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和广东业绩及潜力比较

5.1.2　浙江和广东FDI业绩及潜力比较

（一）浙江与广东利用FDI的总体状况比较

浙江和广东是我国的两个经济大省，也是我国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主要省份。这里首先对两省利用FDI的特征及趋势进行比较研究，然后通过计算两省吸引FDI的业绩与潜力指数，评价其利用FDI的业绩和未来进一步吸引外资的潜力。

1.FDI的规模^[3]

从FDI流入的总体规模看，截至2005年，浙江累计实际利用FDI金额367.23亿美元，广东为1628.34亿美元，全国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5924.29亿美元，浙江、广东分别占其中的6.2%和27.5%。在全国31个省市排名中，分别位居第一和第七。2005年，浙江省和广东省分别利用77.23和123.64亿美元，占全国FDI流入总量比例分别为12.8%和20.5%。由此可见，在利用FDI总体规模上，广东要大于浙江。从图5.1中，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90年代前，两省的引入FDI的数额相差不大；但是进入90年代后，两省在引入FDI的数额开始明显拉开差距；进入21世纪后，随着浙江引入FDI数量的增大、广东引入FDI数量的减少，两者差距开始缩小。

图5.1　1979—2005年浙江和广东实际利用FDI的数额（亿美元）

从两省份历年利用FDI的趋势来看，1986年至2005年，浙江以每年44. 59%的高增长率远远大于广东省的20.07%的增长率，但由于广东发展初期FDI绝对量更大，所以每年引进的FDI数量超过了浙江。从图5.2可以看出，1994对于浙江和广东来说，都是个转折点，在这之前，两省的FDI的增长率变化极大，尤其对于浙江省来说，变化幅度更大。但是1994年之后，两省都进入了平稳时期。进入21世纪后，浙江的FDI又一次进入高速发展时期，而同期广东仍然处于一个较为平稳的发展时期。不过2004年除外，在这一年，广东省的FDI达到了历年来增长率最低的一年，增长率为－35.7%，同期浙江省的增长率比起上一年下降，但是仍然保持22.6%的高增长速度。

图5.2　1986—2005年浙江和广东实际利用FDI的增长趋势（%）

2.FDI来源地

1996—2005年按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累计金额计算，在浙江投资最多的5个国家（地区）依次为：中国香港、日本、美国、中国台湾和英属维尔京群岛。而广东为：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日本、中国台湾和美国。在浙江和广东投资前5名的国家（地区）投资总额分别占两省吸引外商投资总额的71.31%和82.73%，可见两省FDI来源地的集中度很高。两省FDI的来源地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前五位的国家（地区）一样，但是内部构成有所不同。港资虽然同处两地FDI来源地的首位，但所占比重不相同。港资在广东地位尤为重要，所占比例达到59.18%，这里还不包括在维尔京群岛注册的香港公司的投资，而在浙江港资的比重则是42.43%。美国和日本投资在浙江比重达到了8.31%和8.4%，在广东分别是3.69%和4.17%（详见表5.4）。

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一是推动出口的扩展；二是通过吸收外资，引进以直接投资为载体的先进技术，加速技术进步及经济的发展。一些FDI主要旨在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这一类FDI即投向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产业；另一部分FDI的主要目标在于占领和开发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这类FDI往往属于技术、资本密集型的，中国廉价劳动力对其竞争优势的意义不大，它成为中国获取先进技术、推动产业结构转化的重要力量。

表5.4　两省FDI前8位来源地投资数额和百分比

资料来源：根据1996—2006年《广东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整理。

不同FDI来源地对于我国投资动机是不同的，在界定某一来源地FDI或流入我国特定行业的FDI的市场导向（Marketing-oriented）与出口导向（Export-oriented）的特性方面，很多学者做了有益的研究。如王岳平（1999）的研究认为，在三资企业中，以港澳台资本为主的行业具有明显的出口导向特征，而以外国资本为主的行业具有明显的市场导向特征。魏后凯等（2001）认为，来自北美洲和欧洲的FDI通常是针对中国市场而来的，而亚洲国家和地区一般把中国大陆作为生产基地和出口平台。姚战琪（2004）研究也认为，长期占领中国市场是影响美国、欧洲和日本在华投资最重要的因素，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大多数在华投资中具有明显的贸易互补或者重视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的生产因素；同时，不同来源地的投资者在中国的市场战略是动态变化的，他们将会不断扩大在中国的是市场份额。邢予青（2004）研究结论认为，日本对我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主要是出口导向性。S.T.Hsimao and W. Hsiao（2004）的研究得出，美国和日本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受国内市场规模的吸引，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主要受我国廉价劳动力的吸引。

