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收入分配的内在联系

分配学说是李嘉图经济思想的中心，也是他的学说中最有创造性的部分。李嘉图认为，关于社会产品的数量是没有规律可循的，但是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后，它的分配比例则能够找到一个相当正确的规律，因为社会各种收入不过是劳动所创造的全部产品价值的分割。因此他把“确立支配这种分配的法则”或者说阐明社会产品如何分配为工资、利润和地租以及这些收入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趋势，确定为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他还指出，在许多经济学家，诸如杜尔阁、斯图亚特、斯密、萨伊、西斯蒙第等人的著作中，对于地租、利润和工资的自然过程没有提供过令人满意的资料，因此，有必要进行一番探索。在考察这个问题时，他始终是以劳动价值学说为基础的。

前面指出，分配学说是李嘉图经济思想的中心，而地租理论又是分配学说的中心。他在《谷物的低价格对资本利润的影响》一文中指出：“倘若没有地租，要想了解财富进步对于利润和工资的影响，以及赋税对于社会各阶级的影响，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它的重要性。

李嘉图以前的古典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地租分析所遇到的主要困难，就是无力用劳动价值原理来说明地租的产生问题。这些劳动价值论者，由于经不住地租的考验，有的把地租归结为自然的产物（如重农主义者）；有的把它说成与劳动无关，只会对商品的交换价值发生影响（如亚当·斯密）。针对后一种说法，李嘉图在探讨地租问题时，一开始就提出：是否“土地的占有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地租，不依赖于生产上所必需的劳动量而造成商品相对价值的变动”。在考察过程中，李嘉图经受住了考验，正确地用劳动价值原理来解释地租的产生，指出，地租是农业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而被土地所有者占有，“作为使用土壤原有的和不可摧毁的生产力的代价”。

为什么会发生地租？李嘉图认为，当一个国家的人民开始定居下来的时候，有富饶的土地可供利用，维持全体人民所需要耕作的土地只是极小部分，这就不会在任何地方发生地租。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实际上是一种免费商品。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口的增长，不得不把第二级肥沃的土地或者位置较差的土地投入耕种，于是在第一级土地上出现了地租，地租额取决于两块土地生产力的差异。每一次随着需要而把次等土地投入耕种时，在以前不产生地租的土地上就开始有了地租，在已经产生地租的土地上则增加了地租。

根据这个论点，李嘉图把地租（第一形态的地租）的产生归结为四个原因：第一，土地有限性；第二，土壤的肥力不同；第三，土地位置离市场的远近不同；第四，人口增加不得不耕种次等土地。但是李嘉图不谈因位置远近而产生的地租。

由此可见，李嘉图所说的地租是级差地租。这个级差地租的产生，他是根据劳动价值学说，从最大劳动量决定农产物价值的原则和平均利润率规律来说明的。认为当优劣土地都被耕作时，在两种肥力不同但面积相等的土地上投下同量资本和劳动，所收获的农作物数量并不相等，从而，各个产品所含的劳动量也就不相等。优等土地所产的每件农产品中所含的劳动量较少；劣等土地每件产品中所含的劳动量则较大。而农产品价值是由最大劳动量所决定，即劣等土地产品的劳动量决定社会必要劳动量。这样，耕种劣等土地的资本家按照价值出售，也可以得到平均利润，耕种优等土地的资本家则不仅得到平均利润，而且还得到超额利润。由于资本家之间的互相竞争，这个超额利润必然转化为地租，而归地主所占有。这就是李嘉图的级差地租第一形态产生的原因。

从这个地租产生的论点，我们可以看出，李嘉图坚持劳动价值学说来解释地租的形成，这是他的前人所不及的。根据他的论证，地租不是自然的恩赐，而是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前面说过，李嘉图以前的古典经济学家无力解释地租的存在与价值规律相一致的原因。以为在各种肥力不同的土地上投下同样劳动，而仅仅在优等土地上发生地租，劣等土地上不发生地租（级差地租），那么，创造地租这部分价值的劳动出自何处呢？就成了一个悬案。李嘉图解答了这个问题，他清楚地说明，地租与价值规律不但没有矛盾，而且正是从价值规律找到了地租形成的规律。

