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者将更多的关注投向企业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无疑是这些实证研究中最具影响也最有意义的研究。无论当企业社会责任处于狭义阶段，还是进入企业社会回应阶段，或者体现于企业社会表现的时候，学者们始终非常清楚公司社会责任不仅仅只能从理论上得到阐述，它还必须从实证上得到验证。正如Rowley和Berman(2000)所指出的：“(实证检验)基于如下愿望，为管理者进行社会责任实践提供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帮助非股东群体与忽视社会相关利益群体的公司决策作斗争，为学术观点提供武器。”

那么是否真有必要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联系在一起？Carroll(2000)对此的看法是：“寻求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盈利指标或其他底线(bottom line)指标之间在统计上和经验上的关系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如果我们能够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对底线数字的影响，无疑会有助于这一领域的研究。但是，无论我们是否能证明这种联系，我们研究的话题对于企业与社会的关系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意义究竟何在？在Wood和Jones(1995)看来，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可以回答“谁从企业社会责任中得益”的问题。Wood和Jones站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对此进行解释。以Friedman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的追随者们认为管理者没有权力将所有者的钱花费在无利可图的目标和利益上，而企业社会责任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Friedman等人反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Wood和Jones认为，如果能够证明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增加股东财富，那么无疑就可以有力地说服以Friedman为代表的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反对者。所以，很多研究致力于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相联系，以此来说明企业社会责任并非无利可图，最不济也能证明企业社会责任是无害的，最好能显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最佳的经济利益相一致。用Wood和Jones的话来说就是“‘改良的自利’可以为企业社会责任提供最终的理由”。Wood和Jones总结说，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想法来概括：如果能证明企业可以“行善并赚钱(do good and do well)”，或者更进一步，能证明企业可以“通过行善来赚钱(do well by doing good)”，那么企业社会责任就能得到管理者的支持。

无论是Wood和Jones还是Rowley和Berman都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作为一种实证研究，其根本意义就是要为企业社会责任思想提供有力的经验证据。同时，他们也清楚地知道，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对手”就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股东至上或是利润最大化观点。但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思想不需要通过向股东主义调和或者妥协求得认同和支持，因为企业社会责任思想是一个包括股东利益在内的更全面的理念。综上所述，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这种超越利润最大化或股东利益至上的力量来自于它自身以及它所依托的相关利益者理论内在的全面性和包容性，体现在它们既满足股东的经济要求，又顾及其他的相关利益者，从而谋求企业与社会和谐的发展。因此，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应该有一种可以观察到的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就是可以为证明企业社会责任以及相关利益者理论的全面性和包容性以及它们具有超越利润最大化和股东主义的优越性提供经验证据，就如Griffin和Mahon在回顾过去25年的研究时，情不自禁地说：“‘好消息’是绝大部分的研究发现了一种(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正相关关系。”

2.3.1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财务效应的研究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有两种基本的类型。一类研究是使用案例研究的方法评价企业发生的履行社会责任或违背社会责任的行为短期内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McWilliams &Siegel，2000)，即对衡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的依据是具体的行为。

有一部分研究者选择的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企业从南非撤回投资或终止业务的案例(因为当时的南非实行种族隔离政策，显然在南非投资是有违社会责任原则的)。美国企业一般都会通过公报宣布从南非撤资或终止业务，所以研究者就以公报发布日为时间基点，选择基点之前和之后等间隔的一段时期，观察在这两段时期内企业资产收益率的异常波动，以前期资产收益率的异常波动为基准，通过前后两段时期企业资产收益率异常波动的对比，来分析公报的发布对企业财务的影响。

但众多研究的结果却是互相矛盾的，如Wright和Ferris(1997)发现公报的发布与之后企业资产收益率的异常波动之间是负向的关系，即企业宣布从南非撤资或终止业务造成了企业资产收益率的显著下降；而posnikoff(1997)的研究却发现这一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会带来企业资产收益率的显著增长；Teoh，Welch和Wazzan(1999)的研究则发现公报的发布对企业资产收益率没有显著的影响。以此看来，在履行社会责任给企业带来的收益和业务缩减带来的损失两者的对比上，各项研究形成不了统一的意见。

此外，同类研究还有对企业关闭工厂(Clinebell &Clinebell，1994)、企业人力资源政策的良好声誉(hannon &Milkovich，1996)、企业临时解雇员工(Worrell，Davidson &Sharma，1991)等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所产生财务效应的研究，同样，结果也是各异的。

