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新内人党”

“四人帮 ”被粉碎后， 1978年 4月10日，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尤太忠同志接到中央通知，到北京汇报内蒙古落实政策工作情况，同中央领导入一起研究了有关解决 “内人党 ”冤案的遗留问题。随后会同内蒙古党委第二书记池必卿、内蒙古党委常委侯永同志一起，根据中央的建议，起草了《关于进一步解决好挖 “新内入党 ”问题的意见的报告》，呈交中央。这份《报告》是经过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亲自修改、审定的。

《报告》认为： ‘新内人党 ’是全区广大干部和蒙汉各“究竟有没有一个 ？族群众一直关心、并希望给以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大家认为，在揭批 ‘四人帮 ’斗争已经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下，是应该而且有条件对这个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了。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根据在落实政策中了解到的大量事实，使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出：所谓‘新内人党 ’是根本不存在的，当时决定挖 ‘新内人党 ’是错误的，是原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几个主要负责人，在林彪、 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盲目蛮干，大‘四人帮 ’主观臆断，搞逼供信造成的一大错案。因此，应该完全予以否定。” 4月20日，中共中央以中发 [78]24号文件，对内蒙古《报告》作出批示，批示说： “华主席、党中央同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尤太忠、池必卿、侯永同志《关于进一步解决好挖‘新内人党 ’问题的意见的报告》，并望认真贯彻执行。

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宁夏五省自治区也有同类问题。“为了统一思想、统一政策、共同解决好挖 ‘新内人党 ’的遗留问题，中央委托胡耀邦同志通知这五省、区党委各派一位负责同志来京，向这些同志传达这一文件。”

从 1968年到 1978年，整整 10年了。从挖 “新内人党 ”到完全否定所谓 “新内人党 ”组织的存在，耗费了漫长的岁月。至此，这个虚幻之物，终于 “纸船明烛照天烧 ”了。

从后来披露的一些 “文化大革命 ”史料中知道，这个所谓的 “新内人党 ”完全是乌兰巴干等个别坏人捏造出来的，滕海清盲目听信，主观臆断，在康生、江青、谢富治大力支持唆使下，靠刑讯逼供搞出来的。是内蒙古的一大悲剧，也是历史上一大笑话。

据曾担任过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解放军军事法院副院长、参与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检察员图们，在认真研究了 “新内人党 ”问题后在其所著的《康生与 “内人党 ”冤案》一书中揭示：乌兰巴干，原名宝音达赖，曾是伪满兴安陆军军官学校学生，日本投降后 1946年参加人民解放军，任通辽军分区司令部参谋。入伍不久，一次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仓促之间，乌兰巴干被俘了。不料，敌军中刚好有他的小同乡，这个小同乡给他咬耳朵出主意说，只要你交了枪再给长官磕三个响头，就能活命。于是乌兰巴干就趴在地上，给敌军官磕了头，保住了性命。几天之后，这股国民党军被我军击败，乌兰巴干又重新穿上解放军的军装。后在内蒙古党校学习期间经组织审查发现他有变节行为，但考虑到他当年入伍不久，并且没有隐瞒，因此未按叛徒定性，只取消了其候补党员资格，转业到地方工作。乌兰巴干年纪轻轻，受到如此处理，心中愤愤不平。于是另辟门径，尝试着写起小说来了。1958年，他的长篇小说《草原烽火》被选入优秀创作丛书，多次重印，广为流传。

“文化大革命 ”风暴刮起，乌兰巴干摇身一变，成了内蒙古文艺界造反派的头面人物，抢先组织了 “内蒙古揪叛国集团联络站 ”。滕海清来内蒙古走马上任后，这位 “揪叛 ”头头立刻与滕海清挂上了钩。内蒙古革委会刚一成立，乌兰巴干就匆匆忙忙送上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什么货色？》的材料。不久又陆续送交了《“内人党 ”现行叛国罪行报告》《关于发现 “内人党 ”在 1963年在呼和浩特市恢复组织活动的重大案件的紧急报告》。他还发现了什么“内人党”的变种组织——“内蒙古人民统一社会党”，炮制了一份《关于内蒙古人民社会党一案的简要报告》。最后，他主持编写了一本《愤怒声讨“内人党”叛徒集团的滔天罪行》的材料，在社会上广泛传播。

