接表

注：为叙述方便，本表中的地区特指“中、日两国”，一阶含义和二阶含义解释项后面均省略“所引起的服务贸易出口变动”。

本文取1998—2012年中国、日本、中日双边服务贸易作为研究对象，相关数据来源为：中国历年服务贸易额、UN Service Trade Database、WTO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库（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中国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等官方网站。具体数据来源均已在数据表下方标注，尤其是日本服务贸易2012年的数据是作者根据相关数据整理所得，可能存在微小误差，但不影响分析结果。为分析比较中、日两国不同时间段服务贸易竞争力及其变化过程，本研究将研究区间分为三个阶段：1998—2002年为第一阶段、2003—2007年为第二阶段、2008—2012年为第三阶段。

为了研究需要，本文将运输服务、旅游、建筑服务、其他商业服务划为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将通信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咨询、广告、宣传、电影、音像划为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在此基础上，本文整理中、日两国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进口值、出口值、进出口总额等数据，依据整理的基础数据，运用上文模型公式计算，进一步可得中、日两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分解情况。笔者将对具体数值做出经济解释，并根据当时经济环境做深层次原因分析。

根据前文介绍的模型公式，计算得出中国知识/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CMS二阶效果分解结果（见表2）。

表2　中国知识/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CMS二阶效果分解结果（单位：百万美元，%）

注：①由于小数点保留问题，表中下级数据加总不一定完全等于上级数据，存在较小误差；

②在对期初、期末值进行差额计算时，进行了同期处理，避免通胀等因素的干扰。

（1）结构效果及二阶分解效果分析

通过CMS二阶效果分解数值可以看出，结构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51.5%、78.8%和91.4%，纵向对比发现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增长趋势明显，说明在中国经济总体增长过程中，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额也随之显著增长。①增长效果分析。增长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54.1%、44.8%和58.6%，比重状态表现较稳定（50%左右），说明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因地区整体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需求的增加而保持稳步增长的势头。②市场效果分析。市场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15.1%、44.2%和18.0%，呈现“倒V型”走势，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在第一阶段中国将更多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产品向需求相对小的国家出口，出口分布不够合理（深层原因有可能是在中国加入WTO的初期，对世界服务贸易产品的格局和自身竞争力定位不准），而第二阶段的高比重说明政府从第一阶段的不合理出口导向中发现问题，并对产品的出口地进行了相应调整，第三阶段的稳步数值说明产品布局调整后，产品出口在地区内实现了一定均衡。③商品效果分析。商品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6.1%、-8.2%和15.0%，整体比重呈现“V型”走势，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在第二阶段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生产结构不合理，内部各行业的产出比例不符合地区实际出口供需比例，第三阶段的高弹性回升说明政府对产品内部生产和出口比重进行了合理调整，且效果明显。④结构交互效果分析。结构交互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4.4%、-2.0%和-0.1%，由于结构交互效果是出口商品的结构与出口市场分布共同作用的结果，理论上应具备二者中表现更强势一方的特征，但并不绝对，如第三阶段的结构交互效果是-0.1%，而同期的商品效果和市场效果分别是15.0%和18.0%，具体原因我们可以从市场效果的“倒V型”走势角度分析，造成这一负值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在接下来的比重调整过程中，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市场效果比重下滑过大。^[2]

（2）竞争效果及二阶效果分析

竞争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28.6%、18.9%和6.9%，呈现下降的趋势。竞争效果占比正相关反映相对出口的能力，即竞争效果占比下降意味着同期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相对出口额增长速度下降。在整体竞争效果方面，三阶段占比分别为31.6%、43.7%和27.6%，表明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具备一定的整体竞争力。具体竞争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3.0%、-24.8%和-20.7%，均为负值，表明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在特定市场竞争力较弱，有必要调整出口方向。

（3）二阶效果及分解效果

二阶效果主要是在结构效果和竞争效果两方面展开研究，动态结构残差效果的数值在第二、三阶段均小于零，表明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份额的增长速度逐渐下降。

