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拴子在阿拉善旗工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郭拴子土匪袭击定远营，曹动之书记遇难牺牲，在阿拉善旗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在中共阿拉善旗工委和宁夏派来的干部中引起了极大的悲痛，工委领导成员中在对阿拉善旗半年多的工作估价和当时形势分析上，也产生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主要是对不利因素看得过于严重，产生了悲观失望和急躁的情绪。宁夏省委对阿拉善旗的局势十分关注，派宁夏军区副司令员曹又参同志和省委统战部长王志强同志到阿拉善旗同工委一起分析形势，统一思想认识，研究如何进一步做好阿拉善旗的工作。为了加强阿拉善旗工委的领导， 1950年 10月，宁夏省委调李健同志任中共阿拉善旗工委书记。

中共阿拉善旗工委第二任书记李健

李健同志，是山东乐陵人，知识分子，抗日战争时期即在陕甘宁边区三边地委从事宁夏的地下工作，是中共金灵工委（后来的中共宁夏工委）余庄子工作据点的负责人之一。解放战争时期， 1948年 8月3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重建中共宁夏工委，为宁夏的解放和接收工作做准备，李健同志任工委委员。宁夏解放后， 1949年 9月任中共灵武县委书记。李健同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多年，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较高的政策水平。经过一段调查研究，在宁夏省委的关注指示下，在曹又参、王志强同志参加指导下，旗工委正确地评价了半年多来的工作，正确地分析了阿拉善旗对敌斗争的形势和阿拉善旗民族上层人士的政治倾向和其内部矛盾与斗争，确定了继续坚持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批评了某些同志对形势看法上的悲观失望情绪和工作上的急躁情绪。确定坚定地争取团结民族上层，把工作重点转向基层，转向牧区沙窝，转向牧民，集中注意力做长期艰苦的群众工作，作为今后几年的基本工作方针。

坚定地争取团结民族上层，把工作重点转向沙窝牧民，集中注意力做长期艰苦的群众工作

旗工委确定在做好民族上层统战工作的基础上，把工作重点转向基层，转向牧区沙窝，集中注意力做长期艰苦的群众工作，是基于以下分析。

（一）国民党特务与郭拴子土匪勾结袭击定远营，阴谋利用阿拉善旗上层内部矛盾，煽动阿拉善旗一部分反动分子，挑起阿拉善旗反革命暴乱，虽然没有完全得逞，但对国民党特务猖獗的破坏活动，绝不能掉以轻心。鉴于阿拉善旗是和平解放地区，地域辽阔，情况比较复杂，我们争取团结民族上层的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仍不巩固，群众工作，尤其是牧区群众工作尚无基础，封建王公的传统影响还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当地民族干部的培养成长还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对共产党在阿拉善旗工作必须有清醒的估计，估计过高，疏忽大意，就会犯绝大的错误。要保持阿拉善旗形势的稳定，防止发生某种动乱和叛乱，必须继续坚持慎重稳进的工作方针，正确地稳妥地执行政策，争取团结上层，进行长期艰苦的群众工作，防止简单急躁情绪。

（二）曹动之同志的牺牲，使我党在阿拉善旗工作付出了巨大代价。曹动之同志为阿拉善旗人民无私奉献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赢得了阿拉善旗人民和民族上层朋友的敬佩和同情；阿拉善旗工委具体组织指挥宁夏省派驻阿拉善旗各单位的干部、盐警英勇抗击，打退了土匪的袭击，保卫了定远营，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和旗工委的威信，使旗工委对阿拉善旗工作有了更大的发言权。阿拉善旗民族上层由于孙祥、杨嘎瓦、孟巴图、陶克图巴依尔等一些反动分子的叛变，勾结土匪杀害曹动之书记，袭击定远营，而旗保安总队和公安局未能有力地防范与抗击，没有给予抗击中的盐务局、贸易公司以必要的援助，政治上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而“中国国民党西北反苏反共委员会 ”特务组织的破获，特务头子张钦武的被捕，也使达理札雅相当难堪，压力很大。民族上层阻挠《共同纲领》的贯彻实施，阻挠改革进步的阻力将会相对减弱。对此也必须予以充分的估计。对开展阿拉善旗工作的不利因素看得过于严重，把阿拉善旗看得一团漆黑，因此而产生的悲观失望和简单急躁的情绪是不对的，也是有害的。

（三）以达理札雅为首的王权派和以罗巴图孟柯为首的实力派的矛盾与斗争依然存在。在匪特袭击定远营、杀害曹动之书记之后，一些人又企图利用此次事件把罗巴图孟柯搞下台。事件发生后，罗巴图孟柯列举了几种迹象，肯定曹书记是孟巴图勾结土匪谋害的，也坦诚地向曹又参副司令员说，保安队、公安局里有一部分人可能与土匪有勾结，因而土匪才敢来攻打定远营。而达理札雅一派的有关人士开始曾竭力掩饰、推卸责任，否认保安队、公安局有人勾结土匪参与叛乱，说土匪在樊家营子打了一夜，把孟巴图捉走了；说土匪袭击盐务局、贸易公司时，罗巴图孟柯毫无理由的顾虑，不去援助，说罗所以这样是想故意陷害他所反对的人；说陶克图巴依尔卡长叛变是因为我军拘留了杨宝山总管（杨因通匪嫌疑被剿匪部队拘留）才投敌的。当曹又参副司令员揭破假相而对巴文峻说： 我“事实已经非常明显，不知道有些人为什么还要掩饰？ ”一两天后，一些人就改变了腔调。又说孟巴图是罗巴图孟柯培养的人，是罗巴图孟柯谋害了曹书记；说罗巴图孟柯利用孙祥勾来土匪，借机杀他想杀的人；说罗巴图孟柯曾使孙祥联络南部的人，而南部没有上当。有些人露骨地表示要罗巴图孟柯下台，要他去受训。旗工委分析认为，匪特虽曾企图利用阿拉善旗上层两派矛盾煽动少数反动分子叛乱，但不能认为上层某一派与匪特勾结起来反对共产党；事件发生后，一派一些人的确想利用此次事件搞垮对方，但工委对此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对阿拉善旗上层两派要一视同仁，以诚相待，不支持一方歧视一方，要坚定不移地继续争取团结达理札雅和罗巴图孟柯，团结上层，稳定局势，为深入基层开展群众工作，贯彻实施《共同纲领》，推进阿拉善旗的团结进步创造条件。

（四）在坚定地做好民族上层统战工作的基础上，要把工作重点转到牧区群众中去。要认识做好牧区蒙族群众的工作是阿拉善一切工作的基础。没有牧区群众的支持与拥护，一切改革与建设都将无法进行。要把恢复与发展畜牧业经济，开展贸易，组织物资交流，解决牧民生产和切身生活问题，组织医防队深入沙窝为牧民防治疫病，作为联系群众，宣传政策，开展群众工作的基本内容，长期坚持抓下去。李健同志称这是 “鸭子浮水 ”的策略，水面上很稳，水下要紧张地划动。

