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综合企业文化建设怎么样

日照东南。

杭州一家文化企业的标语，似乎正是对浙江未来的预言。

2010年10月底至11月初，作为所谓的“意见领袖”， 笔者应浙江省委之邀，在浙江考察了一周有余。浙江无论是在金融危机之中的努力，还是在实现未来产业转型和社会转型中的谋划，均有诸多出人意表的地方。

传统产业在很多地方已经成为“落后产能”的象征，遭到广泛的唾弃，浙江却仍然坚守传统产业。

在广东如火如荼地进行“腾笼换鸟”式的产业转移时，浙江却更关注于如何将传统产业就地改造，实现“换心不换身”。

金融危机中的重灾区纺织行业，在浙江逆势发展。通过转移到设计和销售这种微笑曲线的上端，或者是将以前外销型企业转变为内需型企业，实现市场转移等种种手段，浙江实现了传统产业的“软着陆”，而浙江金华，则悄然崛起为汽车产业基地。

泰隆商业银行出现在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浙江，成就了其“中国的尤努斯(注释1) ”的美誉。

在非经济特区的杭州，文化创意产业异军突起，杭州一跃成为中国内地城市中文化产业占比最大的城市，甚至超过了北京。东阳的横店集团、杭州的宋城集团名扬全国。

世人但知浙江的民营经济，却不知道浙江还提倡民生社会、民主政治、民间文化，这是浙江人的新“三民主义”。

如此种种，“浙江试验”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未来转型开辟了新的道路。特别是广东，与浙江同为民营经济大省，同为中国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地方，可以说，浙江与广东，互为倒影，浙江的试验与努力，对于广东来说，尤其具有借鉴意义。

滴水成江，百川归海，笔者殷切希望各地在中国新的发展周期，蜂起争雄，终成恢弘格局。

成败一萧何，生死两妇人。

古人对一代军事天才韩信人生的概括，亦适用于浙江经济。

某种意义上说，浙江的崛起过程，就是传统产业兴起的过程。说浙江以制造业立省，毫不为过。而今日浙江的困局，亦是浙江制造业困局的折射。

从国家层面来说，本次“十二五”规划的“调整经济结构”，被寄望于两个方面，其一是传统产业的转型，其二是发展新兴产业。国务院已经确定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以及新能源汽车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而浙江方面目前也已经确定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它们分别为： 生物产业、新能源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节能环保产业、海洋新兴产业、新能源汽车、物联网产业、新材料产业以及核电关联产业等。

不过，据相关方面估计，就全国而言，未来多年内，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可能将不到10%。尽管潜力巨大，但是，从潜力到现实，尚且是未知数。现在出现的一个不好的现象是，各地对于新兴产业蜂拥而上，而对于传统产业，大有将传统产业当做“落后产能”的趋势。

就新兴产业而言，以太阳能产业为例，现在全球有46个国家或地区将太阳能产业作为未来新兴产业的支柱；而在国内，几乎所有的省市都将太阳能产业作为未来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目前，江苏、河北、河南、浙江、江西等已经引领先声，湖北、湖南、福建和海南等也蓄势待发，如此，很容易就导致新兴产业的同质化。

此外，中国经济是典型的诸侯经济，什么地方适合搞新兴产业，什么地方不适合，均非市场自然选择，而是以行政手段规划。同时，国内关卡林立，集中了全球70%的收费高速公路，导致交易成本上升。在此情况下，部分本来有优势的地区，其新兴产业也难以得到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兴产业战略，更似整个国家的蓝海战略，但是，鉴于中国庞大的传统产业，以及居民收入普遍不高的现状，在未来，中国更需要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在蓝海成熟之前，还需要以传统产业作为产业基础。

事实上，目前国内传统产业的利润空间很小，未来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我们用几乎10倍甚至更高的能耗与物耗创造出与日本基本相等的国民财富，如果我们在资源利用效率上能够达到日本一半的水平，就不得了了，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就可以翻番。而在制造业领域，目前我国的平均利润率不到8%，如果国家能够出台工业用地占用税，鼓励并强制企业少占用土地、不闲置厂房，制造业的成本将立竿见影地下降10%以上，或者说制造业创造的财富将能够翻倍。

对于更广大的内陆地区而言，未来最严峻的任务，可能并非发展新兴产业，而是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与突围。作为一个强大但人均收入却较低的国家，国内民众庞大的内需，仍然需要通过传统产业来满足，这也是传统产业仍然是中国经济支柱的核心原因。