（1）结构效果及二阶分解效果分析

对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来说，结构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97.1%、67.8%和138.6%，说明在中国经济总体增长的过程中，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出口额也随之增长，增长势头比同期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更猛（第二阶段略低）。①增长效果分析。增长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167.6%、90.7%和311.2%，表明随着世界经济及整体出口额的快速发展，中国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加速增长，明显快于同期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增长速度。②市场效果分析。市场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31.5%、-10.1%和-41.7%，均为负值，表示中国集中向相对慢速增长的市场出口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中国的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主要是出口发达国家）。③商品效果分析。商品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40.7%、21.8%和-44.5%，整体比重呈现出“倒V型”走势，劳动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商品效果截然不同，这表明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类型在不同阶段是不同的，并且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和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发展正好呈现出互补的关系，即表现为发展相对较快的出口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的时期，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出口发展较慢，反之亦然。④结构交互效果分析。结构交互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2.8%、-34.7%和-93.1%，由于结构交互效果是由出口商品的结构与出口市场分布共同作用的结果，理论上应具备二者中表现更强势一方的特征，但并不绝对，如第二阶段的结构交互效果是-34.7%，而同期的商品效果和市场效果分别是-10.1%和21.8%，这一现象可能是由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几乎全部出口向发达国家引起的。

（2）竞争效果及二阶效果分析

竞争效果三阶段的比重分别为-19.4%、49.7%和-58.4%，整体表现出了“倒V型”走势，且三个阶段的相对波动较大。从整体竞争效果角度来分析，竞争效果在第三阶段甚至降到了-142.8%，表明在竞争力方面，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相对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来说表现为逐步下降的趋势。但其具体的竞争效果却表现为逐步上升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中、日两国出口结构比较稳定的条件下，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变化引起了中国出口额总体的增长，并且优化了出口结构，变化方向变为利于出口增长的方向。

（3）二阶效果及分解效果

从三阶段二阶效果、纯二阶效果和动态残差效果的对比看，第二阶段的中国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比重发生了较大的波动，说明中国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在经济增长较快的市场中，出口份额的增长具备一定的不稳定特征。

（1）结构效果及二阶分解效果分析

由表3数据可知，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结构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244.9%、61.4%和119.0%，比重均大于50%，第一阶段比重甚至大于200%，表明出口变动是引起日本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结构效果变动的主要因素。①增长效果分析。增长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56.9%、16.7%和25.8%，比重状态表现出一定的波动性，说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因地区整体出口额的增加而保持稳步增长的势头，但相对中国，其增长速度较为缓慢。②市场效果分析。市场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169.8%、33.0%和66.4%，整体比重呈现出“V型”走势，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在第二阶段日本将更多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产品向需求相对小的市场（国家）出口，出口倾向不够合理；而第三阶段的比

表3　日本知识/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CMS二阶效果分解结果（单位：百万美元，%）

注：由于数量级问题，表中下级数据加总不一定完全等于上级数据，存在较小误差。

重回升说明了日本政府从第二阶段的不合理出口导向中发现问题，并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产品的出口地进行了相应调整。整体来看，即使是在第二阶段，日本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市场效果也在合理的范围内，市场选择较为合理。③商品效果分析。商品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30.7%、-14.5%和13.2%，整体比重呈现出稳步增长走势，说明日本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生产结构在逐步优化，内部各行业的产出比例较为符合地区实际出口供需比例。第三阶段的正值分解效果说明日本政府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产品内部生产和出口比重处在合理的范围内。④结构交互效果分析。结构交互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8.9%、26.1%和13.6%，对照同期市场效果和商品效果可知，在日本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二阶分解效果上，市场效果起到决定性作用，日本政府应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更加合理地选择服务贸易产品分布，以形成更加明显的出口竞争力。

