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与浙江的比较分析

二、发展机制：湖北与浙江的比较分析

近年来，我们在将湖北与浙江的发展进行比较研究时，发现了很多耐人寻味的启示。

浙江在改革开放之初曾被人们称为“四无”省份：基本上无资源，无国家投入，无国有企业，无外资投入。就是这样一个省份，在20多年间经济总量从全国第12位跃居全国第4位；从20世纪80年代初仅相当于湖北经济规模的80％，扩张为2005年相当于湖北的2倍（见表1）。奇迹般的发展背后显然有着独特的动力和机制。

表1　浙江、湖北与全国有关发展数据比较（单位：亿元）

浙江一开始走的就是以内源性增长动力为主的道路。尽管地处沿海地区，但到20世纪末，浙江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仅为12.3亿美元，比湖北仅高出3.2亿美元；浙江1998年的外贸依存度为24％左右，比全国还低10个百分点。浙江外向型经济的突飞猛进，主要是在进入21世纪后。显然，浙江奇迹般地崛起，首先在于它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拉动。

注：因资料所限，“实际利用外资”是1985年与2003年的比较；“工业总产值”是1985年全部工业总产值与2002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较。

浙江之所以能实现大大高于湖北和全国水平的持续快速发展，关键在于它自身快速成长的投资能力、消费能力以及进入21世纪后出口能力的迅速增长。浙江在充分利用国内需求的同时，也形成了自身发展强劲的内在需求。特别是消费能力，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人均规模都在全国首屈一指。2005年，浙江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9456元，高出全国4320元，高出湖北4260元。如果全国人均消费额达到浙江的水平，将使我国的消费品市场扩大80％以上。

造成这种投资、消费能力巨大差别的直接原因，在于不同的发展路径。

第一，浙江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富民”，而湖北的发展则在很大程度上与“富民”脱节。

浙江人的富裕水平是全国各省份中最高的。近几年来，浙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都是全国第3，仅次于特大城市北京、上海，甚至超过了大城市天津（见表2）。浙江民间资本的充裕更是超出了任何地区，不仅成为全省投资持续扩张的主要力量，而且是近几年来在国内投资市场上最为活跃的一支生力军。湖北省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则长期水平偏低，增长缓慢，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湖北省民间资本的薄弱也造成了相当长时间内民间投资的疲软。

表2　浙江、湖北和全国居民收入增长比较（单位：元）

第二，浙江高度的“富民”水平，来自高水平的就业；而湖北较低的收入水平同样与较低的就业比率密切相关。

2005年，浙江全部就业人员比1980年增长了2.03倍，就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65.4％，为全国第一，比1980年增长了37.8个百分点。湖北省2005年全部就业人员比1980年仅增长0.35倍，就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46.9％，比1980年仅增长4.5个百分点。就业人员的产业结构更能说明问题。2004年，浙江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高达73.1％，比1980年提高了28.1个百分点，而湖北省2004年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仅为56％，比1980年仅提高17.8个百分点。浙江省就业人数迅速增长的同时，农村劳动力得到了充分的转移，就业人员产业结构得到了充分的优化；而湖北省不仅就业人员增长缓慢，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更是步履艰难。

第三，浙江高水平的就业，靠的是活跃的民营经济，靠的是千千万万老百姓的自主创业；湖北的民营经济，特别是群众性创业则始终是一个薄弱环节。

浙江作为一个“四无”省份，要解决劳动力转移和就业问题，靠政府不行，靠国企不行，靠外资也不行，只能靠老百姓自己解放自己。如农村剩余劳动力压力最大的温州，恰恰是群众创业最活跃的地区。这种创业产生了千千万万个小老板、小企业、小作坊，走出了一条“小（以小企业为主）、集（集聚式发展）、轻（以轻工业为主）”的工业化路径。事实证明，这种以老百姓创业为根基的发展路径，具有很高的吸纳劳动力和资本积累的效率，有效解决了农村工业化问题，使浙江的二元结构矛盾不断得到缓解。而湖北省在长期计划经济影响下形成的“大（主要依靠国有大企业）、散（产业布局分散）、重（产业结构偏重）”格局，不仅造成了经济结构的不平衡，而且严重影响了就业和劳动力转移的效率，影响了资本积累效率。直到现在，二元结构矛盾依然突出，成为湖北省持续协调发展的最大制约（见表3、表4、表5）。