（五）要加强党的领导，阿拉善旗一切工作必须由工委统一领导。由于阿拉善旗情况复杂，困难较多，工作中矛盾多，要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工作步调必须一致，任何部门和个人言行，必须严格服从党的政策和工作步调。要充分认识开展阿旗工作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复杂曲折过程，因此，在阿旗工作的同志更要树立全心全意为少数民族人民服务的思想。

发展国营贸易，积极兴办牧区供销合作社，开展物资交流，促进畜牧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阿拉善旗是个纯牧业地区，蒙古族牧民的生活主要依赖于牲畜和皮毛产品，日常生活必需的粮食、布匹、烟、酒、糖、茶和简单的生产用具，大都用牲畜和畜产品交换。由于地区辽阔，居住分散，交通不便，每年输出约二三十万公斤羊毛， 15万公斤驼毛， 3万张各类皮张以及牲畜，要输入三四百万公斤粮食、饲料，一二十万公斤油脂，以及各种生活必需品和生产用具，历来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解放前，旅蒙商到牧区收购牧民的牲畜及皮毛、土特产品，供应牧民生活和生产的用品，对牧区物资交流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旅蒙商的高利盘剥，也制约了生产的发展，使牧民受到了损害。

1938年以后，宁夏军阀马鸿逵为了掠夺压榨阿拉善旗人民， 1941年在定远营设立了办事处和 “军警联合督查处”，在与宁夏各县交界地区的苏峪口、三关等地设立检查站，派骑兵巡逻缉私，对进入阿拉善旗的粮食实行严格的封锁，凡向阿拉善旗运粮者，一经查获，粮食、牲畜、车辆交公，对贩运者监禁或罚款，造成阿拉善旗粮食奇缺，粮价一日几涨，面粉每百斤由抗日战争爆发前的2.63元银币，涨到 4.5元银币。马鸿逵设立的 “富宁公司 ”垄断了阿拉善旗的皮毛收购和外销业务，驼毛、羊毛的十之八九都由 “富宁公司”以低于市价三分之一的 “官价”收购，羊皮则全部按官价归公，不但残酷剥夺了牧民，还使旅蒙商进一步抬高了物价，迫使牧民用 1峰骆驼才能换来 1双牛皮靴，以 15斤～20斤驼毛换一块砖茶，用 30斤～40斤驼毛换 17尺棉布， 1斤驼毛只能换 1.6斤面粉，用 1匹大马去换 1只烟嘴或鼻烟壶。阿拉善大漠中流传的歌谣说： 卖给我们的砖“买我们的牛羊像土一样的贱，茶比黄金还要贵。昨天买走我一匹马，只给了一只烟嘴，你们的万贯家产，浸透了牧民的血和汗！ ”

1950年 5月，宁夏省国营贸易公司在阿拉善旗定远营建立了贸易支公司，由张干卿任经理，贺荣兴任副经理，有 6名职工，资金 4．5亿元（旧人民币）。这是解放后在阿拉善旗建立的第一家国营商业贸易公司，在开展牧区物资交流，平抑物价，宣传党的政策，开展牧区群众工作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51年上半年，按照旗工委关于把工作重点转向牧区转向牧民群众，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的决定，开始组织国营贸易公司流动贸易组、医防队、电影队，由旗工委副书记云祥生、宣传部长王汝贤同志亲自率领，利用南寺、北寺庙会等机会，四次下牧区基层开展群众工作。通过贸易、医疗、放电影，宣传国家建设的大好形势，宣传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对牧民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宣传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宣不划阶级 ”“牧工、传牧区 “不斗不分，、 牧主两利 ”的政策，保护发展包括牧主经济在内的畜牧业经济，反映很好。牧民们说：“我们不但买到了公家的便宜货，而且私商也不敢向我们胡要价了。“以前有病找不到医生，”现在医生找上给我们看病。”一致称赞 “毛主席领导的好。”在北寺庙会上，一个牧民老人向宣传队要毛主席像，他说： “要请毛主席像 ”，宣传队给了两张，他一手拿着一张，出门哈哈大笑，高兴地说他 “请了两张毛主席像 ”。牧民拿到毛主席的像，先拿到头上顶一下，像敬佛爷一样。一位老太太拿到毛主席像就叩头。在北寺庙会上放电影，一下来了 3000人。通过宣传，牧民也记住了医疗、他们说： 三件事：贸易、抗美援朝。“过去马鸿逵一年要几次骆驼，现在抗美援朝，自愿捐点也应该。”

1951年 12月1日，旗工委副书记云祥生同志带队，组织有贸易公司、医防队和旗委机关干部参加的 7人工作组，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到阿拉善旗中部的苏木图、吉兰泰、巴音乌拉、巴音布立都、沙拉布立都、巴音诺尔公等7个巴格。通过贸易、医疗开展群众工作，调查研究，了解牧民群众的要求与反映。在一些偏远地区，牧民也普遍反映解放后皮毛涨价，物价平稳了，运输搞副业也能赚很多钱，生活改善了，他们想到什么地方就可以到什么地方，自由了。牧民反映在沙窝里有的私商还用 100包生烟换牧民 50公斤驼毛，他们要求在巴格也设贸易点，吉兰泰、巴音诺尔公 4个巴格强烈要求国营贸易公司到他们那里收购畜产品。牧民生活初步得到改善，开始要求在牧区设立学校，要求教唱新歌曲，尤其是妇女，当她们学唱了 “东方红 ”歌子以后，非常的高兴。在巴音乌拉巴格，工作组也发现有些牧民很穷，生活很苦，要求政府救济。牧民还要求取消 “乌拉”制。

1951年 12月13日，旗工委专题讨论了牧区开展贸易工作问题。旗工委认为大力开展牧区贸易，通过贸易工作宣传中国共产党政策，教育群众，有利于扩大中国共产党影响，利用贸易做群众工作，也是牧区开展牧民群众工作的一个好形式，好方法。国营商业要为畜牧业服务，为牧民服务，在不赔不赚的原则下，开展牧区物资交流，有利于改善牧民生活，促进畜牧业经济的发展。要团结私商，以国营贸易公司的公平交易限制旅蒙商的高利剥削，引导他们在牧区物资交流中发挥积极作用。确定国营贸易的发展方向在牧区的沙窝，在定远营设一个综合性的公司，以专业公司为辅，在牧区先增设两个贸易点，视情况再发展。在牧区开展贸易的方式，要充分利用庙会等群众集中的场合，也可以组织流动贸易组，走沙窝串牧户，方便群众。 1952年 5月在北部的吉兰泰盐湖（先在科伯尔，后移此地）和西部的雅布赖盐湖设立了两个固定国营贸易组， 1953年 7月又在南部腾格里沙漠中的查汉盐池设立了固定贸易组。到 1955年，国营商业营业点由 1个发展到 7个，职工由 6人增加到 78人，经营的商品种类由 170种增加到 1860种，市场经营比重由 1950年的 1.9％上升到 46.8％。