中国目前制造业的困境，并非制造业本身出了问题，而是社会结构出了问题。中国贫富分化严重，权贵和富豪阶层奢侈品消费流行，中国以穷国之资，竟然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大国，是不正常的。而在另一端，则是庞大的低收入人群所构成的低端消费市场，而在此中间，大众消费，或者说是“中端消费”严重匮乏。在内需无法启动的情况下，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外贸困局，使中国制造业面临两线作战的险地。

坚守传统产业，对于浙江来说，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浙江工业以制造业为主。在全国制造业500强中，浙江占了70家。同时，浙江经济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区域特色经济。所谓的传统产业，指的就是这些民营中小企业，而这些企业，恰恰是浙江的根本，动摇不得。

与浙江类似的广东，曾一度欲实现腾笼换鸟。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广东的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实业衰退、新兴产业也无法崛起的怪局，可谓是两头落空。其中以东莞最为典型，东莞实行腾笼换鸟之后，其经济增速从2008年的14.0%，猛降到2009年的5.3%。而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东莞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5%都不到，现实让人警醒。

而浙江坚守制造业，虽然会有暂时性的危机，但是从长远来说，却恰恰是正途。2009年浙江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8.9%，在全国范围内，这一增长率可以说排位很靠后。但是，2009年上半年，在实现“保稳促调”之后，浙江省经济增长率为13%，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基本恢复到国际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实属不易。而在这种变化的背后，依靠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

而在广东省确定要驱赶的九大产业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是浙江仍然在坚持的传统产业。

被广东下达“逐客令”的服装、制鞋、纺织等行业，在浙江同样也曾遭遇困境，但是，浙江寻找的出路，不是向外部“转移”，而是从内部“转型”。

传统产业的转型，绝非仅仅是产业升级那么简单。最近几年，中国的纺织企业成批倒闭，遭遇重创，但是，浙江的纺织企业却逆流而上。浙江纺织企业的转型模式，值得借鉴。

余杭有一家叫杭州布老虎家居饰品有限公司的家纺企业，但是，布老虎不卖布，而是卖设计，他们为客户做整体设计安装，布主要靠采购。这家企业的年营业额只有6000万元，但是，其利润率却高达50%，而纺织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则不到10%。布老虎的经历说明，在传统产业，一样可以实现微笑曲线。

而另外一家家纺企业杭州奥坦斯布艺有限公司则靠市场转移，获得了新的发展。奥坦斯本来是以外销为主，在外销高峰期，外销量超过70%。而在海外市场遭遇重创之后，奥坦斯通过市场转移，在国内推行千店工程，经过两年时间，内销竟然占到70%，成功完成逆转，企业也渡过危机，实现了二次飞跃。

在“领带之乡”嵊州，以前的“一根领带打天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家纺、丝巾、服装等相关产品纷纷涌现，使产业链更为丰富。而以前致力于生产服装的雅戈尔集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等服装巨头，则开始把产业链延伸到纺织制造领域。

在其他传统产业领域，浙江的产业转型，亦值得借鉴。

典型的案例就是金华的汽车产业。以前金华的汽车产业主要集中在配件方面，最近几年，金华从配件基地向整车基地进军，涌现出了青年集团等新兴汽车制造企业。而这种模式，则是从产业链的低端向高端转移的模式。

对于广大的内陆地区来说，浙江具有重大意义。很多人认为，沿海比内陆发达，故沿海更应该搞新兴产业，但是，浙江却仍然坚守传统产业，通过市场转移、产业链的完善与拓展、在设计与销售领域进行提升等方法，实现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当很多地方认为传统产业已经日落西山的时候，浙江却让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

浙江对中国经济的重要启示之一是，中国仍然需要以传统产业立国，同时，加大对新兴产业的培育，将其作为未来时代的希望进行布局，而非寄托现实的诉求，这才是正途。

浙江企业以小起步，最后却聚小成大，造就了经济强省的美誉。在浙江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块状经济或者说产业集群的贡献功不可没。

与广东最原始的依靠外商投资发家不同，浙江的块状经济发轫于温州等地的本土型企业。当年，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一些农民在人多地少的压力下转办家庭工业，利用制度创新、市场创新与技术突破获得成功，引发同镇农民的效仿，从而逐步形成了一些专业产品镇。如温州市苍南县金乡镇的标牌集群、号称“中国纽扣之都”的温州市永嘉县桥头镇的纽扣集群、温州市苍南县宜山镇的再生腈纶集群、乐清市柳市镇的低压电器集群等。