李嘉图还谈到级差地租第二形态（递加投资所引起的地租）。他认为当耕作继续向劣等土地（向下线）推进时，如资本投在更劣等土地上所能增加的产量反不如追加资本于已耕作土地上所能增加的产量时，则资本家宁愿在旧土地上增加投资，而不愿去开垦新土地，这种耕作同样会产生地租，因为地租总是由于使用两份等量资本和劳动所取得的产品之间的差额产生的。

他的级差地租的第二形态的论证，实际上是一种边际生产力理论。比如说，小麦这种产品，在同样大小的四个等级的土地上，用等量的劳动和资本来进行生产，其产量不等；假设人们不再去开垦新地，而连续在旧有土地上投下等量的劳动和资本进行生产，其边际产品的收获量均大于待开垦土地的产量，由此又发生了级差地租，如下表所示。表的左边的每笔总产量反映递减收益趋势，等量的劳动和资本从甲级土地追加到丙级土地时，产量逐次递减。表的右边指的是：追加等量劳动和资本在每一级土地上所增加的产量，或递加投资的边际产量，这张表说明了各级土地每一次递加投资的总产量与其边际产量之间的关系。

追加投资产量与边际产量表

上表中假设每一份劳动和资本加平均利润为100元，市场上每单位小麦的价格为1.00元，这样，丁级土地上的全部产品100元就没有剩余额；而甲、乙、丙各级土地则各有剩余额450元、250元和100元。这些余额都以地租名义全部为地主所占有。丁级土地，即边际土地，是没有地租的土地，也是粗放耕作的土地。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已耕种土地上追加投资已到了极限，因为甲、乙、丙各级土地的最后边际产量只等于李嘉图所说的生产成本（包括平均利润）100元。如果粮食需要再增加，则下一级更劣等的土地势必投入耕种，地租额又有进一步的增长。所以，在李嘉图看来，两种形态的级差地租是互相推进的，是大自然吝啬的结果。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李嘉图是最早把边际分析用来说明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的人，因为他是在劳动价值学说的基础上应用边际分析来阐明地租原理的。他的观点有三个方面：①土地收益递减是客观规律，因而谷物价格会不断上升；②土地投入耕种是按向下线依次投入，放弃则按相反的方向依次放弃，无论农业还是工业，总是以最后一份资本和劳动所取得的价值来决定商品的价值；③但是实际上存在着对土地收益递减规律发生作用的阻碍力量，即“生产必需品的机器常有改良，农业科学也有发现，使我们少用一部分以前的必要劳动”。

所以，李嘉图既承认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的存在，又承认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事物不会停留在原来水平上，从而否认这个规律的绝对性。实际上是把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看作是一种相对的规律，虽然他认为农业上的革新并非易事。

但是，从李嘉图的级差地租第二形态看，显然他是以技术条件不变为前提，建立在“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的基础上，并且还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发生了联系。因为他的论证是：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而在同一土地上递加投资又存在着“土地收益递减规律”，于是耕作只有逐渐转向劣等土地，结果，粮食的交换价值增大，价格上涨，地租增加。既然地租是农产品价值提高引起的，它就不能成为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原因，相反地却是农产品价格上涨的结果。所以，“即使地主放弃全部地租，谷物价格也不会降低”。依此，他批评了亚当·斯密把地租说成是价值构成的一部分的错误见解。指出：“规定谷物价格的是用最大量劳动生产出来的谷物；地租绝不会也绝不可能成为谷物价格的构成部分。因此，亚当·斯密认为规定商品交换价值的基本尺度（即商品生产时所用的相对劳动量）会由于土地的占有和地租的支付而改变的看法，便不能说是正确的。”