在国营商业发展的同时， 1952年春，宁夏省合作事业管理局派人携带 1亿（旧人民币）元价值的商品，到阿拉善旗协助开展供销合作事业。同年 9月成立了阿拉善旗供销合作社筹备处，并在定远营和第一苏木巴伦别立巴格的腰坝建立了两个基层供销社。为了保证牧区供销合作健康地发展，并通过发展供销合作社的具体工作联系群众，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旗委决定把发展供销合作社作为基层苏木工委的一项主要工作来抓，由苏木工委书记兼任各基层供销社主任。1953年以后，在国营商业的大力扶持下，供销社坚持为牧业生产和牧民生活服务的方针，大力宣传动员牧民入社入股，以合理的价格收购牧民的畜产品及土特产品，供应牧民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实行入股分红，民主管理和社员监督的制度，及时召开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供销合作社的理事会和监事会。供销社一时成为牧区一件新鲜事。广大牧民踊跃入股入社，先后在第六苏木的苏海敖包，第四苏木的雅布赖，第二苏木的头道湖，第五苏木的巴拜嘎休，第三苏木的和屯池又相继建立了 5个基层供销社。

1955年我到第五苏木的红古玉林巴格给贫苦牧民发放羊只贷款，对牧区供销合作社作了调查研究，参加了第五苏木基层供销合作社的社员代表大会。牧民们把供销合作社看成是自己的买卖，踊跃入股，十分热情，社员代表大会开会之日，牧民纷纷前来购物、看电影。除了庙会，供销社又成了牧区一个新的聚会交易点。

到 1956年，全旗 6个苏木都建立了基层供销社，门市部、分销店、流动贸易组发展到 32个，遍布 36个巴格。社员发展到 1.1万多人，占牧区人口总数的 41.6％，入社股金达到23.85万元，相当于 1500峰骆驼和23000多只羊，市场经营比重由 1952年的 0.6％，1955年上升为 31.9％。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社经营比重，合起来已占到市场经营比重的 78.7％，占了主导地位。1957年完成销售额 323．3万元，经营范围包括面粉、大米、食用油、烟、酒、糖、茶，棉布、棉花、火柴、针织品、日用百货及小型农牧机具。还按照民族习惯，积极组织进货，供应牧民特需的珊瑚珠子、妇女头饰、水獭帽子、木碗、蒙古刀、鼻烟壶、哈达、绸缎、大绒、猎枪、马鞍、马靴、驼马毡、蒙古包、奶桶等。1957年供销社与国营贸易公司共收购绵羊毛20.3万公斤，山羊毛 4.4万公斤，山羊绒 3.02万公斤，驼毛 12.9万公斤，牛皮2670张，绵山羊皮2万多张，总值达231.3万元，为 1953年为2.7倍。供销合作社 1957年还组织了 34万元的抗旱物资，支持了全旗的抗旱保畜斗争。同时收购了难以度过灾年的老弱牛 1500头，羊 5.8万只，马 700匹，骆驼2017峰，减少了旱灾的损失，增加了牧民的收入，也支援了包兰铁路筑路的军民工肉食需要。为了增加牧民的收入，扩大经营范围，大力收购土特产品， 1957年收购苁蓉27.5万公斤，甘草 7.75万公斤，以及麝香、土碱等。还组织手工业社、组织加工驼鞍、毡子、毛口袋、帐篷、缝纫衣服等，大大方便了牧民群众。为了照顾牧民劳动力不足，长途购物的不便，适应牧民喜欢在家买货的习惯，组织流动贸易组，走沙窝串牧户，随同牧民游牧倒场，牧民非常满意。

国营、合作商业的发展，市场的繁荣，牧区的私商高利盘剥受到了限制，但正当经营仍然有利可图，到处可以进货，卖出去就能赚到钱，促进了物资交流，小商小贩也比较满意。国营贸易公司和供销合作社贯彻人民政府的价格政策，公平交易，等价交换，大大提高了畜产品的价格，工业品和畜产品价格的 “剪刀差 ”缩小了。1949年解放前，牧民用 50公斤驼毛只能换 9块砖茶，或者换 45尺白市布，或换 80公斤面粉或 100公斤大米。1955年 50公斤驼毛可换 70块砖茶或 880尺白市布， 550公斤面粉， 950公斤大米。解放前牧民用 l峰骆驼才能换 1双牛皮靴，而 1957年可换 14.5双。一家五口人的蒙古族牧民养 300多只羊，20峰骆驼， 7头牛，在蒋马匪帮压榨下，连穿衣问题也解决不了，每年宰杀出卖的牲畜要占繁殖的一半，解放后 10峰骆驼的毛就解决了全家的穿衣问题。牧民的收入提高了，爱护牲畜，发展牲畜的积极性提高了。加上牧区社会的稳定，党在牧区 “不斗不分，不划阶级 ”和“牧工牧主两利”及扶助贫苦牧民发展畜牧业经济政策的贯彻实施，以及打狼除害，兽疫防治工作的开展，极大地促进了畜牧业的恢复与发展。全旗牲畜总头数（包括现在的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 1949年解放当年为 32.71万头， 1956年发展到 94.57万头，增加了 1.9倍，其中大畜由 7.99万头，发展到 16.53万头，增加了 1倍，大畜中的骆驼由 5.25万峰，发展到 9.74万峰，增加了85％；绵山羊由24.69万头，发展到 78.04万头，增加了2.1倍。

民族医防队深入沙窝防治疫病，为牧民解除痛苦

阿拉善旗广大牧区，在长期封建制度下，加上国民党马鸿逵的压榨掠夺，经济文化落后，人民生活贫困，除了少数喇嘛医，缺乏现代卫生技术人员和医疗设施，也由于社会的原因，性病（梅毒、淋病）蔓延，发病率高达59．4％，偏远牧区甚至高达 75％左右，严重摧残着蒙古族牧民的身体，致使生育能力下降，人口减少，民族面临危亡的境地。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调查组 1957年 7月在阿拉善旗北部巴音诺尔公巴格20个行政小组的调查，全巴格 357户中，独人独户的就有 8户。总户数中蒙古族297户，占 83.2％，汉族 60户，占 16.8％。总人口 1151人，其中男 629人，蒙古族男 582人，喇嘛即有200人，占蒙古族男人的 34.3％，女人 522人，其中汉族妇女只有 15人。在总人口中， 1943年到 1957年生的 8岁到 15岁的小孩 124人， 8年间约 30％的人家添了小孩。据对巴音诺尔公巴格 47户（152人）牧民的典型家计调查， 1948年到 1957年 10年间，只有 17户人家生了小孩，自然出生25人，自然死亡 18人， 10年只增加了 7个人。由于人口生育下降，男子中三分之一当了喇嘛，牧民家庭劳动力普遍感到不足，七旬的老人和 6岁的幼童都普遍承担着各种牧业劳动和家庭生活劳动。在40年内， 47户牧民中以 1峰骆驼或 1匹马（有的用 1头牛或 1头驴）的代价抱养本地或外地（多为甘肃民勤人）人 10岁以下幼童（以 1至 3岁为最多）的就有 13户。