温州产业集群的成功发展，使得浙江省其他地方纷纷效仿，浙江90%以上的县(市、区)都培育和发展了块状经济，形成了“一镇一品，一县一业”的格局，涌现出了一大批产业集群。如杭州的软件、温州的皮鞋、乐清的低压电器、宁波的服装、湖州的童装、义乌的小商品、绍兴的轻纺、嵊州的领带、永康的小五金、桐庐的制笔、诸暨的袜业、海宁的皮革等。块状经济将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网罗其中，产业巨大的规模效应，成就了浙江经济的繁荣，亦使浙江制造扬名天下。

目前，浙江年销售额达1亿元以上的块状经济体有600多个；年销售额达10亿元以上的块状经济体有300多个。浙江产业集群的结构大致与广东类似。以制造业为主的块状经济的总产值已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50%以上。在块状经济的主要产品中，全国市场占有率超过30％的有78个，主要有纺织、服装、电气、通用设备、交通设备、金属制品、电子、皮革、工艺品等。

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美国的强大，从某种层面上讲，乃是由众多强大的产业集群所造就。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底特律的汽车业群等，均执美国乃至全球之牛耳。

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被寄托着厚望。但是，相较于美国的硅谷等产业集群，浙江的产业集群总体上还处于低端成长阶段。甚至在国内而言，相对同时起步的广东、山东、环渤海经济圈，浙江产业集群亦存在很大不足。

浙江的块状经济，目前主要存在三个弱点。

第一个弱点是，浙江缺少主流支柱型产业，难以形成在国内乃至全球的强势地位。

虽然在总体的产业集群结构上，浙江与广东比较类似，都有300多个年销售额10亿元以上的产业集群，但是，在与最大的产业集群比拼方面，广东却胜过浙江。

最典型的是家电行业。广东的顺德、中山、惠州、深圳等地，都各自拥有家电产业集群，涌现出了美的、格力、TCL、志高、格兰仕、创维、万和等知名企业。广东的家电产业，占全国家电市场的份额达30%以上，总产值近4000亿元。

在顺德，家电产业几乎占据广东家电产业的半壁江山，全国的15%以上，一个区的产值，即达1500亿元以上。而中山，则是中国小家电最为集中的区域。

对比之下，浙江在大型产业集群方面，与广东相距甚远。浙江最著名的两大产业集群服装业和皮鞋业，其总产值分别为2000多亿元和1000多亿元，在产业集中度上不如广东的家电产业。浙江的家电产业，总产值尚不到1000亿元。浙江温州和广东中山曾经同时形成灯饰产业集群，但是，后来温州的灯饰产业逐渐衰落，而中山古镇则集中了上千家灯饰企业，成为“中国灯饰之都”。

在广东，由产业集群形成的九大支柱产业占全省工业比重的73％，仅家电产业，其产值即达到广东总产值的10%。其他如中山古镇的灯饰、顺德乐从和龙江的家具、顺德和中山的家电、阳江的五金刀具等，均居全国绝对领先地位。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在全国532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浙江产量居前10位的有336种，占63％。但是，就行业而言，绝大部分产品为日常生活用品。这些行业，本来就有分散的特点。

根据浙江省方面的目标，到2012年要建成10个左右销售收入超1000亿元、20个左右销售收入达300亿元至1000亿元、60个左右销售收入达100亿元至300亿元的产业集群。对照现状，任重道远。

第二个弱点是，浙江没有千亿巨头。

不算北京、上海、天津等地资产上万亿级的国有垄断巨头，仅以竞争性行业而言，在其他的经济区，均已出现了千亿级的制造企业。如北京的联想、江苏的沙钢、山东的海尔、广东的华为和美的等，均已超过或者基本接近1000亿元。而千亿企业，就是目前中国竞争性行业内的顶级企业，在全球亦可居前十。例如，联想已经成为全球第四大电脑制造商，华为跃升为全球第三大电信设备制造商，海尔、美的均进入全球家电制造商排行的前十。

从行业龙头的比拼来看，浙江龙头产业的龙头企业亦不大。在服装行业，雅戈尔的资产规模不过200亿元；在制鞋行业，最大的奥康集团有限公司，其资产规模不足100亿元；家电产业的龙头企业方太厨具，其资产规模亦不足百亿；浙江最大的竞争性企业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和万向集团，2009年的资产规模不过500亿元。虽然在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企业占据182席，但是，在最顶尖的企业领域，浙江企业却乏善可陈，更多的浙江企业居于中游。

某种意义上说，浙江的块状经济，更似一种“狼群经济”。虽然有群狼共舞，但是却缺少狮子，群狼之间既要面临外部的竞争，又要面临彼此间的征战厮杀。在未来，浙江需要加强各个产业内部的集中度，打造行业巨头群落。

第三个弱点是，产业趋同情况严重。

早年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要是镇政府。由于行政分割、各自为政、重复建设，因而使得产业集群零散化。