不同外资企业类型对溢出效应有不同的影响。根据以上的研究，在浙江的FDI中，市场导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资要大于广东；而在广东，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的比重大于市场导向型。这一点与我们在本章开头的假设是一致的。

3.投资方式

累计到2001年底，浙江和广东的外商投资企业中，按合同项目数计算，两省外商独资企业的比重分别为21.5%和34.4%；按实际利用FDI金额计算，两省外商独资企业所占比重分别为35.8%和31.9%。在2003年，按合同项目数计算，两省外商独资企业的比重已经是45.43%和80.7%；按实际利用FDI金额计算，两省外商独资企业所占比重分别为56.93%和56.61%。而在2004年，按合同项目数计算，两省外商独资企业的比重已经是55.28%和82.89%；按实际利用FDI金额计算，两省外商独资企业所占比重分别为62.39%和67.84%。随着投资的进一步发展，独资方式在三种方式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逐渐成为主导方式。

广东独资方式的发展是逐渐上升的，采用独资方式的FDI实际投资金额分别在1997年超过了合资方式，并呈进一步上升趋势；而浙江外商独资方式发展比较平稳，2001年独资方式第一次超过合资方式，成为利用FDI的主要方式。合资方式在两省的发展都较平稳，只是广东有些年份的发展略有起伏。

以独资进入成为降低进入新市场风险的途径。对外资企业来说，越是处于高端产业，技术投入越大，对特定的管理要求越高，越可能采取独资的形式。跨国公司为实现垄断核心技术和获取高额市场回报双重目标，更倾向于加强技术和管理的内部化。以往合资企业双方在管理形式、经营理念、企业文化方面容易产生摩擦与矛盾，容易受到当地政府的行政干扰。随着我国加入WTO，许多过去禁止外资进入的领域，如批发零售贸易业、金融保险业等逐步放开。外资经过多年经营，对我国市场和法制环境熟悉程度的提高，对独资运作信心的增强，都使跨国公司倾向于独资经营。

虽然与独资相比，以合资形式进入有所减少，但仍然是具有独特优势的方式。最近由邱正仁等3位台湾学者做的一项实证统计分析表明，在大陆的台资企业采用合资形式的经营绩效要高于独资形式，而且股权比例越低，经营绩效越佳。^[4]另根据日本贸易振兴会的一项调查，在华的日资企业合资的盈利比例比独资高，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分别高出8～l2个百分点。合资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很快进入东道国市场，获取各种资源。以股权合作方式建立公司使“租金内部化”，“租金”来源于当地合作伙伴所掌握的知识和信息，可以降低收集信息的成本和非本地化所造成的风险。虽然合资企业双方的谈判会产生费用，但合资所产生的协同效应和租金内部化所带来的资产增值潜力，足以抵消谈判费用及其他摩擦性费用。所以，当外资企业对知识产权内部化的要求不高而本地化成本较高时，则倾向于采取合资形式。

虽然表面上看，以合资形式进入东道国，本土企业更容易获得先进技术。不过，近几年外资对先进技术在东道国的溢出效应的控制趋于严格，多数外资也注重在具备条件时的技术转让。但凡是最新的高层次技术以及核心知识产权，其使用却具有内部化倾向，向合资方转让技术的比重趋小。有的外资注重于控股经营，但并没有在控股后加强技术投入，而是利用控股权对中方实行技术封锁与保密。技术转让合同往往还包含一些连带的限制性条款，如规定获取技术的中方企业应向出让技术的跨国公司购买高价的设备、技术、中间产品、服务和其他投入，限制东道国企业将使用进口技术生产的产品出口，规定使用进口技术生产产品的数量和价格等。

从浙江和广东两省FDI进入方式的趋势来看，单纯依靠直接技术转让来获取技术进步，已经越来越难成为两省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那么增强两省的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将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如果能够实行正确的引资策略，促进外资技术外溢效应，企业技术进步是有着巨大空间的，其以外部关联性而带动产业升级，以及技术的示范效应仍然是巨大的。企业之间通过市场长期形成的契约关系，其关联性不同于企业之间偶然的、一次性的外部现货交易。FDI企业与东道国企业的契约性的企业关联，使企业之间存在着信息、技术、技能以及其他资产的持续交易，这种关联不但可增加国内关联企业的产出和就业；更为重要的是，相应的知识、技术、管理方式通过多种潜移默化的渠道从外国子公司转移到当地关联企业，从而引起东道国经济增长路径的实质性改变。

4.行业分布

近年来，全国FDI中虽然仍以第二产业为主，但第三产业所吸引的外资比重正趋于上升。2004年，全国、浙江和广东实际FDI投资的产业和行业的实际利用额及比例分布如表5.5所示。

