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在貽先生傳略

郭在貽先生傳略

張涌泉

先生畢生致力於漢語言文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在訓詁學、敦煌學、楚辭學諸領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大學畢業後，在姜老的引導下，先生没有急於述作，而是如飢似渴地讀書。當時他讀書的重是語言文字學，旁及歷史、哲學、文學，其中段玉裁的《説文解字注》是他專攻的對象。後來先生回憶説：“清人段玉裁的《説文解字注》，我從頭到尾讀過三四遍。我在自己用的本子上，先用朱筆讀過一遍，然後又密密麻麻地貼滿了浮簽，用一句套話來説，可謂‘丹黄爛然’了。”（《回顧我的讀書生活》）這段時間的讀書生活，爲他後來的學術研究打下了堅實而又寬博的基礎。他的處女作是1978年發表於《社會科學戰綫》上的《<説文段注>與漢語詞彙研究》等五篇系列研究論文。這些論文，從不同角度對《説文段注》進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討，在學術界引起了較大的反響。

十年“文革”，舉國板蕩，没有哪個地方可以安得下一張平静的書桌。但先生憑着對學術的執著追求，超然物外，仍一意沉潜於書卷之中。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他的讀書生活跨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即由博覽群書打基礎轉而進行專門性的研究。他首先注意到的是《楚辭》。自東漢王逸《楚辭注》而下，前人對《楚辭》已進行了反復深入的研究，有關的著述不下數百種，要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突破、有所發明，談何容易！但先生没有在困難面前却步。在研讀了數以百計的《楚辭》論著的基礎上，他憑着扎實的古漢語和古文獻方面的功底，精思博辨，寫成了《楚辭解詁》一文，對《楚辭》中的一些聚訟紛紜、向無定論的疑難詞語進行了類似破譯密碼的考釋工作。如考證“九約”即“糾鑰”，“志度”即“跮踱”，“雷淵”即“回淵”，等等，莫不洞見幽微，得其本真。他還寫了《近七十年來的楚辭研究》、《楚辭要籍述評》等論文，對《楚辭》研究的歷史和現狀作了宏觀的評述。文章論述全面、評議得當，反映出一位深有造詣的研究者的真知灼見。此外，他還寫了《<漢書>札記》、《<論衡>札記》、《古代漢語詞義札記》等論文，對《史記》、《漢書》、《論衡》中的一些疑難詞語進行了考釋，亦皆精審，多發人所未發。

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迎來了科學的春天，先生的學術活動也跨入了新的階段。在蔣禮鴻先生的影響熏陶下，他的學術研究從傳統的訓詁學領域轉向了漢魏六朝以來方俗語詞的研究。從漢代經師到清代鴻儒，傳統的訓詁學在先秦兩漢典籍的訓釋方面無疑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對漢魏六朝以來方俗語詞的研究工作，却不曾很好地做過。這是漢語詞彙史研究中的薄弱環節，也是文字訓詁之學的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從1979年在《中國語文》刊發《古漢語詞義札記（二）》一文開始，先生繼踵張相與蔣禮鴻諸前輩之後，對漢魏六朝以來文獻中的大量“字面生僻而義晦”或“字面普通而義别”的方俗語詞進行了考釋，先後發表的有關論文多達四十餘篇。這些論文，思致綿密，徵引詳贍，結論多可信從。諸如杜甫《彭衙行》的“咬”字，白居易《琵琶行》的“灘”字，陶淵明《五柳先生傳》的“何許人”，長期以來以訛傳訛，未得確詁，一經先生破，便有霧解冰釋之妙。在俗語詞研究中，先生既汲取了前輩學者經常使用的歸納類比的訓釋方法，又善於把俗語詞研究和文字校勘結合起來進行考察。如他考釋王梵志詩中的“蛆姡”一詞，便是從文字校勘入手，指出“蛆”即“怚”的假借字，而“姡”則即“妒”的俗體字，破除了字形的迷障，“蛆姡”的意義也就豁然開解了。先生還善於將俗語詞考釋和漢語詞彙史的研究結合起來，追本溯源，求其會通。他非常注意觀察那些較爲特殊的語言現象，努力探尋揭示那些帶有規律性的東西，如《唐詩中的反訓詞》、《杜詩異文釋例》、《唐詩異文釋例》諸文，都是如此。爲了促進俗語詞研究工作的開展，先生還從理論上對俗語詞研究的特與經驗進行了系統的總結，先後寫了《俗語詞研究與古籍整理》、《俗語詞研究概述》等論文。在1986年出版的《訓詁學》一書中，更把漢魏六朝以來的方俗語詞研究闢爲專章，就俗語詞研究的意義、歷史和現狀、材料、方法等進行了全面的闡述，填補了學術研究領域的空白。日本學者佐藤晴彦教授指出：“郭在貽氏前年出版的《訓詁叢稿》，以其踏實的工作方法而引人注目。這次的《訓詁學》也是非常獨特的。直截了當地提出俗語詞問題并闢爲一章，通過豐富的例證來强調説明俗語詞的研究成果對於正確地理解文句是多麽的重要，恐怕還是從本書開始的吧。在傳統的色彩極其濃厚的訓詁學的世界裏，只有郭著這樣説并且付諸實踐，這是很不簡單的啊！”（見《日本中國學會報》39集）