同时，在浙江产业群内部，往往出现产业链上下游脱节的情况，致使产业链上下游发展不平衡。大家都想争上游，下游无人问津，最后造成缺位。而广东的家电行业，其上下游产业链非常合理。仅以美的为例，在美的位于顺德的外协厂家中，产值数十亿的企业比比皆是，不仅产业链上游产生巨头，产业链的下游亦很强大。甚至作为美的代工企业的广东盈峰集团，一度成为家电巨头。美的与上游供应商和下游经销商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同心、同步、同超越”的。

而浙江的很多产业集群，往往集中在产业链的一端，互相竞争，互相模仿，不仅造成巨大内耗，亦使企业规模难以扩大，导致杂草丛生，不见大树。如此一来，不仅没有建立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协同，亦难以造就大企业与小企业的协同。

而在未来，浙江从“狼群经济”到“狮群经济”的飞跃，有四大路径可走。

其一是普遍的产业升级。

目前，浙江的很多产业都集中在产业链低端，而这些产业，既分散，起点又低，难以形成大的产业群。而要实现这种升级，一是靠技术升级，增强创新能力，提高技术含量，实现产业升级换代。二是进行产业链的延伸。

其二是浙江需要兼并战争的“暴力美学”。

浙江的龙头企业，多是自发性增长，很少通过并购来增速，相对而言，广东、环渤海经济圈的企业，则大多通过并购，甚至以蛇吞象的方式来获得飞跃式发展。TCL并购了法国汤姆逊公司；广东科龙电器并购了广东容声电器、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后来，海信又并购科龙；美的更是连年兼并，先后并购了华凌集团有限公司、荣事达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小天鹅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这些行业巨头，都在完成了实力的逐步积累之后，在行业成熟期完成了并购。在顺德这一方寸之地，21世纪初期的十年，家电产业集群内发生了众多血腥的兼并战争，方才造就了一系列家电巨头。

同业并购虽然残酷和血腥，但是，亦是众多浙江产业集群强大的必由之路。行业发展到一定程度，随着竞争的加剧，必然导致兼并的产生，很多全球性行业巨头亦是通过并购实现了飞跃性发展。在浙江产业集群内部，各企业欲实现由小变大，由大变强，由强变为巨头的华丽转变，则兼并战争的“暴力美学”必不可少。

其三是产业的协同。

在浙江的几大产业集群之间，潜伏着诸多竞争对手。台州在汽车产业领域已经先行一步，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吉奥汽车有限公司是浙江整车行业的骄傲。而令人意外的是，从前只关注汽车配件的金华，亦露出水面，开始进军整车行业。未来，台州和金华的汽车大战能否避免？如果金华与台州的关系处理不好，则两大区域性的产业集群，都将难以持续发展。

同时，浙江的汽车产业，与同处长三角的上海的汽车产业，未来亦存在竞争。

而在中国这种拥有诸侯经济特性的经济体中，如何做到各个产业集群之间的协同发展，将是对浙江的一个巨大挑战。虽然长三角已经确立了“一核九带”(注释2)的战略布局，但是，同城竞争、同业竞争，依然难以避免。

而浙江提议的网状经济，其要义，明确了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在产业链中分工协作、协调协同的方向性安排。但是落实到实施，则需要各个地方主体共同参与，这种协调难度较大。

其四是浙江企业治权的“大同”时代。

就企业性质而言，浙江企业多以民营企业为主，民营经济的崛起，是浙江经济活力的源泉，亦是浙江最可为人称道之处。

不过，浙江的民营企业，在企业治理领域存在很大的改善空间。目前的浙商大多属于家族性企业，家族产权的社会化开放度不够，这种相对封闭的状态使企业后续经营能力不足，从而制约了企业的壮大。

几年前，在某个论坛上，方太董事长茅理翔对施振荣交棒给李焜耀等外人颇不赞同，甚至暗含讥讽之意。而这种现象，在浙商身上普遍存在。

浙江的企业在治理模式上，更似日本企业，基本奉行家族治理模式，由创始家族绝对控股；而欧美的企业，则已经去家族化。在一些社会化程度比较高的美国企业中，创业股东只是相对控股，其股份一般都很少有超过10%的。

在中国企业近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在企业治理领域实现巨大突破的企业，而这些企业也无一例外地获得了飞跃式发展，其中的关联，大有奥妙。