从表5.5可见，广东和全国的FDI产业和行业基本一致，但浙江的FDI产业分布有较大不同：FDI在浙江省的第一、三产业的投资远低于全国水平，而在第二产业的投资则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行业分布来看，制造业是第二产业中吸收FDI的主要部门，浙江和广东在这一行业中吸收FDI份额分别为83.5%和73.2%。广东与全国的水平相近，而浙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第三产业内，交通运输、邮电、通信行业作为近年来国家积极引导FDI流入的行业，广东和全国水平相近，而浙江的比重低于广东和全国平均水平。房地产业不但是全国，也是两省第三产业吸收FDI的重点行业，吸收FDI的份额位于第三产业各行业之首。但在2004年，广东和浙江在这一行业吸收FDI的水平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浙江更是低于广东。

表5.5　2004年浙江、广东和全国FDI在三次产业的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年鉴》2005。

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出“第二产业独大”的分布格局，基本原因可能是：第一，由于农业开发投资大、回收期较长、利润率低、风险较大，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追求的短期盈利目标不符。所以，第一产业实际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很低。第二，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使得中国巨大的本土市场及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凸现。所以，对于同处于开放的沿海地区，广东和浙江凭借自身在第二产业的优势，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第三，第三产业服务业本应是国际资本流动的热点领域，但由于我国市场准入、开放程度等方面原因，流入到两省的外商直接投资相对偏少。

从行业内部分析，虽然FDI仍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但广东和浙江的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广东的FDI主要投资于第二产业中的电子电气业、电力交通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资金密集型行业。而FDI在浙江的投资中，主要集中在当地的优势产业——纺织业、服装、鞋帽制品业、通信电子业、化学原料及制品业等。应该说，无论是在广东还是浙江，外商直接投资都偏重于当地的优势产业和加工型产业。但是，从行业分布而言，在广东更偏重于资金密集型行业，而在浙江则更偏重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见表5.6）。

表5.6　浙江和广东外商投资工业的行业结构（2005）

注：表中的百分比是外商在某行业投资的资产总值与外商投资企业的总资产值之比。

资料来源：2006《广东统计年鉴》和《浙江统计年鉴》。

虽然，第二产业是工业化进程中最具活力的产业，但工业化的推进和完成有赖于其他产业的协调发展。无论浙江和广东，外资高度集中在第二产业，外资带来的积极效应如资本积累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国际竞争力提高效应等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但是，第二产业的发展一旦脱离第一、三产业的支撑，最终势必延缓工业化的完成。

（二）两省利用FDI的业绩和潜力比较

为了比较客观地反映各国利用外资的业绩和潜力.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在2002年的《世界投资报告》中首次采用两个指标：一是衡量各国利用外资的业绩指数，二是评价各国未来吸引FDI潜力指数，用来评价各国利用外资的业绩。

业绩指数：一个国家吸纳外资的业绩指数.是指在一定时期内该国FDI的流入量占全球流入量的比例除以该国GDP占全球GDP总量的比例。计算公式为

式中：FDI_i＝第i国家FDI的流入量，FDI_w＝世界FDI总流入量，GDP_i第i国的GDP，GDP_w＝全球GDP。

如果指数值等于1，表明该国占全球FDI的比例与其占全球GDP的比例相等；指数值大于1，表示该国吸收了相对于该国GDP规模而言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指数值低于1，表明FDI业绩较差，可能是由于其经济不稳定、政策安排和实施不力或竞争力低下所致。

潜力指数：表明一个国家未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国际竞争力和潜力。UNCTAD选择了8个变量作为评价东道国吸引跨国公司FDI的潜力指标。8个变量分别是：

（1）人均GDP。该变量代表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体现该国对商品和服务需求的规模与高级程度。

（2）过去10年实际GDP的增长。这一变量代表东道国的未来市场规模和成长潜力。较高的增长意味着生产力的提升，导致市场寻求型外资的进入，并引致其他寻求型的外商直接投资。

（3）出口占GDP的比例。该变量代表了一国参与国际化的程度。国际贸易为FDI流入（流出）以及国际生产奠定了基础，FDI流入（流出）所导致的国际生产对贸易也具有替代或补充作用。

（4）每千人拥有的电话数。该变量代表东道国的通讯水平，体现区位物质基础设施的状况。由于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实行复合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不同区位间的整合与协调活动非常重要，因此，东道国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和成本是影响FDI的关键因素。

（5）人均商业能源消耗。该变量代表能源的可获得性和成本，是影响FDI特别是效率寻求型FDI的重要因素。

（6）R ＆ D支出占总国民收入的比例。该变量表明了东道国的技术能力，其中创新能力是吸引寻求创新资产型FDI的一个关键因素。

（7）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该变量是衡量一国劳动力所拥有的高等教育和相关技能的程度。高技术劳动力的质量与成本，是目前全球和地区竞争性吸引FDI的核心优势。

