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学派与效率理论

由于边际主义革命的兴起，主观效用分析奠定了消费方面的价值理论，由杰文斯等创立的新方法不久就被运用到政府的预算，从此人们用一种崭新的思想方法来分析公共提供。着重点不再是政府的职责，而是个人消费者的需求。“公共部门不再是经济法则的一个必然的、不协调的例外，资源使用效率的同一准则现在既可以用于私人部门，也可以用于公共部门。公共经济学汇入了价值理论，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合理组成部分。”^〔12〕

19世纪80年代，财政理论被认为取得了重要的突破，这要归功于奥地利和意大利经济学家的努力。赛克斯（1883）、潘特罗尼（1883）、马兹勒（1890）、马可尔（1888）提出了一个大致相同的法则，其基本含义是：在个人偏好给定的情况下，每个人的边际效用等于价格将使福利达到最大化。这一基本的效率准则对公共品和私人品都适用。由于公共品在消费上的不可分割性，因此消费者会获得同一数量的产品，但各人的边际效用是不同的，因此，要使每个人的边际效用等于价格就需要不同的人支付不同的价格。这被认为是“财政经济的最高法则”^〔13〕。由于有了这样的对公共品评价的效率标准，现代公共品理论开始逐渐地形成了。这一标准还是不严密的，但它多少启发了后来的维克塞尔和林达尔。

当然，对“效率”标准作出卓越贡献的主要是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帕累托（Vilfredo F.D. Pareto, 1848-1923）在从事纯经济理论的研究后，受到了瓦尔拉的赏识，为建立洛桑学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代表作有1896—1897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讲义》、1906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等。今天我们对帕累托耳熟能详是因为其著名的“帕累托最优”定理，但他除了纯经济理论上的贡献外，还在社会福利理论方面为西方经济学作出了很多贡献，他的观点后来被定义为定理的多达六七种。

我们已经知道，边际主义试图用效用的标准来对产出或收益进行计量，并以此说明经济效率。但是问题产生了，这就是不同个人之间效用变化的不可比性。比如，当社会中的一些人的状况变好而另一些人的状况变坏时，就会由于这种不可比性而使我们难以判定由所有个人效用加总的总社会福利水平究竟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正是在这样的难题下，产生了至今被最广泛认同的效率判别标准——帕累托效率，或称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是在他的消费者行为理论中来阐述他的这一观点的。首先他将经济意义上的效用同其他意义上的效用区分开来，并认为效用可以衡量的原理是没有根据的，应彻底否定基数效用论，寻找另外的理论基础。帕累托找到了埃奇沃斯的无差异曲线，并以此作为他的价值论的出发点，并形成了序数效用理论。帕累托认为，虽然人们不能确定商品的效用究竟是多少，但是凭借经验，人们就可以确知两种商品中哪一种效用较大，哪一种效用较小。但是序数效用论仍然不能解决不同人的效用排序之间的比较问题。

在序数效用论的基础上，帕累托提出了他的著名的效率标准。帕累托有效率或帕累托最优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已经不可能通过重新配置资源和产品，使得在没有一个人效用水平降低的情况下，让至少一人的效用水平获得提高。这样，帕累托效率就回避了在有的人状况变好而有的人状况变坏的情况下对社会总福利水平变化的比较。这就使得帕累托标准成为一种最为宽泛的、最具有包容性的效率标准。原因也就在于它包含着最少的价值判断。

但是，帕累托标准同样不能完全排斥价值判断，比如对于状态的好坏变化就是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按照传统的效用主义观点，对状态不变的判断是比较容易的，即个人拥有的财产和消费的物品没有变化；但按照统合效用主义的观点，则会由于相对收入的变化引起不变的那一方面的效用水平的某种下降或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