在完成民营化之后，联想早在2001年就采取分槽喂马的方式。企业一分为二，郭为与杨元庆各掌一方，庞大的联想系亦由此崛起。今天，联想已经成为中国竞争行业数一数二的企业巨头。在惠州的TCL，李东生早期的“分封制”使得其手下大将如云，其家电和手机先后在行业内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顺德，何享健没有将权杖交给自己的儿子何剑锋，而是交给了“外人”方洪波，而正是有了这种扩大治权、给予更多人舞台的举措，才使这些企业能够生生不息、后继有人。浙江很多企业做不到这一点，很多时候，就是在企业治权领域的选择范围太狭窄限制了浙江企业的长期发展。矮子里面拔将军，自然高大不起来。

企业的壮大，不仅需要让更多人参与企业财富的风向，更需要让更多的人参与企业治权的分享。吊诡的是，在创维老板黄宏生深陷大牢的几年里，困境重重的创维反而逆势增长，突出重围。黄宏生出狱后，创维内部曾经闹出陆黄之争，一向强势的黄老板就此顿悟，再也不过问企业经营事务了。这种现象，值得浙商普遍反思。

浙江企业要想在未来引领中国，甚至崛起为全球性巨头，就必须在企业治理领域，服膺全球主流企业巨头的价值观和制度安排。不仅要实现财富的广泛共享，亦要实现企业治理权的广泛共享，而后者比前者难度更大。同属长三角经济区，位处江苏的苏宁电器已经基本实现了财富与治权的共享，而在这方面，浙江企业尚有漫漫长路要走。

本次在台州采风时，笔者获悉杰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阮祥福的儿子不愿意接班，最后，阮祥福将企业治权交给了职业经理人，而这种变化，未尝不是浙江未来企业治理的新方向。

台州杰克控股集团，对于浙江乃至全国企业的产业转型，颇有启发意义。

杰克控股集团主营缝纫机，而台州的缝纫机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3，全球的1/5。如此庞大的市场，使任何人都不敢小觑。

2009年，正值全球缝纫机行业洗牌之际，杰克控股集团仅以4500万元人民币，就一举跨国收购了资产价值达3亿元人民币的德国拓卡和奔马两家知名企业。这两家德国企业都是德国老牌的裁机制造企业，其中奔马更是世界三大生产自动裁床的企业之一，在业界享有自动裁床业的“奔驰”的美誉。杰克控股集团由此获得了在全球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实现了产业升级。

中国长期以来推行“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然而，绝大多数行业中的民族企业并未从跨国公司手中获得核心技术。跨国公司不仅不会真正转让核心技术，同时还会用知识产权来抑制相关中国企业的崛起。“市场换技术”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厢情愿的奢望。特别是在汽车行业，在高端车领域，中国几大汽车巨头到现在仍然受制于国外企业。

而杰克控股集团的产业升级路径，是对中国传统的“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颠覆，开创了“以市场倒逼技术”的模式。

同时，杰克控股集团也没有走通过自我积累、慢慢实现技术升级的传统的“自我技术创新”之路，从而打破了中国企业对于自主创新的迷信。

其实，在很多领域，中国企业并不需要自主创新。这种情况的出现，得益于日益深化的全球化浪潮。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并表现出两大特点： 第一，顶尖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日渐明晰，凭借着强大的整合和利用全球资源的能力，逐步向全球资源整合型企业转型。比如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简称IBM），其全球采购中心、人力资源中心在中国，而全球研发中心则在印度班加罗尔。第二，在全球化趋势下，没有哪一个国家或民族可以称自己是最优秀的，可以以己之力对抗全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成为各国参与全球化竞争的主流策略。太注重于“自我研发”，实际上是以中国足球队，来对抗皇家马德里这种世界级的球队，难以在主流行业获得突破。在全球化时代，所谓的“独立自主”很容易演变为眼光狭隘。

洞察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价值，形成产业、市场、资源的互补，利用全球性的资源，方为未来的制胜之道。

以产业特点而言，浙江与广东相比还有很大区别，广东很多企业是完全外向型的，而很多浙江企业，则是先在内需市场获得优势，然后再逐步国际化。所以，在一个国际化的浙江企业背后，往往意味着其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本土市场优势。而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在中国本土市场的优势，往往就成为世界性的市场优势，由此，挟庞大的市场优势，中国企业亦是众多全球巨头无法绕过去的坎。

杰克控股集团的战略，可谓典型的“市场换控制权”。中国缝纫机市场的1/3，即是世界缝纫机市场的1/5，也就是说，中国的缝纫机市场占全球缝纫机市场60%的份额，如此庞大的市场，是任何行业巨头都不得不看重的。而作为中国缝纫机行业的代表，杰克控股集团携市场威力，在控股德国巨头的同时，也间接获得了技术优势。