据后来内蒙古有关组织统计，乌兰巴干前后给滕海清办公室呈送由他炮制的几十份有关“内入党”的材料，所发现的“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一共有 100多个。到 1967年冬，他俨然成了“内人党”问题的头号“专家”，在呼市地区先后做了20多场关于“内人党”问题的大型报告。他篡改内蒙古的历史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及苏联的历史，把历史的说成现实的，捏造说历史上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现实中还在继续活动。耸人听闻地提出“四个演变”的谬论，“内蒙古的共产党是内入党演变过来的”“内蒙古的胡说什么 ； 军队是内人党的自治军演变过来的”；“内蒙古的干部是王公贵族演变过来的”； 。他在报告中还说：“内蒙古的共青团是内人团演变过来的”“乌兰夫20年来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发展内人党，甚至 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后还在发展内人党。”

当时身为内蒙古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的滕海清，竟把这位小说家编造的演绎故事作为决策的依据。1968年 1月6日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上，提出了“打一场挖乌兰夫黑线、清（后改为肃）乌兰夫流毒的人民战争”的口号，开展了血腥残酷的“挖肃”运动。2月4号，腾海青、李树德又到北京，在钓鱼台向康生、江青等人汇报了内蒙古革委会成立以来的情况，特别是“挖肃”运动的进展情况。江青听了高兴地说：“我在北京文艺界作的报告，北京没有动起来，文艺界的坏人没有挖出来，内蒙古倒动起来了，他们通过文艺界深入斗争，使整个运动深入前进了一步，挖出了这么多坏人”。“内蒙古阶级斗争比较复杂，革命群众挖出了一些坏人和一些反动党派组织，群众专政指挥部是个好形式。内蒙古革委会成立以后，抓了阶级斗争，康生说：工作做得比较深入扎实。”“内蒙地区苏修、蒙修、日本特务不少。‘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得宽点，不要怕”谢富治说： 暗里是内人党，要把它。“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搞掉。”康生、江青、谢富治一伙对挖 “内人党 ”运动的指示，滕海清经过一番耳提面命，原来心里还曾有所疑惑，现在准备大干一番了。

早在 1963年2月6日，乌兰察布盟公安处在集宁截获了一封以 “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和“蒙古人民革命党委员会 ”名义寄给奥依德布道尔吉，让他转交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蒙古人民共和国大呼拉尔主席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的政治信件。这封用老蒙文书写的 7000字的长信称：“1961年 11月26日召开有22名代表参加的首届党代大会以来 ……最近召开了 43名代表参加的第二次党代大会。”信的主要内容是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政策，提出内外蒙古合并的主张，并提出内外蒙古合并的方针、政策的措施。内蒙古党委和政府对这宗名为206号案件极为重视并立案侦查。尽管全区集中了得力干部经过三年半的连续认真的侦查，仍然没有结果。后来经过反复研究，认为此信所述内容很可能并无其事，而是少数敌对分子使用的反间计，重在挑拨是非，制造混乱，扰乱我内部。这宗未被破获的206号案件像一颗定时炸弹，在挖内人党期间，滕海清等人又自欺欺人、别有用心地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前面加了一个内字，将206号案件当作 “内人党 ”存在的一个铁证。这样，下有乌兰巴干提供的材料，上有康生、江青的煽动催促，内蒙古地区的“挖肃 ”矛头，终于指向了子虚乌有的 “内人党 ”。高锦明对各盟市革委会负责人说，内人党的前两个阶段（1925年在张家口召开成立大会到 1930年的第一阶段，和 1945“八一五 ”日本投降后恢复活动到 1947年“五一 ”大会宣布取消的第二阶段）没有问题，只有从 “五一 ”大会后转入地下的第三阶段的 “内人党”才是 “挖肃 ”的对象，而第三阶段的存在的铁证就是一直没有破案的 “206”号案件。于是滕海清在 1968年中共中央 “四一三决定 ”发布一周年之际，在呼市召开大规模军民集会，宣布 “向乌兰夫及其一切残余势力发动全线总攻击 ”。