荒漠中的骆驼群

解放初，西北军政委员会为帮助少数民族地区防治疫病，改善人民健康，繁荣少数民族人口，组织了 4个民族医防队，分赴新疆、青海、甘肃、宁夏 4个省区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医防工作。赴宁夏省的第四民族医防队 70多人，在队长邓云山同志率领下， 1950年 12月到阿拉善旗， 1951年不顾风沙严寒和牧区的严酷条件， 6个多月在定远营、南寺、科伯尔清真寺、达力克庙、头道湖等地，先后为 16个巴格的2352人免费治病 5879人次，其中治疗性病 606人，种牛痘2647人。该队从 1951年到 1956年，连续 6年深入阿拉善旗牧区为牧民防治疫病，重点是普查根治牧区危害严重的性病。西北军政委员会撤销后，先后改为宁夏省、甘肃省民族医防队， 1956年又改为内蒙古巴彦淖尔盟医防队。担任民族医防队队长、支书、副队长的先后有邓云山、李仲田、高永福、苏嘎尔扎布、赵群、刘善理、杨善初等同志。

中共阿拉善旗工委对民族医防队的工作十分重视，把它当成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的宣传队，为牧民防治疫病的医防队，开展牧区群众工作的工作队，是真心实意为蒙古族牧民办的一件大好事。旗工委李健书记亲自听民族医防队的工作汇报，研究到牧区开展医防工作中的问题。为便于开展工作，决定医防队到苏木后，由苏木工委书记兼任医防队队长，苏木干部配合医防队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对少数民族的关怀，宣传性病对人民健康的危害，宣传科学常识，帮助医防队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动员广大牧民积极参加防病治病，促进牧区人畜两旺。

西北民族医防队 1951年～1953年重点在巴彦浩特及贺兰山沿边第一苏木及中部第三苏木， 1954年重点转到西部地区第四苏木的雅布赖、布立都、艾力布盖及西北部第五苏木的库列图庙、沙布扎、巴伦沙尔扎庙、沙拉套海庙一带， 1955年重点到南部地区第二苏木的满吉拉庙、察汉高勒庙、头道湖一带， 1956年重点转到东北部第六苏木。为配合省民族医防队开展疫病防治工作， 1952年，宁夏省人民政府也派出民族医防队，由彭才任队长，到阿拉善旗北部工作。1954年宁夏省蒙古自治区（州）政府也组织了医防队深入到宗别立、布固图等巴格为牧民防治疫病。经过 6年的努力，到 1956年大规模的性病防治工作基本告一段落。

组织民族医防队，派出医疗卫生人员，免费为牧民普查根治性病，是贯彻执行民族政策的重大举措。刚刚获得解放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自己还不能制造盘尼西林、六○六、九一四等贵重药品，不得不花费外汇从当时的苏联及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当时上海等大城市的商店里也不易买到的盘尼西林却大量用于少数民族地区，确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对少数民族人民的关怀。据西北民族医防队队员张新民同志介绍，当时根治一个性病患者至少需要连续治疗半个月，开始先注射一支 “九一四 ”，然后连续一周每天注射2CC油质盘尼西林，第二周开始注射一次 “六○六”，再连续注射一周盘尼西林。医防队通过讲解卫生常识，组织牧民看挂图，看显微镜检验的病菌，宣传科学常识，知道梅毒病是由一种病菌的传染引起的，以及如何预防和治疗。牧民惊异地说： ”“原来是这些小虫子在作怪！ 一次医务人员讲妇幼卫生常识，说成年妇女每月排一次卵，蒙语翻译把 “卵”说成 “蛋”，说妇女每月要下一次 “蛋”，为人们留下了笑谈。

据典型资料， 1953年，民族医防队深入牧区免费为牧民防治疫病，共检查人数 4965人，化验 3654人，根治性病 1673人，治疗2.31万人次，仅药品价值即达 3.72亿万元（旧人民币）。1954年民族医防队在西部第四苏木和北部第五苏木，初诊 1620人，复诊 1.45万人次，治疗性病患者 1235人，其中蒙古族患者 1094人，用去油质盘尼西林 1726瓶，“九一铋油2123支， 四”1661支。1955年，民族医防队在南部第二苏木，初诊 1289人，其中蒙古族牧民 1037人，复诊 1.67万人次，治疗性病 973人，其中蒙族牧民患者 932人，占性病患者的 85％。性病患者完成疗程的 725人，未完成疗程的248人。共用去油质盘尼西林 1593瓶 9CC，铋油 505支，铋碘霜 13瓶 52CC，（0.15）334支， （0.45）474支。治疗性病办法有“九一四 ”“九一四 ”青铋砒 30日疗法，青砒 15日疗法，单青（霉素） 10日疗法三种。这一年由于医护人员一点一滴的节约使用，节约了油质盘尼西林 83瓶 9CC。

民族医防队每年 4月由兰州（后由银川）到阿拉善旗， 5月到 11月底深入到牧区沙窝为牧民防治疫病， 12月返回休息，每年有 7个月的时间在沙漠戈壁。他们不怕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骑骆驼，住帐篷，自己拣柴拾粪，自己驮水，自己煮饭。有的患者到医防队治疗，因路远回不去，医防队呐还要无偿地为他们安，管吃管住。医防队员黎月兰，是广东省梅县人，父兄都在印尼做生意，侨眷， 1955年在沈阳卫校毕业后分配到大西北，参加甘肃民族医防队来阿拉善从事医防工作。20岁的南方姑娘，从来没有见过骆驼， 1956年到阿拉善旗东北部第六苏木牧区工作，骑骆驼一下走了 7天。牧区没有新鲜蔬菜，更无鱼虾之类，她吃不惯羊肉和羊杂碎，一吃就呕吐，吐了再吃，硬是这样度过的。1958年她被分配到西部雅布赖第四苏木卫生所工作，后调回旗医院任主治医师。退休后的黎月兰大夫仍然居住在巴彦浩特，她不无遗憾地说自己把一生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阿拉善沙漠里的牧民。不能不令人敬佩。

经过民族医防队 6年连续大规模有计划的防治， 1958年、1959年由旗卫生部门组织，又在全旗 6个苏木 1.76万人中进行了第二轮的性病普查普治， 1960年又在几个人民公社对 1.45万人进行了性病的补查补治。从 1951年到 1960年，经过 10年的不懈努力，共检查了 5.22万人，补查了 1.45万人，共治疗性病患者 7226人。国家免费投入性病和其他疾病防治药品价值43.77万元，相当于 5.5万只羊的价值。如果将医防队员的工资、野外补助、装备费、交通费、医疗器械购置等以药品价格的三倍计算， 10年的驱梅（毒）战役，国家共投入达 175万元，相当于 1.4万峰骆驼或20万只羊的价值。到 1960年，已基本控制了现症梅毒病和淋病，性病发病率已由 59.4％下降到 8.21％。

