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产品分配与生产要素分配之间内在联系的科学揭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肌体的深刻解剖，科学地揭示了生产对分配的决定作用，揭示了产品分配与生产条件（要素）分配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了按生产要素分配产品的客观必然性。他说，生产条件的分配关系，“赋予生产条件本身及其代表以特别的社会性质。它们决定着生产的全部性质和全部运动”。^[31]

政治经济学中的所谓生产决定分配，其实质就是生产条件（要素）的分配关系，决定产品的分配关系。生产条件（要素）的所有权，就是分配产品的索取权。任何一种产品分配，都是由生产条件（要素）的一定分配（占有）状况决定的。这就决定了按生产条件（要素）分配的客观必然性。

在这个问题上，崔向阳提出了马克思生产决定分配理论的另外一种理解。他认为：“马克思所讲的生产要素的分配，包括两层含义：第一，从分配过程看，是指生产要素的分配方式，即资源配置方式；第二，从分配结果看，是指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分配。这两者共同决定了产品分配的关系，第一个层次解释了具体的分配方式的决定因素，第二个层次解释了分配的性质的决定因素。”“生产决定分配，但生产又包括两个方面，即生产要素的所有制结构和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前者决定分配的性质，说明要素所有者得到报酬的权利，后者决定分配的方式，说明要素所有者得到报酬的权利所实现的程度。”^[32]对此，有几点是需要提出来讨论的。

第一，马克思的“生产要素分配”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崔向阳认为马克思所讲的生产要素分配的第一层含义是指“生产要素的分配方式，即资源配置方式”。这里明显存在对马克思的误解。对于生产要素分配的含义以及生产要素分配对产品分配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是这样论述的：“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的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而然地就要产生消费资料的现在这样的分配。”^[33]这段论述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两点：其一，马克思“生产要素分配”的含义，是指社会的全部生产的要素或生产的条件，包括物质的生产条件和人身的生产条件在社会成员之间是如何分配的，也就是哪些生产要素归哪些人所有。马克思“生产要素分配”的含义中丝毫没有资源配置方式的含义。其二，生产要素的分配状况直接决定产品的分配状况，并不需要其他的任何中介或媒介。在马克思的论述中，讲生产决定分配，从来是讲生产要素的分配决定产品的分配，并不涉及资源配置方式问题。生产要素的分配直接决定产品的分配，其中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第二，“生产要素的分配方式，即资源配置方式”的说法，混淆了二者的含义。生产要素的分配指的是社会成员对生产要素的占有状况，而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是指社会的经济资源以何种方式，例如是以自然经济的、市场经济的或是计划经济的方式配置起来进行生产的问题，这与生产要素的分配完全是不同的两个问题。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生产要素的分配是完全不同的，这使得它们成为各不相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但它们都是自然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资本主义社会与现存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要素的分配也是有区别的，但这两种社会都采取了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把生产要素的分配等同于资源配置方式，是不应该出现的混淆。这种混淆不仅不利于问题的澄清，反而把问题搞乱了。

第三，生产要素分配是社会经济生活中最本质层次的问题，而资源配置方式是经济运行层次的问题。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是经济的本质层次决定运行层次。分配决定因素的问题，是属于经济本质层次的问题。用属于经济运行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去决定属于本质层次的分配问题，有点本末倒置，在方法论上是不科学的。

第四，一个社会的分配性质与分配方式是密不可分的。说生产要素的所有制结构决定分配的性质；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决定分配的方式，这是不科学的。在封建社会，土地所有者出租土地，不管是以自然经济的配置方式出租，以劳役地租或者实物地租的形式收取地租；还是以市场经济的配置方式出租，以货币地租的形式收取地租，都是由土地所有权决定的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方式，都是封建地租的性质。无论是自然经济的配置方式、抑或是市场经济的配置方式，都既不改变分配的方式，也不改变分配的性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的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这样的生产要素的分配，既决定了资本主义分配的性质，也决定了资本主义分配的方式。这种资本主义分配的方式本身就内含着、体现着资本主义分配的性质，这种资本主义性质的分配，就必然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没有不具有社会性质的分配方式，也没有任何一种分配方式不具有或不体现分配的社会性质。分配方式与分配的性质是不可分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