同样的，浙江很多产业在全球占有重要地位，一些浙江企业通过并购国际巨头，实现了对某一国际巨头的某一核心领域的控制。这种突破以我为主的思维桎梏，利用全球资源，实现“以全球应对全球”的战略发展模式，使这些产业迅速完成了产业升级。

同在浙江的吉利收购沃尔沃，即可反映出浙江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吉利也只有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后，才可以携其本土市场的无限潜力，先在终端市场发力，待实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后，通过并购来获得间接的产业升级，从而进军高端市场。

在国内，这种发展模式，亦日益普遍。远在陕西的秦川机床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秦川机床”），以前在国内也算顶尖企业，但是其技术却与国际技术存在数十年的差距。如果想要在自主研发上赶超，就意味着要把所有的营业收入都扔进去，而且还不一定能够保证实现技术的全球领先。2003年，秦川机床以较低的成本收购了联合美国工业公司（UAI），后者在机床方面拥有几大全球性优势。其后，秦川机床掌握了机床制造方面的全球先进技术，其海外市场得到迅速发展。

TCL之于汤姆逊、明基之于西门子、联想之于IBM，其实也是这种模式，不过其努力并未完全成功。但是，通过并购或者联盟国际巨头，获得先进技术模式的尝试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同时，鉴于浙江中小企业众多，目前尚缺少航空母舰级的企业巨头，浙江企业在抗衡全球巨头的时候，可以实行“以强制强”的战略。

在国内企业中，最有效实行“以强制强”战略的，当数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云南白药”）。当年邦迪牌创可贴进入中国后，云南白药逐渐被边缘化，止痛药市场几乎被邦迪一统天下。后来，云南白药将其疗效独特的白药，加入到创可贴中，同时与世界巨头德国拜尔斯多夫、爱尔兰Alltracel先后合作，弥补了云南白药与邦迪在材料方面的差距，以此打败邦迪，成为中国市场新的王者。

新兴经济体内的企业在逐步成长到一定程度时，都将面临一个关口： 是被绞杀，还是生存下去，并成长为全球性巨头。当年，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企业，也曾经遭遇到欧美企业的绞杀，但是最后，很多企业都挺过来了，由此跃升为全球性巨头。杰克控股集团也是如此，它在国内已经是缝纫机行业的巨头，但是，要与日本重机工业缝纫机厂、日本真善美、美国胜家等国际性缝纫机巨头同台竞争，借助外力，乃是必然。在这种情况下，杰克控股集团兼并德国拓卡和奔马，亦是“以强制强”战略的实践。

全球化为浙江新兴产业领域的产业升级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就新兴产业而言，中国与全球发达国家，可谓是同时起步，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给予了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资源支持的机会与筹码。

由此，在新兴产业领域，一些中国企业“一出生就风华正茂”。

在太阳能产业领域，无锡尚德借助高盛集团引入国际风险投资，不仅完成了企业重组还完成了海外上市。无锡尚德不仅整合了全球性资本，更整合了全球的资源和市场，其所需的硅等上游资源，50%以上来自美国、巴西等国，其市场更是遍布德国、西班牙、美国等地，海外市场占其市场总额的70%以上。从一出生起，无锡尚德就是一家国际化的企业，拥有国际化的资本、国际化的技术、国际化的资源、国际化的市场以及国际化的管理。

同样一出生就风华正茂的还有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的电动汽车。在比亚迪确立电动汽车产业为未来重点发展产业之后，立即获得了股神巴菲特的青睐，获得了国际资本的巨大支持。

浙江未来的新兴产业，亦需要借助全球化的浪潮，从高处起步。目前，浙江已经确立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2015年浙江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值将突破2万亿元，等于再造一个浙江。

笔者去过一家浙江文化企业中南动漫参观，大楼有一标语——“日照东南”。文化产业的发展，除资金外，更需要开放与包容的心态、浓厚的社会文化氛围，香港、蒙特利尔等多元文化之城，之所以成为世界创意之都，绝非偶然。杭州要成为文化产业重地，亦需多元开放的整体社会氛围。日照东南，充满寓意。

文化产业是一种特殊的产业。发展文化产业亦是浙江未来实现产业突围的必由之路。

俗话说，国家不幸诗家幸。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产业的勃兴，往往蕴含在危机之中。

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之后，美国好莱坞崛起；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电影业崛起。这些异象的出现，绝非偶然。从文化学角度而言，社会动荡、生活困苦的时候，人更需要安慰，人们对文化产业的需求更旺盛。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传统产业遭受了重创，而文化创意产业却保持了逆势增长。电影《盗梦空间》不仅引发了关于梦境的全球性争议，亦使陀螺热销。文化产业已经取代钢铁产业和汽车产业，成为经济增长新的驱动轮。