民族医防队，受到牧民的热烈欢迎，牧民们无不感激地说毛主席派来的医防队是他们的救命恩人。西部第四苏木牧民胡根说：“解放前国民党造谣说共产党不好，现在我认清了谁好谁坏。你们来了，不要钱就治好了病，这是毛主席的恩情，我永远忘不了！ 贫苦牧民包勒库说：”“过去我们有病没办法治疗，有钱的人可以卖牲畜看病，穷人只好瞪着眼睛等死，今天给我们派出医生治病，又不要钱，我的病很重，经艾木齐（医生）治疗，现在已经好了。过去哪有这样的事，只有新社会才有这些好处，这是共产党毛主席给我们带来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南部第二苏木女牧民齐木格患咽梅毒，影响进食和说话，还有梅毒溃疡，已经停月经 16年，经过两个月的治疗，症状完全消失。医防队撤走后，她从沙窝走了 150多公里路到巴彦浩特，送稣油、奶酪等对医防队表示感谢，“我病了多年，自她说： 吃药打针都没治好，己和邻居都以为不能活了，你们治了两个月就好了，这是毛主席共产党的恩情。”牧民东德段迪布患梅毒病23年，曾到南寺、北寺、延福寺、中卫等地治疗，没有治好。1955年医防队治疗时，病情已非常严重，经 1个月的治疗即痊愈，他非常感激，要送羊给医防队，被医防队婉言谢绝。贺兰山边牧民艾力僧，患梅毒上腭穿孔，吃饭有时由鼻孔流出，极为痛苦，经自治州医防队治疗后基本痊愈，感激地说： “要不是毛主席派来的救命恩人，我的命早完了。”

阿拉善寺庙的活佛喇嘛，看见患病的牧民和喇嘛一个个被医防队治好了，也无不叹服。“过去喇嘛的药吃了，第四苏木牧民侯德克的母亲说： 佛爷的经也念了，就是治不好病。后来佛爷打卦说你们可以治好病。”巴丹吉林大沙漠里的巴吉丹林庙的喇嘛马尼巴格西，对进入大沙漠给牧民防治疫病的医防队说： 今天派医生来“毛主席共产党对我们少数民族是非常关怀的，为我们治病，我没有很好的招待，我回去后要向大家宣传，早些来看病，不要错过了机会。”厢根达赖巴格的一牧民给医防队写信，“我29深情地说： 岁患病，经过很多人的治疗，都毫无效果，花了很多的钱和牲畜，直到 57岁，幸亏毛主席派来了医防队给我治好了病，不然我不知死活了。感谢你们，我永远忘不了毛主席，忘不了医防队！ ”

保护和发展包括牧主经济在内的畜牧业经济，采取各种措施扶助贫苦牧民发展生产

畜牧业是阿拉善旗广大牧民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阿拉善旗一解放，十九兵团和宁夏省领导就明确宣布要保护人民的牲畜和财产不受侵犯。后来根据内蒙古东部地区的经验，更明确地宣布在牧区实行 “不斗不分，不划阶级 ”和“牧工、牧主两利 ”的政策，扶助贫苦牧民发展生产，保护和发展包括牧主经济在内的畜牧业经济。

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社会调查组 1957年对阿拉善旗北部呐巴音诺尔公巴格 47户牧民的典型调查，阿拉善旗解放前一年的 1948年，喊当时只有 39户、152人的牧民，共有骆驼 624峰，马 139匹，牛 113头，绵羊 1390只，山羊2260只，驴23头，骡子 1头，大小牲畜总计 4550只，户均116.9只，人均 30只。其中富裕牧户和牧主 4户，占总户数的 10.2％，拥有牲畜 1239只，占牲畜总头数的27％，拥有驼、马、牛 357只，占大畜总数 40%，有骆驼256峰，占骆驼总头数的 41％；只有几峰骆驼几十只羊的贫苦牧民 19户，占总户数的 48.7％，只有牲畜 951头，只占牲畜总头数的20％，其中有骆驼 72峰，只占骆驼总头数的 11.5％，平均每户只有 3.7峰。贫苦牧民恩克巴图，当过近20年的牧工，到 1948年才有 3峰驼，2匹马。2头牛， 110只羊。温德拉哈当了 8年牧工才挣下 100多只山羊。阿吉夫妇带个孩子，夫妇二人从 1930年 ~1940年当了 10年牧工，才有了近 100只羊。解放前牧工工资，放羊 300只，两个月1只山羊，放骆驼 80峰， 1年给 1峰2岁驼，吃主人穿自己。有的讲妥工期 1年，中途牧工不干时，有的牧主不给分文，虐待牧工的事常有发生。

牧区受剥削最重并受严重人身压迫的是那些被抱养的、被收容的人。宁达勒，女，由于家贫无法维持生活，兄妹 8人，先后被人抱养走 6人，解放前她被巴拉盖家用一头驴抱养。6岁就开始跟大人帮助放羊、放母驼， 7岁时单独放羊 50只， 8岁时放驼 50峰，且和别人一起走“敖特尔 ”，这时只是因为打不动水而不能饮牲畜。10岁开始背水、做饭、搓绳子。吃的虽和家人一样，但穿的破烂，没有被子，只有一条毡子合身而睡。并且常因未找回驼或放驼回家时未背柴而挨打受骂。抱养时答应给 1峰骆驼，照例是要等孩子长大了才给，当其生母去要驼时，巴拉盖不给驼只给 1头牛，牛在阿拉善旗不值钱，只能吃奶或吃肉，并且其生母家没有牛，单独 1头牛又不好放牧，所以只好要了 1头毛驴了事。1957年时她放驼 30多峰，一切家务事、饮驼、搓绳、打草、熟皮子等活都做。1年穿 1套夹衣， 1套衬衣，2～3年 1套棉衣， 3～5年 1件皮衣，另加夹裤 1条和 3双鞋。巴音诺尔公巴格的段家， 1942年从民勤以 1头牛换 1养女，名叫黄毛。来时才 5岁，但一来就看小羊羔， 10岁开始放200～500只羊， 14岁开始饮牲畜并做针线活。每天放羊回来时得将拾的烧柴背回。早晨背水 1桶 75斤，煮茶、做饭、喂羊羔。冬春照顾乏弱牲畜，秋季打草。每天天亮以前就起来，年龄小醒不了时养母呼叫。冬天起得更早，把牲畜放出并要马上收拾畜圈，把冻粪扫除垫上干粪。冬天晚上 10时、1l时才睡，夏天要夜间 12时才能睡，若是有针线活儿，要过半夜才睡。无论冬夏皆无午休时间。她在 17岁以前每隔三五天就要受 1次打骂。有时怕挨打逃避了，养母叫抓回来用绳头子打或手打。放羊时若丢了羊（暂时走失），晚上就不给饭吃，也不让进屋睡觉，夏天可以在外露宿，冬天就只好在羊圈里站泣一夜。2至 3年也不给 1双鞋，冬天也是给破鞋穿。有时给做了新衣但不让穿，是为了摆门面的。也从不给分文零用钱，家里吃好饭时她就被分开了。1957年段家用这个养女招了一个赘婿，是牧工仲生兆。入赘前仲就是段家的牧工，自入赘时起就取消了工资，放驼 90峰。入赘半年多给了 1件汗衫， 1件外衣（旧军装），1件皮袍子。吃的一样，但无零用钱。夫妇两人管理段家全部牲畜而不需另雇工。