表3　浙江与湖北产业、企业结构比较

表4　湖北与浙江工业就业效率比较

表5　湖北与浙江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偏离度比较

注：偏离度是指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差。带“＋”的号表示某一产业的就业人员比重高于产业比重，带“－”的号表示就业人员比重低于产业比重。总偏离度指所有的差别相加得出的总差距。

浙江以消费品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对国内消费需求和消费升级趋势十分敏感，充分发挥了消费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在扩大就业，提高收入的基础上，有力地提升着本地居民的消费需求。而湖北省在以投资为主的偏重型产业结构下，消费品市场长期由外地商品占主流，难以形成消费市场对工业的有效拉动，更难以形成“消费—生产—居民收入提高—消费升级”的良性循环。湖北省轻工业的增幅长期明显低于全国水平，这使工业增长、就业增长、居民收入增长都受到明显制约。

在如何依靠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发展自己，同时也不断扩张自身需求的问题上，浙江和湖北走出了不同的路子，结果也大相径庭。从根本上讲，这种差别是两种不同发展机制的必然结果。

浙江的发展机制是“民本经济”。笔者认为“民本经济”至少有三个特点：一是以“富民”为根本目标；二是放手让老百姓自己解放自己、转移自己、富裕自己，使千千万万老百姓真正成为发展的主体，老百姓的自主创业致富成为发展的主要动力；三是“小河有水大河满”，首先让老百姓富裕，政府财政才有源源不断的活水来。在这种机制下，浙江不仅老百姓富裕程度高，地方财政也增长迅速。2005年浙江地方财政收入比2000年增长3.11倍，在沿海发达各省市中位居首位；人均财政收入达2677.6元，远远超出了广东、江苏、山东等省。

胡锦涛总书记2007年在青海视察时讲：“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对“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精辟阐释。浙江“民本经济”完全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精神，它提供了怎样最大限度地依靠人民自己力量实现富民、富省以及使发展成果真正为人民共享的生动实践。

湖北与浙江的根本差距正在于此。湖北省作为老工业基地，长期以来受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影响，直至今天依然表现出巨大的惯性。其主要表现是在发展机制上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官本经济”痕迹。“官本经济”说到底就是政府主导的经济，没有充分依靠和发动民间的力量、市场的力量、群众的力量；不是以富民为根本目标，让发展和富民充分结合。这使得湖北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自主增长的动力发育迟缓。如湖北的投资长期高度依赖国家和政府，民间投资难以充分发展。这使得湖北在全国2002年出现新一轮增长高潮时，其步伐明显地落后于全国。

二是市场主体活力不足。湖北省经济发展长期过于依赖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而国有企业，甚至乡镇企业的改革又明显滞后，活力不足。更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基础——群众性的创业活动，很不充分，民营经济明显短腿。这使得我省市场主体的规模、实力和成长性都受到很大制约。2004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仅为6542个，平均每万人口为1.15个；而浙江规模以上企业达到31887个，平均每万人口6.5个，大约是湖北的6倍。作为一个老工业基地，湖北省人均企业数量甚至低于全国平均，低于周边的湖南等省。这是群众性创业活动不充分的表现和结果，也是就业和转移农村劳动力不足、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基本原因，更是地方财政实力不强的基本原因。

三是旧的经济结构调整艰难。湖北省“大、散、重”的结构明显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制约了就业和劳动力转移，制约了居民收入的增长和消费需求的扩张，也影响了湖北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但多年来结构调整进展迟缓，造成一系列结构矛盾。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体制惯性和政府的工作惯性有关。“路径依赖”十分明显，“增长”的巨大压力常常使结构调整“靠边”。这也反映出湖北省经济生活中政府行为常常产生着过大影响。

四是政府职能转变和发展环境的优化面临着艰巨的任务。政府“越位”和“缺位”的问题都还需要进一步解决，一些明显制约发展，特别是制约市场主体、市场机制作用、群众性创业活动的因素，还需要通过更大力度地改革来克服和消除。

多年来，湖北人常常为发展不够、发展不快而反省和困扰。当我们将湖北与浙江进行了深入比较后，许多问题找到了答案：即发展机制是决定发展路径和发展效率的根本问题。近几年来，湖北省坚持“打基础、管长远”的方针，着力以改革为先导，不断加大机制创新力度，努力在改革上走在前面。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发展机制的不断改善正是近年来湖北省经济发展“渐入佳境”的根本保证。

毫无疑问，在面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一重大挑战和考验的时刻，以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围绕“富民”这个根本目标，进一步加快改革步伐，推进发展机制的根本转变，是我们必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