在国家战略层面，文化产业的振兴，亦成未来大势。从2000年至今，中国文化产业产值的年均增速超过15%。2009年，国务院通过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则宣布了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而“十二五”规划的文化发展目标之一是“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5%，即比现在翻一番”。

目前，浙江的文化产业，虽有长足进步，但是，与全球主流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先进的文化产业省区比较，仍有比较大的差距。

就文化创意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而言，美国是25%左右，日本是20%左右，欧洲在10%～15%之间，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2009年达到8400亿元，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5%左右。

在国内，北京、上海、广东、湖南、云南等省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超过5%，2009年浙江文化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3.2%。

浙江近年来的文化产业发展比较迅速，目前，浙江生产的动画片居全国之首。其中，中南集团一家即累计生产12个系列24部动画片，时长近4万分钟。浙江中南卡通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浙江歌舞剧院推出了国内首部大型原创动漫音乐歌舞剧《魔幻仙踪》，动画片《郑和下西洋》远销非洲、中东等23个国家和地区。横店影视城聚集了300多家影视公司，吸引了华谊兄弟等大型影视企业总部的搬迁入住，拍摄了全国1/10的电影， 2009年共接待100多个剧组和690万人次的游客。杭州宋城集团成功打造了以《宋城千古情》为核心的宋文化主题公园，《宋城千古情》2009年全年演出1331场次，接待观众200多万人次，成为世界上单年演出场次最多、接待观众最多的剧院演出节目。而离横店一步之遥的东阳国际木雕产业基地，近年来亦崛起为全国重要木雕文化产业基地。

浙江的文化产业在全国处于中上游，不过，作为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四的经济领先省份，浙江文化产业在浙江产业所占的比重，尚且偏低。

浙江文化产业目前所面临的困局，乃在于两大缺陷： 其一是头重脚轻；其二是一城独大。

就文化产业的龙头企业而言，浙江名声在外，出现了中南集团、宋城集团、横店集团等巨头，但是，民营小文化企业并不发达，大树底下，杂草难生。这与广东等地杂草丛生、生机遍地的模式，有很大区别。

同为经济领先省份，广东出现了广州与深圳双雄争霸的局面，而在浙江，杭州文化产业“一城独大”，远远领先于省内其他城市。

2009年，杭州文化创意产业实现642.4亿元的增加值，文创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达12.6%。而同期，北京的占比为12.3%，仅从占比而言，杭州的文化产业已然超过了北京，成为中国内地文化产业占比最大的城市。其他文化产业重镇如深圳、广州、西安等，其文化产业的占比均未超过10%。杭州与北京，是中国内地仅有的两个文化产业占比超过10%的城市。

杭州已拥有5个国家级动漫基地，2009年共生产原创动画片35部、1477集，时长共27409分钟，动画片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6%，跃居全国第一。 杭州已经超越曾经遥不可及的上海、北京、广州、长沙等动漫强市，加冕为中国的“动漫之都”。杭州举办的中国国际动漫节被誉为“世界上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的动漫盛会”。西溪创意产业园、凤凰山文化产业园等，均成为孕育文化产业的摇篮。

在影视产业，华策影视近年来迅速崛起，国内众多知名影片背后均有其身影。而华策影视亦以未来的“华谊兄弟第二”自期，其在影视行业的投资达百亿元之巨。

以“建筑为形，文化为魂”的民营文化企业宋城集团，先后开发了7个主题文化旅游景点；成立了宋城艺术团，被文化部评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其剧院舞台节目《宋城千古情》，以宋文化为核心，辅以江南风韵和现代元素，至今已有2200余万人次观看过， 创造了世界之最。

但在杭州之外，浙江的文化产业乏善可陈，特别是浙江诸多发达的经济重镇，其经济的发展，更是与文化产业的发展严重不同步。

在文化大省广东，深圳与广州在经济领域的双雄对峙，亦演变为两地在文化产业的双雄对峙。

2009年，广东文化产业增加值为2270亿元，占全省生产总值的6.4%，其中广州与深圳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就分别达到了717亿元和531亿元，分别达到两市生产总值的7.87%和6.5%，两者相加，已达广东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的一半。浙江文化产业占比与经济发展情况不符，很大原因，乃是因为除杭州外，其他经济重镇文化产业塌陷。特别是温州、宁波等重镇，其文化产业占比仅达到全省平均水平，潜力远远没有得到挖掘。

