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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替龙的经济思想

时间:2022-07-04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菲利浦·理查·康替龙出生于英国爱尔兰,是一个理财家、大商人。康替龙进一步谈到价格与价值的关系,指出商品的价格虽不与其内在价值常常相一致,但是两者并无很大差异。康替龙对于重商主义者的利息观点,即利息率将随货币数量的增加而降低,完全持相反的态度。康替龙说,动物的繁殖,并无一定限制,完全由生存必需的粮食的多寡来决定。

菲利浦·理查·康替龙(P.R.Cantillon,1680—1734)出生于英国爱尔兰,是一个理财家、大商人。路易十四死后,他到法国巴黎从事银行业务。当时法国正在实行约翰·罗的扩张信用政策及开拓密西西比河的计划,康替龙预见到这种政策和计划必然失败,便在市场上进行买空卖空的投机活动,赚得巨额资财,但由此遭到约翰·罗的愤恨,被驱逐出法国,返回伦敦,后来遭到暗杀而死。他的主要著作《商业性质概论》,写成于1730—1734年间,用法文写成,主要以法国为背景,他死后,于1755年出版。这本书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称为“政治经济学的摇篮”,重农学派及亚当·斯密都受其影响。所以马克思说康替龙的著作“很多地方为奎奈、斯杜亚、亚当·斯密等人利用”马克思:《<a href=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88页。">。

康替龙认为商品的内在价值决定于生产该商品时所使用的劳动与土地的数量,但同时要考虑到土地肥力的丰瘠或出产多寡以及劳动品质的优劣。他明确指出,土地是财富产生的源泉,人类的劳动则是一个动力,使产生此财富;而财富不外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安适品而已。这里,他实际上已批判了把财富等同金银货币的重商主义观点。从他的论述看,既然土地只是生产的一个自然条件,而劳动则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动力,明明应该由此得出价值决定于劳动量的结论,但由于康替龙不能区分使用价值和价值,从而错误地把物材的增加看为即是价值的增加,财富与价值是一个概念。这样,就将价值决定的因素也归结为土地和劳动。价值分解成什么呢?他认为农产物价值是被分解为地租(剩余价值)、工资和种子;反过来一切商品的价值,也可以说是决定于生产成本或生产费用,土地生产物的生产成本,包括耕作费用、工资和地租。这种观点,前者(价值分解)是正确的,后者(生产费用决定价值)是错误的。他的生产费用价值论,后来为亚当·斯密所继承。

康替龙进一步谈到价格与价值的关系,指出商品的价格虽不与其内在价值常常相一致,但是两者并无很大差异。因为从一个较长时期看,供给和需求会互相调节。比如农民多种了谷物而少饲养羊,结果羊毛涨价,谷物跌价,于是他们调整生产,多饲养羊而少种谷物,如调整过了头,又重新调整,直到生产和居民消费达到恰好的比例为止。

他还讨论到物价与金银货币数量的关系,认为国内市场价格往往受到国际贸易的影响,因为任何国家,如以大量制成品销售到邻国,从而招致金银流入,结果必然提高国内商品的价格。不过物价上涨将会引起向国外输入更多的商品,导致金银货币的流出,物价又必趋于下落。康替龙承认,物价上涨不一定和货币数量的增加成比例,因为货币流通速度的快或慢,实等于货币数量的增或减。还有,金银货币供给的增加,会代替信用关系的交易,以致货币数量增加一倍,物价并不经常加倍上涨。显然,他这种论点,是建立在货币数量说的基础上,否定了货币的内在价值。

康替龙根据他的价值分解理论,自然得出地租是农产物价值减去工资和种子的余额。按照他的劳动创造财富以及财富与价值混同的观点,地租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康替龙和配第一样,也把地租视为剩余价值的一般形态,利润则被看成是一种很不确定的与工资混在一起的东西。这是因为法国当时小农经济还占很大的比重,地主阶级尚凭借土地私有权的垄断,把直接生产者的全部剩余劳动占为己有。在资本主义农业不甚发达的情况下,康替龙还不可能对资本主义的地租问题,即土地私有权如何从资本家手中夺取剩余价值超过平均利润部分的问题进行研究。

康替龙对于重商主义者的利息观点,即利息率将随货币数量的增加而降低,完全持相反的态度。他认为利息率提高往往是在物价上涨的时候,也正是货币数量增加的时候(由于货币数量增加,引起物价上涨);利息率降低往往是在物价跌落的时候,也正是货币数量减少的时候。所以,重商主义的论点不能成立。然后,他提出了自己的利息率见解。认为一国的利息率决定于贷款人数与借款人数的比例。实际上就是说,利息率决定于借贷资本的供求。不过他没有把资本与货币区别开来。又由于他没有把利润当作一个独立范畴来研究,也就不能从利润观点把利息引申出来。在利润率一定的情况下,的确,利息率是决定于借贷资本的供求关系的,但它不会超过利润率水平。

康替龙说,动物的繁殖,并无一定限制,完全由生存必需的粮食的多寡来决定。他以老鼠的繁殖为例:老鼠如果在谷仓内生存,由于粮食充足,繁殖最快。人口的繁殖,要是生存手段无限的话,那么,也将像谷仓中的老鼠一样繁殖起来。所以人口的繁殖决定于粮食;而粮食的生产,他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主阶级的意志。因为地主阶级用何种方式去消费剩余产品即地租,可以决定一国的生产动向。这就是说,占有全部剩余价值的地主阶级的消费支出,影响着土地如何使用及农产品市场价格的变动,从而影响着一切商品价格的变动。这些变动,影响着农业的再生产,又间接影响着工业生产,所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起着重要的支配作用。如果这个攫取地租的寄生阶级对农产品的购买增加,就会促进农业生产的增产;反之,就会出现相反的结果。这样,他的结论是:一国人口的增减,往往受着地主阶级的意志、生活方式和习俗的支配。这个强调地主阶级消费作用的论点,后来被重农主义者魁奈加以发展,构成他的《经济表》的中心思想。

既然人口增长受着生活资料的制约,它就不能不同工资问题发生联系。康替龙认为,人口的增加如不能和生产发展对劳动力的需要相适应,则增加的人口会压低现有工资水平。这时,每个多余的工作者,只能依靠原有的工作者生活。所以必须保持劳动者人数与劳动力需求之间的平衡。当生产发展,生活资料增加,对劳动力的需要扩大时,工资上升,人口就会自然增长起来。他的人口学说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工资观点,对古典学派影响很大。

这个人鼠不分的人口理论,不能适用于历史上不同社会形态的人类社会,它只可能存在于“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6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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