解放后。政府实行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牲畜及畜产品价格提高了，牧主经营畜牧业的积极性也高了，加上解放前因躲兵逃荒而流入牧区的汉族牧工土改后不少人回乡了，牧工的工资逐渐提高了。到 1956年～1957年，牧工工资最高的每月为22元，中等的 18元，最低的 15元。放羊的 1月可得 1只羊，放驼的 1年可得 1峰驼。阿拉善旗南部第二苏木 1户雇 1女工， 1年 3头牛的工资。过去以 1头大畜的代价抱养幼童的现象没有了，牧主对牧工虐待的也逐渐减少了。

组织牧民运盐搞副业，挖苁蓉，对养驼业的发展，增加牧民和雇工的收入都有好处。

阿拉善旗盛产湖盐，境内东部的吉兰泰盐池全国闻名，南部的查汉池，西部的雅布赖池，中部的和屯池，盐质均佳，易于开采。雅布赖池盐从西汉时已零星开采供河西四郡食用。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年）即以温池盐（今吉兰泰盐池）可赡养边陲，敕令度支（财政部门）收管。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年）又在温盐池设榷税使。清乾隆元年（1736年）阿拉善旗第二代札萨克郡王阿宝开采吉兰泰湖盐。当时清王朝规定，年征税银 6.3万两，提成8000两给阿拉善旗，年采盐 14万担。咸丰八年（1858年），吉兰泰盐池、查汉格盐池均收归清廷所有，招商经办。查汉池盐，年产约 16万担。光绪三十年（1904年）晋北榷运局承租吉兰泰盐池，年纳租银 3000两，后增至 l万两，年产盐约 10万担，由骆驼运至磴口，从黄河水路运到包头、山西等地销售。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甘肃省将阿拉善旗的通湖、昭化、和屯、雅布赖等 9盐池一并租归官用，连同已租之查汉盐池，每年共付租银2.4万两。阿拉善历代王爷都把盐池视为摇钱树，池租是一笔重要收入， 1942年旗盐务所管理池盐销售，加上池租每年收入达 6万银元。吉兰泰盐池更是王爷的私产。阿拉善旗所产池盐，历来以驼运为主，销往甘肃河西地区，山西大同、平朔 40多个州县，陕西神木、府谷等 8州县。民国时期、吉兰泰、雅布赖、查汉池盐远销陇东、关中、汉中、洛阳、南阳、湖北老河口等地，年销量曾达 127万担。骆驼运盐路线，一条是吉兰泰盐池到宁夏老磴口 105公里，然后以黄河船运到山西碛口等地，驼运往返约 9天；一条是查汉池到宁夏中卫或甘肃景泰县一条山， 125公里 ~175公里，往返也需 10天 ~12天；一条是雅布赖池到甘肃河西民勤、永昌、武威三地， 100公里～180公里，往返需 7天 ~12天；一条是和屯池到宁夏叶盛堡，约 90公里，往返需 8天 ~9天。

解放后宁夏省政府大力组织湖盐开采和骆驼运盐，湖盐产量 1949年为 54万担， 1950年即达 61万担， 1951年达 153万担， 1952年更达 191万担。1950年到 1954年每年驼运盐 50万到 100万担， 1953年参加吉兰泰到磴口蒙驼运盐的即达 5.87万驼（次），运盐 17.4万担， 1954年冬至 1955年春达到 12.11万驼（次），运盐 35.04万担。1949年 ~ 1952年参加查汉池运盐驼 5.95万驼（次），参加雅布赖池运盐驼 45万驼（次）。每 50公斤驼运费2元，每年运盐脚费可收入 100万元～200万元。

湖盐每年春季或秋季开采，劳动十分繁重。解放前与解放初期，开采方式原始，生产工具笨重落后，完全是人工开采。生产工具主要有手铣、穿头、铁钻、铁耙、杠木、漏勺六种。开采工序是，先清除池上泥沙，用铁钻将盐盖打开，将盐层打碎，凿成长方形池子，用铁耙将盐粒在池中摆洗，然后以长柄漏勺将盐捞出堆放在池岸上。用这种方式， 1个盐工 1天只能采盐 1吨，日工资2元，每天 1个壮工吃粮就得2斤。吉兰泰、雅布赖、察汉池、和屯池四大盐池，每年开采季节每池每天二三百人，全旗大约在千人左右。盐工多是甘肃、宁夏汉人，也有少数贫苦的蒙古族牧民和喇嘛，以民勤人为最多。民勤人吃苦耐劳，对阿拉善盐业开采贡献最大。

2003年吉兰泰盐池机械化生产中

驼运情况是每驼每次能驮 125公斤到 150公斤， 1个人可牵 16峰 ~18峰骆驼，最少 10峰，最多不超过22峰。驼运必须结伴而行，一般三四人为一伙，共同装卸，休息时轮流放驼、饮驼、背水、做饭，互相照应。驼运一般在农历十月至十二月骆驼膘肥体壮时期，一般能运五至六趟，大约两个月。牧民有驼有劳力的人家自己拉驼运输。有驼无劳力或虽有人手但不愿吃苦的，则必须雇人，至于王公、庙仓之大批驼群更需雇人。多年形成的定例是，每牵 12驼往返 1次可得 1个骆驼的脚费，解放前每驮 4元， 1956年 ~1957年为 5元。

沙漠之舟

据巴音诺尔公 47户牧民的典型调查， 1956年卖牲畜、卖绒毛、驮盐、挖苁蓉、卖皮张及其他收入总计为 3.49万元，其中卖牲畜收入占20.87％，卖绒毛收入占 44.49％，驮盐收入占25％（共 8982.86元），挖苁蓉收入占5.11％，卖皮张和其他收入只占 3.75％。47户中有 42户参加驮盐，占 89．5％。呐骆驼多的 6户富裕牧户和牧主，一年驮盐收入分别达到 400元～930元不喊等，布古尔养驼 90峰，驮盐收人 930元。达勒腾岱养驼 67峰，驮盐收入600元。段敖斯尔养驼 84峰，驮盐收入 500元。22户贫苦牧民，除 5户未参加驮盐外， 17户驮盐收入分别为22元～150元不等，多数为 50元～80元，共收入 1231元，户均收人 72.4元，占总收入的20％。贫苦牧民默尔腾 5口人，是羊贷户，只有 6峰骆驼， 6头牛， 91只羊，驮盐收入 60元，占其全年现金收入20％。达喜敦道布 3口人，只有 4峰驼， 1头牛，22只羊，驮盐收入 140元，占其总收入的 43.7％。郝拉吉歹两口人，只有 1峰驼， 59只羊，驮盐收入 80元，占其总收入的 62.5％。

