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主义与效率理论

效率的基本概念是指人们的投入—产出或成本—收益之间的比例关系。效率的高低取决于一定成本下的收益多少或一定收益下成本的大小，这样一个比较粗泛的概念已为各经济学派所广为接受。但是涉及具体问题时，各学派之间就显现出了差别，比如，如何对投入产出或成本收益进行计量的问题。我们已经知道，古典经济学家们以国民财富的最大化为目标，它们对产出或收益基本上是以价格单位来计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则以价值、价值量对其进行计量，如GNP指标等。但这里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否全部会被社会需要。从这样的一个角度看，由于最终要归结到物对人的有用性上，因而似乎以效用的标准来对产出或收益进行计量，并以此来说明经济效率更为恰当一些。因此，到了19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兴起了一次以边际效用学派为代表的边际革命，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分别建立了边际效用的英国学派、奥地利学派和洛桑学派，他们都坚持边际效用价值论，而这种价值论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显然是对立的。下面我们就来简单介绍一下边际学派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以及它们是如何来说明经济效益问题的。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 1835-1882）是英国的经济学家、逻辑学家、统计学家，在数理经济学、统计学、逻辑学、伦理学等学术领域中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获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他在经济学方面的重要代表作是187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成就是独创了边际效用需求学说，并据此重新解释了交换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杰文斯同样深受边沁功利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他认为经济学的目标是以最小痛苦的代价使幸福达到最大化。因此，经济学需着重研究满足人们欲望的效用。杰文斯把商品看作是可以引起快乐或避免痛苦的对象或行为，商品为人服务的抽象性质就是效用，或者说效用是一定事物服务于人的目的之性质。效用不是事物的固有属性，而是与人的欲望密切相关的，同一商品的各部分的效用不会是相等的，一种商品的量太多时反而给消费者带来负效用。试想，随着效用数量的增加，一定点上的效用程度会减少，虽然总效用还是在逐渐增多，但后继单位的效用程度却是逐渐减低的。杰文斯把商品量中那个极小的最后增量或次一可能增量的效用程度，定义为“最后程度效用”，它的变化规则是随着商品量的增加而递减。由于后来人们认为“最后”效用表达不够确切，才用“边际”一词替代了“最后”。杰文斯以负效用与效用相对，效用是由快乐生产出来的，负效用则是由痛苦生产出来的，效用在转化为负效用之前会经过无效用之点。杰文斯指出，效用理论可用来解决如何将商品合理分配并使用的问题。当一种商品有多种用途时，为了取得最大效用，就应使分配在每一种用途上商品量所得的最后效用程度相等。

杰文斯还指出，边际效用价值论是一种客观规律。正如在一定的时间限度内，某种力量在一次刺激上的反应，随着每次刺激之重复而递减，效用递减也是同样的道理。由于人们在消费中的趋向是各种最后的（即边际的）效用相等，这种“等边际效用”原则表现在商品的交换中，就是任何两种商品在成交时的最后程度效用的相互比率，就决定了该两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即两种商品的交换比率。如果用方程式表示，假定a和b代表甲乙两人各自原来持有的谷物数量和牛肉数量，甲按一定比率以x量的谷物交换乙的y量牛肉；对于甲来说，谷物和牛肉的最后效用程度分别为φ₁（a-x）和φ₁y；对于乙来说，谷物和牛肉的最后效用程度分别为φ₂x和φ₂（b-y），交换方程式如下：

杰文斯认为，虽然上面讨论的是两个人在两种商品之间进行的相互交换，但交换规律同样适合于较复杂的竞争交换场合。随着贸易主体和商品种类的增加，交换方程式的数目亦随之增加，但无论如何，交换的基本法则总是不变，交换率比较稳定，其原因在于交换率是由它们的效用的比率确定的，与劳动或生产费用无关。但是，杰文斯的交换理论是有缺陷的，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一理论的缺陷至少有两点：第一，杰文斯否定了效用在人和人之间有对比的可能性，因而就无法对比，更不能加总起来成为“集体的最后效用”；第二，一个交易“集团”的产品最后效用，必须是各成员的平均最后效用，这已很难估算，何况杰文斯所谓“集团”可以大到包括全国的居民，则更难估算。而且各人间的财富分配并不均等，从而由交换得到的满足就可能相差很多，就不一定像在两人孤立交换场合那样，能得出两种商品的最后效用比率和两者交换比率成反比的结论^〔10〕。