（2）竞争效果及二阶效果分析

竞争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29.3%、16.3%和10.1%，基本呈现上升的趋势，竞争效果占比的提升表明相对出口数额也随之增长，即在相同阶段，日本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出口高于其他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日本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在逐步提升。整体竞争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21.9%、67.5%和51.0%，表明日本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具有一定比较优势，近年来相对中国，其优势更加明显。具体竞争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51.2%、-51.2%和-51.0%，均为负值，且绝对值较大，表明日本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朝着对出口增长不利的方向发展。

（3）二阶效果及分解效果

二阶效果具体的研究对象为一国服务贸易出口额的变动程度，主要是在结构效果和竞争效果两方面对其展开研究，动态结构残差效果在研究中的数值在第一、三阶段均小于零，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对日本的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来说，在增长相对较快的市场中，出口份额的增长速度逐渐下降，由原先的较快增长转变为现阶段的较慢增长。

（1）结构效果及二阶分解效果分析

对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来说，结构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1386.8%、45.3%和83.6%，说明在日本经济总体增长的过程中，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出口额也随之增长，增长势头比同期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更猛（第二阶段略低）。①增长效果分析。增长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412.7%、-16.8%和18.2%，表明随着世界经济及整体出口额的快速发展，日本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在前两个阶段呈现下降趋势，第三阶段才有所好转。②市场效果分析。市场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339.9%、33.9%和26.8%，第一阶段为负值，表示日本在该阶段集中向慢速增长的市场出口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第二、三阶段的正值说明这一状况通过政策调整有所好转。③商品效果分析。商品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918.0%、31.1%和15.0%，整体比重呈现下降趋势，这表明日本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逐渐减少。④结构交互效果分析。结构交互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283.4%、-3.8%和23.6%，由于结构交互效果是由出口商品的结构与出口市场分布共同作用的结果，理论上应具备二者中表现更强势一方的特征，但并不绝对，如第二阶段的结构交互效果是-3.8%，而同期的商品效果和市场效果分别是31.1%和33.9%，这一现象可能是由日本知识密集型服务几乎全部出口向发达国家引起的。

（2）竞争效果及二阶效果分析

竞争效果三阶段的比重分别为494.2%、100.5%和48.2%，整体竞争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312.4%、96.1%和56.4%，具体的竞争效果三阶段占比分别为181.8%、4.4%和-8.2%，均呈现下降趋势。表明在竞争力方面，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表现为逐步下降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日本的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在逐渐降低，在发展过程中优势不足。

（3）二阶效果及分解效果

通过二阶效果、纯二阶效果和动态残差效果的对比发现，第二阶段的日本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比重都发生了较大的波动，说明日本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在经济增长较快的市场中，出口份额的增长具备一定的不稳定特征。动态结构残差占比表现出持续下降的发展趋势，且在最后一期呈现出-60.5%，这是一个绝对值较高的负值，其形成原因可能是日本对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制定政策限制，其出口很少，因此在需求增长较快的市场中所占份额增长缓慢甚至出现相对负增长。

由上述分析可知，不论纵向的三个阶段还是横向的两类不同属性的服务贸易，其发展过程中的二阶分解效果存在较大的差异，发展过程中各具特色。服务贸易出口的特点可以间接地反映该地区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对其具体的优势分析如下：

对于中、日两国分类服务贸易结构效果，通过横向与纵向对比分析，发现两国服务贸易均表现出一定的增长趋势，具体二阶效果存在一定差异。以增长效果为例，中国和日本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增长效果均大于零，说明地区出口额的增加会引起地区附近各个国家出口的增加，并增加各国发展服务贸易的动力。中国和日本服务贸易增长效果比较情况如图1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虽然中国和日本分类服务贸易的增长效果发展趋势大致相同，但增长幅度存在较大差异，均在第二阶段出现大幅度下降，并在2008年以后开始出现回升，但日本的回升速度大于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日本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增长情况和效果均优于中国，这与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认为的中国主要是靠数量增长并不矛盾。通过类似方式可以得知中、日分类服务贸易市场效果、商品效果、结构交互效果同一阶段表现不同，相应的政策调整时间也不同，这与两国的服务贸易发展阶段及其他外部因素有关。