苁蓉，是一种名贵药材，被誉为 “沙漠人参 ”，为菌类植物，寄生在梭梭林木的根部。每年清明节前20天开始发芽，可以挖采。挖苁蓉是取其埋于沙土中的嫩茎，约2尺～5尺不等，到小满季节就不能挖了，因为苁蓉味甜这时已遍生虫子。1年挖苁蓉的季节仅有 40多天。苁蓉产地主要在阿拉善旗北部的吉兰泰、敖龙布拉格、罕乌拉、乌力吉、银根、树贵、塔木素及西部努力尔盖地区的梭梭林带。挖苁蓉只需一人一锹一峰骆驼，没有帐篷与人搭住即可，一般人都能自己解决，不愿受雇于人。但这时正是春季，风沙很大，天气也很冷，挖苁蓉的人每天都是拌着沙子吃饭，比较艰苦。这时也正是接羔季节，有牲畜的牧民都忙于照料畜群，无畜少畜的贫苦牧民正是搞副业的好机会，一天一人可挖25公斤 ~30公斤。

阿拉善挖苁蓉的历史据说已有 100多年了。解放前，不入旗的汉人不准挖苁蓉。清光绪、民国年间，苁蓉是由王爷包租给包头广恒西商号，由广恒西商号雇人挖，每百公斤工资为 68元。“七七 ”事变以后广恒西收干苁蓉 100公斤 16元，私商收购24元，而包头价 100公斤 180元，有时到 350元。10公斤湿苁蓉可晒成2公斤干苁蓉。1955年供销合作社收购湿苁蓉 100公斤25.6元， 1956年20元。1957年阿拉善旗供销社收购湿苁蓉27.5万公斤，价值 5.5万元。据巴音诺尔公巴格 47户牧民的典型调查， 1956年参加挖苁蓉的共 16户，富裕牧户只有 1户，家有 9口人，劳力多，挖苁蓉收入260元。贫苦牧民的一半即 11户参加挖苁蓉，共收入 1121元，每户平均 100元。贫苦牧民罗卜桑多尔济两口人，只有 1峰驼， 1头驴， 66只羊，挖苁蓉收入 67元，驮盐收入25元，两项合计占其总收入的 56.8％；达喜敦道布， 3口人，挖苁蓉收入 100元，驮盐收入 140元，两项合计占其总收入的 75％；贫苦牧民特穆尔， 3口人，只有 6驼 150只羊，羊贷户，挖苁蓉收入 100元，驮盐收入 50元，两项合计占其总收入的 5l％；贫苦牧民恩克巴图 4口人，2个全劳 1个半劳，只有 4峰驼， 1匹马，2头牛， 1头驴， 77只羊，没有驮盐，挖苁蓉即收入 184元，占其总收入的 64％。

“沙漠人参”苁蓉

解放初期扶助贫苦牧民发展畜牧业经济的主要措施是国家扶持，由人民银行贷款，以合理的价格从养羊多的富裕牧民和牧主那里购买一部分适龄繁殖母羊，贷给无畜少畜的贫苦牧民，帮助他们发展畜牧业经济，通过努力经营，逐步改善生活。记得 1953年，中共宁夏省委对此项工作即有指示，实际发放羊只贷款是从 1954年开始的。

旗工委把发放羊只贷款扶助贫苦牧民发展生产，当作是贯彻落实党在牧区 “不斗不分，不划阶级 ”，保护发展牧主经济在内的畜牧业经济政策的具体体现，是扶助贫苦牧民在经济上翻身得解放的重大举措，是党在牧区基层开展群众工作的具体内容，并通过与民族上层人士协商，作为旗人民政府为牧民办的一件大好事，从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各苏木由苏木工委书记负责，苏木干部直接参加，深入宣传中国共产党在牧区的政策，发放羊只贷款的意义和办法，调查摸底确定具体发放对象，向养羊多的富裕牧户和牧主进行说服动员，采取以巴格为单位，就地动员，就地买畜，就地发放的办法。西部第四苏木的北部阿拉腾敖包等地牲畜多，南部地区扶贫对象多，苏木达起义人士达西策林，主动带头回到自己的家乡，动员大家卖口轻健壮的适龄的母羊，并组织人力，把羊赶到南部的艾力布盖山、阿拉腾特布西和西努尔盖地区，补充了羊只的不足，圆满地完成了发放羊贷的任务。

任中共甘肃省蒙古自治州工委副秘书长时的史继法

1954年，全旗在 8个巴格为 96户（377人）贫苦牧民发放贷款 3.45亿万元（旧人民币），贷给绵母羊 1667只，山母羊 1826只，共 3493只，平均每户贷羊 36只，每人 9.2只。1955年，在全旗 5个苏木大规模地开展了发放羊只贷款的工作，旗委、旗政府组织了 5个工作组协助各苏木工作，并结合各巴格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经过代表会议的充分讨论而后进行的。这一年 8月，我任中共甘肃省蒙古自治州工委副秘书长时，与阿拉善旗副旗长段巴图尔一起到北部第五苏木的红古玉林等巴格参加了发放羊只贷款的工作。这一年全旗发放羊只贷款 6.89万元，贷给 621户（970人）贫苦牧民绵山羊 6728只，户均 11只，人均 7只。

1956年，阿拉善旗旗委根据 1954年～1955年两年发放羊贷的情况，对发放羊只贷款的对象、办法作了适当调整。确定发放羊贷原则是，普遍发放，重点解决贫苦牧民无畜少畜的问题。凡够羊贷条件的一律发放，过去已贷款者不再补发。羊贷对象，凡本旗已定居的贫苦户，不分民族，不分本地或外地来者，积极参加生产劳动者均可贷给。个体牧民以户为单位，贫苦牧民组织起来的互助组并已巩固的，经他们申请自愿为集体所有者以组为单位贷给。贷羊标准，互助组、牧业合作社每人加其原有的可贷至25只左右，个体牧户20只左右。贫苦牧民和富裕牧民组织的互助组，贷给组内的贫苦户；生活困难的喇嘛，愿意参加劳动者可以贷给；游手好闲者，经本人申请，愿意劳动并接受群众监督者也可贷给。老弱病残无劳力者应由社会救济。3口人以下的贫苦牧户，一般每人可贷至20只绵羊； 4口人以上的每人可贷任中共甘肃省蒙古自治州工委副秘书长时的史继法至 17只左右， 1户最多不超过 90只。羊的标准和价格：2至 6岁，体壮无病有繁殖能力的，价格应比市价高 5％，绵羊每只 12元～13元，山羊每只 9元～10元。还贷期限一般 5年，利息 7.2厘。羊只来源，可以贷给款由自己去买；结合政府征收牧业税，或以供销合作社入股羊解决；动员购买。1956年全旗共发放羊只贷款 12.31万元，为 393户（约 780人）贫苦牧民贷绵山羊 9811只。