訓詁學是一門古老的學問，舊的訓詁學作爲經學的附庸，其主要目的是爲經學服務的。過去的一些訓詁學著作也往往言必稱九經三傳，擺脱不開爲經學服務的老框子。所以如何加强訓詁學的實用性，是擺在今天的訓詁學家面前的一大任務。先生在訓詁研究的理論與實踐中，十分注重訓詁的實用性，撰寫了《訓詁學與語文教學》、《訓詁學與辭書編纂》、《漫談古書的注釋》等一系列論文，努力使艱深的訓詁之學同古籍整理、辭書編纂，以及大中學校的語文教學挂起鈎來。在《訓詁學》一書中，“實用性”更是貫穿全書的一條主綫。書中所揭示的訓詁學的作用，極具説服力；所概括的訓詁方法，又切實可行。現在許多高等學校把郭著《訓詁學》作爲教材，良非偶然。

80年代初，先生開始把研攻的重放到敦煌文獻語言文字的研究上來。敦煌遺書的發現，改變了整個中國學術史的面貌，也爲方俗語詞的研究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敦煌遺書中的變文、曲子詞、白話詩、券契等文書，保存着大量的口語資料，它們對於考察宋元白話之沿溯，對於近代漢語詞彙、語法的研究，都有很高的參考價值。1959年，蔣禮鴻先生出版了他的名著《敦煌變文字義通釋》，考釋了一大批變文中的方俗語詞。但由於種種原因，没有解決的問題仍復不少，而且蔣書只限於變文，考釋的範圍有進一步擴大的可能和必要。所以在從傳統的訓詁學領域轉向俗語詞研究的同時，先生注意到了敦煌文獻中的俗文學作品，先後發表了《唐代白話詩釋詞》、《王梵志詩校釋拾補》、《敦煌變文校勘拾遺》、《王梵志詩匯校》等一系列論文。在敦煌文獻方俗語詞考釋的過程中，先生注意到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敦煌俗文學作品的作者或抄寫者，多數水平不高，寫本中字形訛誤很多，這些作品中豐富的方俗語詞往往是通過俗字别體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但一些前輩學者在整理敦煌遺書的時候，還没來得及對俗字、俗語詞給予足够的注意，整理工作中難免發生這樣那樣的疏漏，從而也對方俗語詞考釋工作的準確性帶來嚴重的影響；敦煌文獻中的俗語詞研究要取得長足的進展，必須從俗字研究和文書校理入手。正是基於這一認識，從1987年開始，先生和他的學生張涌泉、黄征合作，開始了“敦煌學三書”（即《敦煌變文集校議》、《敦煌變文校注》、《敦煌吐魯番俗字典》）的撰著工作。1989年底，“三書”的第一種《敦煌變文集校議》大致定稿。該書依據敦煌寫本原卷，校正了《敦煌變文集》的大量校録錯誤。以俗治俗，注重俗字、俗語詞之考釋，是該書的一個顯著特。先生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此稿專談我們自己的看法，自信不無發明，其中俗字和俗語詞的考釋方面，尤多獨得之秘。”確非自誇之語。

先生治學嚴謹，學風樸實。在學術研究中，堅持實事求是、無徵不信的原則，每立一義，必臚舉大量本證、旁證，窮源竟委，不爲空疏皮傅之説。在《回顧我的讀書生活》一文中，先生把自己的治學經驗歸納爲四：一、讀書要博，研究要精。他認爲讀書的面不妨寬一些，中外古今文史哲，都要涉獵一些，這對於提高一個人的文化素質大有益處。但對研究工作來説，則必須專精，切忌博雜；做學問要注意根柢之學。比如搞訓詁的，對幾種小學名著，必須扎扎實實地精讀一二種，然後由及面，把自己的研究工作推廣開去。二、方法要講究，學風更重要。他大力倡導去華崇實的學風，提出“務平實、忌好奇，重證據、戒臆斷，寧闕疑、勿强解”的訓詁態度，且身體力行。三、做學問要重創造，貴發明。他崇尚清代皖派學者的發明創造精神，反對粗製濫造、雷同剿襲。他寫《楚辭解詁》一文，先後凡七易其稿，參考的書有近百種，歷時近十載，而所得不過一篇萬把字的論文，其由即在乎此。四、做學問要刊落聲華，甘於寂寞。他認爲讀書人既要耐得起苦，能於枯寂落寞之中得其真味和樂趣，又要自覺抵禦外界名與利的誘惑，始終忠實於學術，獻身於學術。正是以“甘於寂寞”自勵，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爲座右銘，所以即使在“十年動亂”中，他仍能閉門讀書，潜心著述，誠可謂“蘇世獨立，横而不流”，“深固難徙，更壹志兮”（姜老爲先生手書《橘頌》語）。

先生在訓詁學、敦煌學、楚辭學諸領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受到海内外學術界的推崇和矚目。香港《大公報》兩度載文評價讚譽《訓詁叢稿》，《人民日報》（海外版）、《光明日報》、《語文導報》等報刊也多次載文介紹他的研究成果。他主持撰著的《敦煌變文集校議》獲北京大學第四届王力語言學奬；他的論文《<楚辭>解詁》、《唐代白話詩釋詞》獲中國社科院首届青年語言學家奬；《訓詁叢稿》一書獲國家教委首届普通高校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二等奬和浙江省高校文科科研成果特等奬；有關説文學、敦煌學、訓詁學的論著連續三次獲浙江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奬。他無愧於“國家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的崇高榮譽。

先生爲人謙虚謹慎，待人熱情坦誠；他不慕榮利，一生清貧。先生手書壓在書房臺板底下的“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語出《南史》），正是他精神境界的真實寫照。先生長期工作在教學第一綫，不但每學期爲未來的博士、碩士、學士們上課，爲他們審閲論文、批改作業，還不辭辛勞地親赴地縣爲函授學員講課，滿腔熱情地爲許多認識的、不認識的青年朋友看稿審稿。爲教學、爲科研，先生竭盡了畢生的精力。

1989年1月10日，萬惡的癌細胞奪去先生年輕的生命。他走得那樣匆忙，他没能過上五十周歲的生日就永遠地離開了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