（8）国家风险。国家风险是指一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程度。

每个变量的分值计算如下：取一个省市的一个变量的值，然后减去参与排名的省市中该变量的最小值，将得到的结果再除以这些省市中该变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差。分值最小的省市将为0分，分值最高的省市将得1分，一个省市总的潜力指数值就是这8个潜力指数值的算术平均值。数学表达式如下：

式中：V_i＝国家（地区）i的一个变量值，V_min＝该变量的最小值，V_max＝该变量的最大值。

因为本研究是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作比较，所以国家风险不予考虑，下文的FDI的潜力指数，就是指浙江和广东7个变量的算术平均数。

1.浙江和广东FDI的业绩指数

根据业绩指数的计算公式，我们测算出1992—2005年两省利用FDI的业绩指数值（见表5.7）。其中两省平均值：浙江为0.83，广东为2.58。1992—2005年广东的业绩指数值都大于1，根据业绩指数的定义表示吸收了相对于广东省GDP规模而言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而对于浙江省来说，2003年前，该指数值一直低于1。所以说，过去14年里，广东在利用FDI方面取得了优秀业绩，而浙江则相对落后。从10年来的变化看，广东业绩在近两年出现明显下降趋势，而浙江则呈上升态势，特别进入21世纪后，增加幅度较大。而广东在这段时期下降尤为明显，两省在2005年的数值已经非常接近（见图5.3）。

表5.7　1992—2002年浙江、广东吸引FDI的业绩指数

注：计算依据的是两省每年FDI实际利用额。

数据来源：2006《浙江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图5.3　1992—2005年浙江和广东FDI业绩指数趋势

2.浙江和广东FDI的潜力指数

潜力指数表明一个地区未来吸引FDI的竞争力和潜力。本章选择了7个变量，作为评价区位吸引FDI的潜力指标。一个省市的潜力指数值就是上述7个潜力指数值的平均值。本章引用了葛顺奇、郑小洁在《江苏、浙江及广东利用外资业绩与潜力比较》中的浙江与广东各自在1995和2001年的潜力指数值，文中的数值是通过1995年和2001年31个省市各个变量的计算得到（见表5.8）。

表5.8　1995、2001年浙江和广东吸引FDI潜力指数值

资料来源：根据1995年和2001年中国31个省市的统计年鉴整理。

在潜力指数方面，1995—2001年，两省潜力都有所上升，但浙江在提升吸引FDI的竞争力方面快于广东。

在潜力指数的子要素中，两省也存在很大差别。

（1）出口占GDP的比例：这个指标代表一个区位参与国际化的程度，它是影响FDI流入的一个重要变量。广东出口占GDP的比例全国最大，而浙江虽然增速较快，但从绝对额来看仍较落后。这主要是由于投资于浙江的外商更多着眼于中国本土市场，而浙江最初经济发展模式也是依靠国内的市场，所以无论是外企还是本地企业的产品大多是内销。不过，近几年，浙江的这个指标也在快速增大，浙江的外贸依存度也在增加。

（2）每千人拥有的电话数：它代表区位的通讯水平，体现区位物质基础设施的状况。在这方面浙江和广东有一定差距。浙江的绝对数量虽然没有广东高，但增长速度很快，从1995年的0.41上升到2001年的0.53，而广东从0.55上升到0.59。

（3）人均电力消耗：它代表能源的可获得性和成本，这是影响FDI，特别是效率寻求型FDI的重要因素。在这个变量中，浙江和广东差别不大。

（4）R ＆ D支出占GDP的比例：它表明一个区位的技术能力，它是吸引创新资产寻求型FDI的关键因素。1995年，两省在此项中的指数值都很低。2001年两省的指数值都有上升，特别是广东，从1995年的0.03升至0.29，增幅很大，而浙江仅从0.01上升至0.08，无论从绝对值还是从增长速度来看都落后于广东省。

（5）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这是衡量一个区位劳动力所具备的高等教育和相关技能的程度。目前，高技术劳动力的质量与成本是全球和地区竞相吸引FDI的核心优势。在这方面，浙江也落后于广东。但是广东1995年和2001年的指数值变化不大，增长了0.27%。而浙江则从1995年的0.05升至0.12，增长140%，增幅远远大于广东。

总体上，广东未来吸引FDI的潜力仍然较强。广东参与国际化的程度要大大高于浙江，这是它进一步吸引外资的优势。浙江在研发投入和受高等教育人数这两项考察中处于劣势，意味着这两点将会成为其今后提升引资竞争力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