表面上看来，李嘉图无形中是替地主阶级做辩护，实际上是在揭露地主阶级不劳而获。李嘉图进一步指出，在地租不断高涨的发展过程中，唯一得到好处的是土地所有者，因为货币地租将随着农产品价格上涨和实物地租增加的双重作用迅速增大起来，唯一受害的是资产阶级，因为超额利润不断为地主阶级所夺走，平均利润将因农产品价格上涨所引起的货币工资提高而下降；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则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因为实际工资总是倾向于劳动的自然价格。这样，李嘉图便揭露了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关系，并且他从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强调由于利润下降，资本积累减少，势必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所以，地主阶级的利益和社会的集体利益是对立的。这个观点是他反对“谷物法”和其他政策所采取的立场的理论基础。

基于这种观点，李嘉图学说的积极拥护者詹姆士·穆勒赞成没收地租，李嘉图的思想虽然没有如此强烈，但他同意通过租税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认为课税于土地仅仅影响地租而落到土地所有者头上，不会转移到消费者阶级。

以上说明，李嘉图的地租学说是有巨大的科学价值的，但是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

第一，李嘉图认为，级差地租的发生，是耕作由优等土地向劣等土地推进所引起的，换言之，是以劳动生产力的逐渐下降为条件。其实，级差地租的产生，不是由于土地的绝对丰度，而是由于土地的相对丰度。所以，只要各级土地的肥沃程度和位置存在着差别性，无论耕作的顺序由优等土地向劣等土地推进（向下线），或反过来是劣等土地向优等土地推进（向上线），一样会产生级差地租。历史事实证明，耕作的顺序是向上线和第二，李嘉图认为，只能由于谷物的腾贵，才有地租的上涨；而谷物的腾贵又是由于耕作劣等土地和土地肥力递减，即自然吝啬的结果。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马克思指出：“1815年以来，在谷物法撤废前，谷物价格由90先令跌到50先令以下。下降是不规则的，但是不断的。地租却是不断增进。英国是这样。把其他的事情考虑进来，大陆也到处是这样。”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192页。">因为科学、工业和人口都是在同时增进，农业改良必然同时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土地的劳动生产率都会提高，它们之间的差别性也在扩大，结果，由最劣等土地决定的农产品价格虽然下跌，而级差地租的量仍然会增长。

第三，李嘉图的地租学说是没有历史观点的。他所论证的地租明明是资本主义地租，这种地租是农产品价值扣除工资和平均利润后的余额。但是李嘉图却把它一般化，抹杀了资本主义地租和封建地租的区别。而这种区别是由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第四，由于李嘉图把交换价值与生产价格视为一致，所以，他只承认级差地租，不承认绝对地租。在他看来，如果承认绝对地租，无疑就是承认农产品在其价值以上售卖，这就必然要否定价值规律。其次，还由于李嘉图受当时英国历史条件的影响，在研究地租问题时，完全忽视了土地私有权的垄断，他不能想象有绝对地租的存在。李嘉图不知道，农业生产品会提供绝对地租，就他那个时代说是因为它的有机构成低（与工业比较，它处于历史上较低的发展阶段），所以，它的价值高在生产价格之上，其差额即为绝对地租来源。

李嘉图认为工资是劳动产品价值分割的一部分。在探讨这个问题时，他和亚当·斯密一样，不知道区分劳动和劳动力，而把劳动看作一种商品，认为它也有自然价格（市场价格围绕变动的中心）和市场价格。劳动的自然价格就是劳动者维持其自身及其家庭所必需的食物、必需品和享用品的价格。“食物和必需品涨价，劳动的自然价格也会上涨，这些东西跌价，劳动的自然价格也会跌落。”这就是说，劳动的自然价格，是决定于维持劳动者自己及其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所以，他实际上说的是劳动力的价值。