从 1954年到 1956年 3年共发放羊只贷款22.65万元，购买绵山羊适龄母畜2万只，为 1110户（约占总牧业户的 19％）2127人贫苦牧民发展畜牧业生产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第三苏木 1955年为 4l户贫苦牧民贷给的 995只绵母羊， 1956年收获羔羊 665只，纯增 66.8％，397只山母羊收羔297只，纯增 74.8％。沙拉布立都巴格 16户羊贷户， 1955年人均折合绵羊14.7只， 1956年已上升到210只。第四苏木的阿拉腾特布西的贫苦牧民孟和乌什， 1954年冬贷了20只羊， 1955年、1956两年接活羔羊 70多只， 1956年秋早，卖了老母羊小羯羊 50只，提前归还了银行贷款的本息，买了当年的口粮度过旱灾， 1957年又接活了20多只羔羊，羊群发展到 80多只，他无不感激地对当年苏木工委书记卜和同志说： “我们贫困牧民，每当想起现在的社会主义新生活，打心眼里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年轻的贫苦牧民拉布格，贷到羊只后高兴地说： “母亲养活我长大成人，党和毛主席领导我们翻身解放，现在又给我们发放羊贷，指引我们走幸福生活之路。”拉布格后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成了基层骨干。

领导广大牧民战胜解放后的第一个大旱灾，保持畜牧业经济的稳定发展

阿拉善牧区是一个自然条件比较差的荒漠地区，境内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加上中蒙边境地区的戈壁，面积即达 8万平方公里左右，约占全旗总面积的三分之二。荒漠化程度高，干旱少雨，植被以旱生、超早生、盐生和沙生的灌木、半灌木和小灌木为主，草本植物种类稀少，载畜量低。牲畜以骆驼和山绵羊为主，牛马较少。畜牧业主要是靠天放牧，比较脆弱。主要灾害是旱灾，十年九旱，三四年就有一次较大的旱灾，其次是牲畜疫病，再次就是狼害。巴音诺尔公巴格 1948年 39户牧民 624峰骆驼就被狼吃了 9峰， 139匹马被狼吃了 7匹， 3650只羊即被狼吃了 110只，占到 3％。1951年 11月阿拉善旗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代表们要求政府开展打狼保畜运动，各巴格纷纷组织打狼队，一年就打狼 600多只，土豹子 40多只。经过几年连续的围剿，基本消灭了狼患。到 1957年，上述 39户牧民 930峰骆驼，遭狼害的仅 4峰， 641头（匹）牛马没有遭受狼害， 7421只羊只被狼害死 10只。对于牲畜疫病防治，解放后， 1950年 4月就在定远营设立了第一个兽疫防治站，以后陆续在几个苏木相继建立了兽疫防治站，配备了一批兽医专业人员，认真贯彻了 “预防为主，防治并重 ”的方针，不断加强了牲畜疫病防治工作，许多疫病传染得到控制。巴音诺尔巴格的 39户牧民， 1948年骆驼因疫病损失的达 51峰，约占骆驼总头数 8％，疫病损失羊 168只，约占羊只总头数的 5％；1957年骆驼因疫病损失下降为占骆驼总峰数的 6.4％，羊只因病损失的降为2.9％。

任中共巴盟盟委第一书记时的巴图巴根

1957年，阿拉善旗遭到了解放后的第一次大旱灾，也是 60年来少有的一次严重旱灾。1956年秋季有些地区即发生秋旱， 1957年春继续受旱，入夏以后更趋严重，牲畜乏弱，死亡日益增多，牧民人心惶惶。面对严重的旱灾，是听其自然，消极等待，还是站到广大牧民前头，领导牧民开展积极的抗旱斗争，保护畜牧业经济稳定发展，这是对巴盟和阿拉善旗党的组织和广大党员的一次严峻考验。当时民族上层人士达理札雅副主席，不同意派大批干部下牧区领导帮助群众抗旱保畜，认为老天不下雨，人是无能为力的，干部下去不但帮不了群众，还会增加群众的负担。时任中共巴彦淖尔盟盟委第一书记的巴图巴根同志，亲自到牧区进行调查研究， 1957年的 7月下旬召开盟委扩大会议，分析了灾情，决定把抗旱保畜斗争作为盟委和阿拉善旗各级党委的中心工作，勇敢地站到抗旱保畜斗争的第一线，坚决领导广大牧民，战胜旱灾，减少损失，保护畜牧业经济的稳定发展。会议要求消除靠天养畜的消极思想，树立人定胜天的信心，千方百计战胜旱灾，减少损失。经与达副主席等民族上层人士反复协商后，决定抽调 114名干部，由领导干部亲自负责，深入牧区，分片包干加强领导，号召动员广大牧民深入开展抗旱保畜运动，动员各行各业大力支持配合，夺取抗旱保畜斗争的胜利。

根据盟委的部署，一个轰轰烈烈的抗旱保畜运动很快在阿拉善广大牧区展开。盟旗抗旱工作组协助各苏木实地勘察了草场，对无水、缺水的草场，发动组织牧民以民办公助或公办民助方式，共打新井 331眼，其中294眼出水，修涝坝 5个，挖泉眼 10处，修复旧井200眼，扩大草场利用面积 14983平方公里，新开辟或改善了 30万头牲畜的牧场。苏木与苏木之间、巴格与巴格之间，互助互济，适当调剂了一些牧场，临时开放了贺兰山部分林区，并派人到银川、张掖、乌盟请求支援，联系临时借用牧场，将边界地区部分牲畜迁到邻区放牧。这样苏木巴格之间互助互济移牧牲畜 10万头，贺兰山林区临时开放部分地段移牧牲畜 10万头，向友邻县、旗借牧 7万头，基本上解决了秋季抓膘草场问题，适当保护了冬春牧场，使牲畜安全过冬了有可靠的保障。

从 8月下旬开始到 10月底，组织群众打草，全旗共打草 680万公斤，供销合作社从邻县农业区和当地农业生产合作社购草 6万公斤。8月底到 9月，安排修复过冬营地，使20%～30%的牧民顺利转到新营地过冬。

畜牧兽医部门，围绕抗旱保畜斗争，积极开展疫病防治工作， 9个月共防治各类病畜 30万头。

粮食、供销等部门向牧区组织供应了 30万元的抗旱保畜物资，对生活困难户拨发了近万元的救济款。收购处理了 6.2万头过不了冬春的牲畜，保护了基础母畜和种公畜。

在抗旱保畜斗争中，充分发挥了牧业生产合作社和互助组组织起来的优越性，除原来的芒莱、胜利2个牧业生产合作社、96个常年互助组、39个临时互助组外，还组织了临时性移牧抓膘、打井、打草等互助小组 420个，解决了劳动力和运力的不足，推动了牧业互助合作运动。

经过一年艰苦的抗旱保畜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到 1958年 6月底，按照牧业年度统计，牲畜总头数保持了 92.43万头，比 1957年只减少了3.54万头，下降了 3.6％；牛减少了 1.25万头，下降了 32.6％，马减少了呐2221匹，下降了 12.5％，骆驼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 159峰，山绵羊减少喊了2.06万只，只下降了2.6％。经过这一次抗旱保畜斗争，巴盟盟委和阿拉

善旗旗委对阿拉善干旱荒漠草原畜牧业的特点有了比较深刻的调查研究，不但学会了而且完全有能力领导广大牧民发展畜牧业经济，取得了领导牧区经济建设的主动权，得到了广大牧民的支持与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