图1　中国和日本知识及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增长效果

在对竞争效果进行比较分析的过程中，可以得知近年来中国和日本在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发展方面国际竞争力发展趋势不同，中国服务贸易竞争效果总体呈现出下降趋势，日本服务贸易竞争效果总体呈现出上升趋势（日本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虽然表现出一定的下降趋势，但总体仍然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具体来说，在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整体竞争效果方面，中、日两国均具备一定的整体竞争力。近年来日本相对中国，其优势更加明显。在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具体竞争效果方面，中、日两国在特定市场竞争力均较弱，日本的竞争力比中国更弱，出口增长发展不利，有必要调整出口方向。在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整体竞争效果方面，两国均表现为逐步下降的趋势，但日本的占比绝对值在缩小，说明日本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与市场需求的匹配度在好转；但具体的竞争效果却表现为逐步上升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中、日两国出口结构比较稳定的条件下，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变化引起了中国出口额总体的增长，并且优化了出口结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知，在动态残差的比较中，中国的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占比为正值。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中、日两国间，中国主要满足了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产业的增长需求。但是在第三阶段，中国的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的整体竞争效果占比为负值，这也表明了中国在该方面的发展虽然占有绝对的市场份额，但是整体发展并不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在生产成本逐步提高的前提下，中国在该产业上的国际竞争力逐步恶化。

通过研究中日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得出如下结论：

（1）中日两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决定因素不同。从表2和表3可以看出，中国和日本的服务贸易竞争力分解一阶效果中都是结构效果在起决定性作用，说明中国和日本服务贸易的竞争力都随经济与贸易的发展而增强，但是在“单线沿途”传导过程中，二阶效果决定因素不同。在中国，增长效果是影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次级因素；在日本，市场效果是影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次级因素。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服务贸易主要靠迅速增长的出口额而获得国际市场竞争力，而日本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主要是靠市场效果进行拉动，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主要靠市场效果和商品效果进行拉动。进一步来说，中国的服务贸易很大程度上是靠出口“量的积累”拉动竞争力，日本服务贸易主要是通过选择市场和优化服务贸易结构提升竞争力。

（2）中日两国分类服务贸易出口倾向不同。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主要出口到需求相对小的国家，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到发达国家，且后者增速高于前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分类服务贸易仍然以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为主。

参考文献

［1］李莹，熊涓.日本、韩国服务业、服务贸易的发展及对中国的启示.学术交流，2007（10）：98—100.

［2］贾燕霞，胡丹婷.中日韩国际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分析.对外经贸实务，2009（2）：74—77.

［3］蒋文.中日韩服务贸易竞争力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特区经济，2011（6）：73—76.

［4］韩岳峰，张龙.中日服务贸易竞争力、互补分析及政策比较.现代日本经济，2013（3）：59—67.

［5］张译匀.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国对外贸易，2008（3）：86—89.

［6］庄惠明，黄建忠，陈洁.基于“钻石模型”的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实证分析.财贸经济，2009（3）：83—89.

［7］王英.加入WTO后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影响因素.黑龙江对外经贸，2010（4）：21—24.

［8］宋丽娜.基于“钻石模型”的服务贸易竞争力影响因素研究.中国商贸，2012（3）：220—221.

［9］赵亮，穆月英.东亚“10+3”国家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分解及比较研究——基于分类农产品的CMS模型.国际贸易问题，2012（04）：59—72.

注释

[1]【基金项目】长春大学旅游学院东北亚休闲经济研究中心科研项目“中日韩旅游服务贸易发展及合作路径研究”（长旅休科合字〔2014〕第2号）；长春大学旅游学院东北亚休闲经济研究中心科研项目“《旅游法》实施后对吉林省休闲竞技发展的影响研究”（长旅休科合字〔2014〕第6号）
本文已发表在《兰州商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2]结构交互效果的走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政策的平衡性问题，它告诫我们不要出现政策的极端现象，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