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资金流量表核算的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在改革开放之初，政策部门与学术界也曾对中国收入分配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在政策导向上，主流的观点认为应“初次分配关注效率、再分配侧重公平”。当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企业可支配收入比重下降。在三十余年的高速发展之后，社会各界关注的突出问题已转变为居民部门收入比重过低。自1992年以来，在国民收入初次支配中，居民部门的收入比重逐年下降，已经从当初的66%下降到2007年的58%。其中，居民收入的主体，劳动者报酬从1992年的55%，下降到2007年的48%。与之对应，企业部门以及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在整体上均有所上升。其中，企业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比波动较大，从1992年的11%左右上涨到2007年的18%；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比重从1992年的20%上涨到2007年的24%。

对于这种结构变化的原因，学术界同样主要依赖资金流量表进行结构分析。李扬等(2007)发现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份额持续下降，主要是由劳动报酬和财产收入比重的双下降所致。其中，居民劳动报酬的相对减少，主要由于企业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相对下降；并且居民财产收入的下降和从企业获得的劳动报酬的相对减少，表明居民收入中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部分被转移为企业部门的利润和政府的收入。白重恩等利用微观数据进行的研究认为，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产品市场垄断增加和国有部门改制引起劳动力市场环境改变。他们对1993-2004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分解表明，约有50%的因素应归之于2003-2004年之间统计方法的改变，而在剩下的50%之中，产业结构转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从理论上看，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份额不断降低的局面，还可以通过再分配过程得以调整。在再分配过程中，政府部门将从企业和居民部门手中获得所得税以及社保缴费，同时通过转移支出，将政府收入转移给居民部门。

这一问题也可以通过对财政数据的分析得以说明。按照白重恩等(2010)的估算，如果将中国情况与若干OECD成员国进行比较，在财政支出结构方面较为突出的差异在于中国的经济建设事务(包括农林水、交通、城乡建设、工商金融等项目)支出比重异常高，远超除韩国之外的其他OECD诸国。在仅考虑一般预算支出的情况下，我国的经济建设事务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超过23%，而在OECD诸成员国(韩国除外)中，均在10%左右。即使是与中国类似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匈牙利、捷克、波兰三国，这一比重也仅为11%。如将大量政府性基金(包含土地出让金)、预算外支出、社会保障收支数据计算考虑在内，我国的经济建设支出(经济事务和城乡社区事务)比重大约在40%左右，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更为明显。财政数据的分析表明，中国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色彩浓重，而以提升居民收入为导向的转移支付性支出则略显薄弱。这应是我国居民收入比重近年来一直下降的原因之一。

这些分析表明，即使考虑到统计方法改变的影响之后，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以及其他类居民收入份额不断下降，再分配调节过程中增加居民收入份额的功能不断弱化，是居民最终可支配收入份额不断下降的基本原因。在这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之下，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下降直接导致居民消费占GDp份额下降；企业和政府可支配收入份额的上升，带动企业部门储蓄和政府部门储蓄率不断上升。国民储蓄率不断攀高，奠定了中国高储蓄、高投资、高度依赖出口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