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 1840-1921）是奥地利边际效用学派的创始人，其代表作是1871年发表的《国民经济学原理》。门格尔的主要成就：一是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中阐述了价值理论，二是在《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方法》和《德国经济学的历史主义谬误》两书中展开的经济学方法论。

边际效用价值论是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的核心，它是由门格尔首先提出的。门格尔认为价值的本质是主观的，是一种心力的判断，而不是事物的特质或一个独立的实体。为了阐述他的价值理论，门格尔首先分析了财货和经济财货，它们的数量及其不同部分和不同应用方式会产生不同的满足。他认为，如果人们意识到欲望的满足及满足程度是依存于他们对某财货的一定量的支配时，这种财货对他们就有了价值。可见价值是经济人对于财货在维持其生命与福利的重要性上所下的判断。价值的尺度也是主观的。各种财货的价值量的差别，在于这些财货在满足人们的欲望时对人们所具有的意义大小是不同的。随着同一种欲望不断地被满足，欲望的程度递减了，从而满足该欲望的财货的重要性也递减了。所以价值的决定是这样的：当供给存在时，任何部分财货之价值是以用于最小重要的用途之那部分来代表。“最小重要的”即后来所谓的“边际”。

至于高级财货，其价值决定问题就较为复杂了。奥地利学派认为，价值是追溯反映的。门格尔指出，高级财货的价值，是由它所生产出来的低级财货的预期价值所决定的。高级财货现在的价值等于生产物预期价值减去资本利用价值和企业家活动的价值。高级财货的购买者不是按这些高级财货所生产的低级财货的预期价格的金额来支付，而是以此金额扣减了资本利用的价值和企业家活动的价值以后的金额来支付。由于生产一种低级财货，必须要有相互补足的一组高级财货，所以高级财货的价格，也可以说是有这种高级财货所能生产的产品价值与没有这种高级财货时所能生产的产品价值之间的差额。门格尔将这一理论用来认识土地利用、资本利用和劳动力价值。

门格尔提出了主观价值论的一些基本构想，但对于主观价值如何转化为客观的市场价格却没有加以仔细的分析，而这一点是由他的后继者维塞尔和庞巴维克加以完成的。

维塞尔在其代表作《自然价值》一书中论述了价值的来源和对整批物品估价的定律：边际效用定律是价值的一般定律。他认为，一批财物的总价值由其边际效用与件数的乘积来表示。维塞尔还指出，价值不是决定于边际单位要素退出所导致的损失，而是得自现存边际单位要素对生产的贡献。

庞巴维克详细分析了主观价值和客观价值的区别，其关于客观价值或购买力的阐述将主客观价值的关系调和起来，从而使奥地利学派的价值理论构成了完整的体系。

马力·爱斯普利·莱昂·瓦尔拉（Marie Esprit Leon Walras, 1834-1910）是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洛桑学派的创始人，其代表作为1874年出版的《纯粹经济学要义》。瓦尔拉创立了以边际效用为基础的数理经济学，他生前一直在寻求其理论上的支持者，死后约十年他的理论体系才受到重视，并被给予极高的评价。

瓦尔拉其实并未使用“边际”一词，而是称之为“稀少性”，或“消费一定量商品所满足的最后欲望的强度”^〔11〕，他创立了稀少性价值论。瓦尔拉认为，物品要具有价值，必须是稀少的——有用但数量有限，稀少性导致了交换，是交换价值的起因。又由于瓦尔拉用被满足的最后欲望的强度来体现稀少性，他就与边际效用联系起来了。瓦尔拉根据他的理论得到了个人效用曲线，即个人需求曲线，并据此求得总效用和边际效用的区别。总效用表示为效用曲线上从一定点起所覆盖的面积，而边际效用则是效用曲线上一定点所表示的效用量。瓦尔拉得出的商品交换的法则是，交换后两者的最后欲望强度之比，等于两者交换价值之比或价格之比，也就是说价格与交换价值成正比，与交换量成反比。这一结论与杰文斯完全相同，但在数学表达方式上更为精密。虽然瓦尔拉对边际效用在集体竞争交换场合下的作用分析仍是非常脆弱的，并且他的价值论有自相矛盾的观点，但他的边际主义理论还是给后人以非常有益的启发，这一点是不能抹杀的。

总之，边际主义学派的国民经济目标（即财政目标）仍是围绕着效率和公平，但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对效率进行衡量，如何才能实现交换的公平。他们不满足于传统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论，也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而是从边际主义出发，创立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和交换理论。尽管存在各种理论上的缺陷，但“边际主义”的诞生和数理经济分析的引入为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又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并极大地影响到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为帕累托效率的提出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