什么是劳动的市场价格呢？他说：“劳动的市场价格是根据供求比例的自然作用实际支付的价格。劳动稀少时就昂贵，丰裕时就便宜。劳动的市场价格不论能和其自然价格有多大的背离，它也还是和其他商品一样，具有符合自然价格的倾向。”

劳动的市场价格为什么不会长久背离劳动的自然价格呢？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工资支付总额等于工资基金总额，它是真实资本供给的一部分，由工资所购买的消费品构成。所以任何时候，工人的工资都决定于工资基金的大小，以及领取工资的工人数目。工资基金除了来自资产阶级的储蓄外，不能有所增加。从短期来看，工人的平均实际工资不会多于工资基金对劳动者供给的比例。

从长期来看，好像会有新的资本追加到工资基金上来，但是由于人口的持续增长，结果，实际工资的长期趋势只能接近于工人及其家庭人口最低生活水平。因为当劳动的需求增加时，劳动的市场价格就会超过其自然价格。这时“劳动者的景况是繁荣而幸福的”，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生活必需品，从而可以繁殖人口。但当高额工资刺激人口增加，使劳动者的人数增加时，由于劳动的供给超过需求，劳动的市场价格就会降到自然价格以下。这时“劳动者的景况就会贫困”，他们的绝对必需品“就会因贫困而被剥夺”。于是劳动者的人数将减少，劳动的需求将增加，劳动的市场价格再提高到自然价格水平，劳动者又会得到“自然工资率所将提供的适度享受品”。这就是李嘉图的工资规律。按照这个规律，李嘉图认为，工人的经济地位不可能得到长期的改善。它后来被德国机会主义者拉萨尔加以利用，命名为“工资铁律”。然而，因为在这种“自然规律”下，工人李嘉图所谓的工资“规律”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劳动力的供求关系的变动和工资水平的变动并不取决于工人人口的变动，而是取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可变资本的相对量不断下降，结果形成了相对人口过剩，使产业后备军的队伍不断扩大。这便是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迫使实际工资下降的真实原因，也是决定工资变动的真正规律。

李嘉图从劳动价值学说出发，认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分解为工资与利润两个部分。所以利润是商品价值超过工资的余额。由此可以看出，李嘉图在考虑利润和工资时，是把商品价值中的不变资本抽去了，把全部资本视为就是投在工资（可变工资）上面。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利润率，显然他是在研究剩余价值率，而不是研究利润率。因此，我们可以说，实际上李嘉图是有一个剩余价值理论的，不过，对他来说，是当作利润来处理。

由于把剩余价值看成是和全部资本相联系的东西，这就必然要引起对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混同。由于这种混同，导致使他混同了决定利润和剩余价值的因素。比如，当他考察到利润率变动的时候，总是力图证明利润率的涨落只能是由剩余价值率的涨落所引起。他不知道，利润率还决定于剩余价值量，不光是决定于剩余价值率；而剩余价值量，在剩余价值率为一定时，是决定于资本有机构成的。因此，利润率是由两个主要因素决定的：剩余价值率和资本有机构成。同一个剩余价值率，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利润率。

李嘉图相信，不同的资本应用所获得的利润率是倾向于平均的。这个平均的利润率，它的发展趋势如何呢？李嘉图认为，利润和工资总是彼此相反地变化着，由于耕种边际土地所生产的粮食增加了劳动成本，货币工资率必然会上升。这样，随着向下线的土地耕作的发展，未来的利润率就有一种下降趋势。但是，只要利润率高到足以使资本家储蓄和投资，资本的供给，从而工资基金将会增加，这有助于维持增长的劳动人数的工资率。然而，由于人口的不断繁殖，必须使用劣等土地，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呈现下降倾向，原因是生产食物和原料产品的成本增加了，地租份额和名义工资也在随着增加。虽然这会削减利润水平，但是工人的货币工资的购买力依然如故，最后利润低落到阻碍所有资本的进一步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