浙江是一个文化大省、经济强省，但是，却并非文化产业强省，其中原因，值得深思。而未来浙江要振兴文化产业，亦需找到努力的方向。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以国家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文化产业产品出口量超过航空航天工业，成为第一大出口创汇产业；美国的动漫游戏产业同比增长40％，是美国当下唯一呈两位数增长的产业。

作为一个历史积淀不多的国家，美国之所以能够在文化产业领域执全球之牛耳，秘诀就在于其开放、包容、充满活力的社会特性。

以城市而言，加拿大的蒙特利尔能够成为北美创意中心，与其兼备法国和英国文化，并广泛吸收全球精华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而以自由开放、兼容并蓄、文化融合著称的香港，也成了亚洲创意中心。特别是香港的电影和唱片业，造就了香港“东方好莱坞”的美誉。

在国内，北京和深圳是最有代表意义的城市。北京作为首都，自然是包容万物，汇聚全国资源；而深圳文化产业的崛起，更有说服力。深圳的硬件建设在国内大城市中居于落后地位，深圳不如广州，更不如上海、北京有那么多的大学，不似这些城市那样人才储备充足；同时，深圳文化产业以民营企业为主，并无国家大力支持。

在此情况下，深圳文化产业依然能够领先全国，并被联合国评为全球第六大、中国第一大“设计之都”。近几年，深圳文化项目共获得462项国际大奖、1364项国家大奖；深圳规划的“钢琴之城”、“图书馆之城”、“设计之都”、“动漫基地”等都已初见雏形。

深圳文化产业崛起的根源，在于深圳是内地唯一一座融合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并突破地域界限的城市。

深圳是中国的一个异数和奇迹，自开埠以来，深圳即聚合了全国各地的人口，成为融合中国地域文化的熔炉。深圳是中国数千年来，第一座没有任何地域性的城市，其万千气象甚至比民国以前的上海和香港还要恢弘。

经过数十年发展，深圳形成了自由开放、崇尚竞争、富有激情和创造力、刚健简单、热情博大、包容性强的城市性格。而在内耗和受管制方面，深圳则远少于其他城市。

一个开放、包容、热情、充满冒险精神和想象力的深圳所释放出来的创造力，势不可当。

同样，杭州文化产业的崛起，亦值得深思。

从某种意义上说，杭州的崛起，亦因为其大气与包容。

作为江南文化之都，杭州文化底蕴深厚，同时，作为长三角的副中心，杭州并无上海那样显赫的政治地位，因而少了许多社会管制。上海的最高长官往往属于政治局委员级别，因此加强思想控制和社会管制，成为上海历来主政者的风格，而杭州则不同，既是大都市，亦是开放、大气、包容的城市。

杭州多年来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二位、副省级城市第三位。杭州市场导向改革起步早、推进快，民营企业数量多、规模大、实力强，充满发展活力。强大的经济基础，为文化产业的资本来源、工业制造提供了保障。同时，杭州作为中国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榜首城市、联合国人居奖得主，以及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其对国内人才的吸引力不可小觑。蔡志忠、朱德庸、姚非拉等华人世界顶级漫画家均落户杭州。可以说，杭州是长三角中比较大气的一座城市。

日照东南。

浙江的文化产业，正是需要从“日照东南”发展为“日照中天”，从浙江一隅走向全国。要实现浙江文化产业的崛起，一个杭州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多个战略支点。在未来，宁波、温州、台州、湖州、嘉兴等经济重镇的现代文化产业急需得到快速发展。

与浙江毗邻的上海有“两中心”战略(注释3)，江苏有沿海经济区，安徽有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江西有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福建有海峡西岸经济区，这些发展战略均为国家战略。而处在“围城”中的浙江，是全国仅有的少数几个没有国家级战略的省份，其唯一的优势，即是体制改革的优势，而体制改革，体现得最明显的领域，就是文化领域。凡是体制领先、社会管制少、民间活力充沛的地方，其文化产业就发达。在未来，浙江的文化产业，特别需要放开对民营企业进入文化产业的管制，并在扶持部分龙头企业的同时，鼓励中小型文化企业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整个浙江，需要开放、包容、充满活力的整体社会氛围，如此，才能造就博大恢弘的气象，汇聚天下资源，砥砺天下志向，融合天下文化。

在本次浙江采风中，笔者惊喜地看到了一些好的动态，如台州有一个南官村，自己办起了民间讲座，当地称之为“民间文化、民营经济、民主政治”的“三民主义”。同时，在观看《宋城千古情》的演出时，也发现了一个变化，即新版的节目增加了很多内容，比如关于现代杭州的介绍以及梁祝的故事。这个节目，既涉及了传统的宋文化，又融合了杭州当地的江南文化，亦拥抱了现代文化，将三种文化融为一体，自成大家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