就在这时，支持乌兰巴干的 “文代大革命 ”前夕曾任内蒙古党委代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内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的某某，向自治区革委会一位负责人汇报说内大另一位党委副书记的 “内人党 ”问题和 “206”号案件都已经被我们突破了。内蒙古革委会核心小组据此研究决定，秘密逮捕了 8名盟市级以上的干部，对他们分别实行军管、成立专案组，个别审讯。在严刑下进行逼供、诱供、指供，有的人被迫编造了参加地下 “新内人党 ”的假口供，供出了内蒙古党委、政府各委、部、办，各盟市及厅局负责干部 30多人。在刑呐讯逼供下， “内人党 ”越来越多，内蒙古党委机关的蒙古族干部几乎无一幸免，滕海清授意起草并于 1968年 12月22日定稿的《关于 “内人党 ”问题汇报提纲》中，列举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人委厅局长以上干部名单中，有乌兰夫、奎壁、王再天、哈丰阿和特木尔巴根等 44人。说乌兰夫是 “新内人党 ”主席，其他人都是什么中央书记、中央执委、中央委员、秘书长、部长，等等。

巴图巴根被秘密逮捕以后，忍受了残酷的折磨，拒不承认自己是什么 “新内人党 ”，而在滕海清《关于 “内入党 ”问题汇报提纲》的 44人名单中也未敢列入巴图巴根的名字。但是巴盟革委会仍然认定巴盟有一个 “巴图巴根为首的反党叛国集团 ”，巴图巴根是巴盟的 “新内人党 ”党魁，把盟委、公署和处局级 137名负责人打成 “新内人党分子 ”“叛国投修分子 ”全盟受迫害者达 3万多人，其中致残 1万多人，致死 500多人。我这个汉族干部被打成所谓 “新内人党 ”骨干分子，完全是那个 “左”派副书记别有用心的陷害，成为掩盖他残酷迫害蒙汉族干部的牺牲品。

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 “五二二 ”批示下达后，巴盟革命委员会于 1969年 10月28日正式发出第2号平反证明，宣布： ‘新内人党 ’，

“在挖过程中 ”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违背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和党的政策，犯了严重的逼、供、信和扩大化的错误，将史继法同志无证据地打成 ‘新内人党 ’骨干，这是完全错误的。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的 ‘五二二 ’光辉文件和内蒙革发 [69]165、200号文件精神，经盟革委会研究决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予以彻底平反，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挽回影响，给予信任，并恢复工作 ”。10年以后的 1978年 12月5日，中共巴盟盟委根据中央 “四二○”批示作出“巴图巴根为首的巴盟反党叛国集团 ”“新内人《关于对所谓 、 党”等冤、错、假案彻底平反昭雪的决定》，宣布为 “巴图巴根为首的反党叛国集团 ”、 等冤、假案，彻底平反昭雪，彻底推翻一切不实之“新内人党 ”错、词，恢复名誉。我也在平反决定中点名再次宣布予以彻底平反。1977年，巴盟盟委办公室也为我的爱人白健为被错打成 “内人党 ”分子平了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继中共中央 “四二 ○”批示为 “新内人党 ”冤案彻底平反之后， 1979年 1月21日，中共中央又明确批示，同意内蒙古党委 1月15日《关于彻底推倒 “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 ”和“内蒙古二月逆流 ”冤假案的请示报告》，为两大冤案的受害者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至此，内蒙古 “文化大革命 ”期间三大冤案被中共中央彻底否定全部推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