产生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研究方法上的缺陷。

首先，在企业的经营环境中，有许多变量会影响企业的资产收益率，因此在研究的时候有必要隔离这些环境变量，这样得出的结果才是所要考察的因素对资产收益率的影响。而上述的研究没有排除干扰因素的影响，就认定资产收益率的异常波动是受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这样的结论是没有根据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其次，时间在案例研究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研究时间的长短本身对结果的影响也很大，在对南非问题的研究中，Wright和Ferris选择的时间间隔是10天，而posnikoff研究中的时间间隔是250天，Teoh等人则是以200天为考察的时间段。同样的情况还有所调查企业的差异，Teoh等人的研究选择的企业主要是银行业，Wright和Ferris，posnikoff选择的企业则更加广泛，从传统制造业到IT业。各项研究之间存在差异，不具有可比性，本身就是干扰因素，这种研究体系的不统一使得研究缺乏实用性。

再次，Wright和Ferris，posnikoff以及Teoh等人研究的对象都是美国企业从南非撤资或终止业务的行为，Clinebell研究的是企业关闭工厂，hannon和Milkovich研究的是企业人力资源政策的良好声誉，Worrell，Davidson和Sharma研究的是企业临时解雇员工，即使研究体系是统一的，但针对不同社会责任行为的研究之间也是没有可比性的。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来说，个别行为的影响是没有显著意义的。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并不能反映企业社会责任的全部，以这种以点代面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并不能反映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真正关系。因此近年来从事这一类研究的研究者已经相当得少，研究者纷纷把注意力投向第二类研究。

2.3.2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

第二类研究是以企业社会表现衡量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的依据，研究企业社会表现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关系(McWilliams &Siegel，2000)。这类研究成为目前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的热点。

从1972到2007年间，公开发表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共有131篇，其中根据Margolis和Walsh(2003)研究，到2002年为止的文献数量是127篇。从Bragdon和Marlin(1972)与Moskowitz(1972)两份最早关于公司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开始，20世纪70年代总计发表了另外17篇，80年代30篇，90年代68篇。在1993-2007年的最近15年中，研究者又发表了68篇新的研究成果，其中国内学者的研究出现了2篇。可见，虽然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历史已有近40年，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并未有丝毫减少，反而随着相关的企业理论研究的进展和突破，呈现不断增多的势头。在这131篇研究中，113篇论文以企业社会责任作为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企业绩效为应变量(dependent variable)，其中，近半数研究(56篇论文)得到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正相关的结论，仅8篇研究发现负相关，29篇报告不显著，同时20篇没有明确结论。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应变量，企业绩效作为自变量的研究有22项，其中绝大多数研究(16篇)得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正相关的结论，4篇研究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进行了双向检验，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得到的结论超过研究数。

如果企业社会责任对提高企业绩效有正面的作用，那么企业使用资源来履行社会责任就会增加股东的利益——经济契约模型中剩余索取权。上述这些研究结果也暗示，要获得一个非常明确的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答案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这些持续的研究反映出为解决企业社会责任提倡者和反对者之间的争论，人们做了不竭努力，同时也暴露出在过去的这些研究中存在着方法论上的和理论上的缺陷。自1978年以来总共有13篇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关系的综述性文献，其中9篇是在近10年中发表的。这些综述指出了先前研究中存在的从样本选择到计量的效度和信度等各种问题，为后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总体来看，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间关系不断增加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些争论远远没有结束。

我国目前还缺乏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近几年才开始有研究者对此问题产生兴趣(沈洪涛，2005；李正，2006)，但大部分的研究文献都是定性地分析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可能的影响。其中不乏泛泛而谈，如胡孝权(2004)指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基础，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为企业创造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有利于树立企业形象，产生广告效应，是企业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统一的关键。企业社会责任会增强企业的差异化优势，提升企业的信誉度，有助于企业建立与客户及员工的良好关系，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也有研究者从具体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如谭深和刘开(2003)从国际竞争的角度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的影响，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短期可能对我国企业的对外经济贸易产生缩小效应，产生负面影响，而从长期来看，能建立企业的国际公信力，带来正面的贸易创造效应，并指出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增强有助于顾客忠诚度的增强，有助于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有助于改善企业外部的政策制度环境，有助于降低市场壁垒。

2.3.3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述评

从20世纪70年代起，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就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之一，Griffin和Mahon(1997)戏称：“自Friedman以来，这方面关系的探讨始终就是一场活生生的战斗。”从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回应到企业社会表现等各个阶段都出现了丰富的实证研究。总体来看，在众多实证研究中，承认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两者正相关的占多数，即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促进企业绩效的增长。

无论这些定性分析得出的论点有多么吸引人，它们都缺少定量研究的支持，只能说是研究者的一种美好期望。所以，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是非常必要的，而途径就是借用国外已经成型的研究体系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本书将从广义的企业社会责任来看待其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通过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明确单项资源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和单项资本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阐述更为完整和清晰的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作用机理，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应用和管理提供理论支持和引导，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深化和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和企业绩效来源理论研究说明了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基础和新发展，及其与企业绩效的关联性，之后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进行了综述，说明了本研究的必要性和对目前理论发展的贡献。在下一章中，笔者将通过进一步的理论分析演绎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概念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