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圆明新园”事件看父子差异

从2008年4月人民网上刊登的一篇报道上看到：因为圆明新园，徐文荣颇为伤感。

这之前，早就耳闻舆论界对徐文荣欲造圆明新园褒贬不一的说法。但看到人民网上的文章，《200亿誓造圆明新园　徐文荣：你骂你的，我做我的》之标题，仍免不了生出些感慨来。

2008年春节之前，徐文荣曾在电话中兴奋地告诉笔者，他要去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开新闻发布会。北京新闻发布会后的第二天，笔者听他在电话中的声音依然沙哑，并不断被咳嗽声中断。

但每一次通电话，都可以感觉到他的信心和昂扬的斗志，从来没有感受到他有任何的伤感。

从报道中才知道：两年前，“在横店建设圆明新园”的构想被披露后，这位横店集团的创始人几乎成了众矢之的。有人骂他“商业炒作”，有人骂他“劳民伤财”，还有人骂他是“沾满铜臭味的商人”。

“骂吧。你骂你的，我做我的。反正我照样吃饭，照样睡觉。”从1975年创业到现在，徐文荣没少挨过骂。从轻纺工业转型高科技产业，挨骂；从工业转型文化产业，挨骂。习惯了挨骂，面对外界的质疑，徐文荣总是能泰然自若。

可这一次是面对家人的反对，徐文荣说，他心痛了。

2008年2月18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徐文荣将其重建圆明园的计划和盘托出——

横店要按1∶1的比例建设一个占地6000余亩的圆明新园，预计总投入200亿元。其中，70亿元用于基本建设，这包括超过16亿元的土建费用、44.7亿元的土地费用以及公共配套设施等费用，其余130亿元用于圆明园流失文物的回收和复制。

因为对建设圆明新园的资金来源心存疑虑，银行“停止对横店集团进行贷款”。

儿子恳求徐文荣：“爸爸，你可以享福了，不要建圆明新园了，好不好？”

“他说得有道理，可既然已经轰轰烈烈，已经被骂得这么厉害，我圆明新园一定要建起来！”徐文荣拍了一下桌子说，“这样就造成了家庭矛盾。”有关报道这样描述因圆明新园引发的徐氏“家庭矛盾”。

是否真的拍了桌子尚有待考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为了以示区别，由徐文荣任主席的横店“四共委”被确立为圆明新园项目的投资主体。也就是说，在产权上，横店集团与圆明新园“没有任何关系”。

“现在，我们大家统一起来了，妻子也支持我了，儿子也支持我了，他还捐了300万元给我们。”有关媒体这样披露。

至此，徐文荣与徐永安，横店集团新老掌门人的意见分歧完全显露了出来。

事实上你很难区分，在横店1.5代的辉煌里，是徐文荣创造的1.0代＋徐永安创造的0.5代；还是徐文荣创造的1.0代＋0.5代与徐永安创造的0.5代＋1.0代的重叠？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过去的1.5代，他们俩都亲历过，共同打造，互相衔接。

在横店向2.0代际转换的时候，父与子的代际分野彰显出来了。

从个性上，他们俩虽然一个表现得外向、张扬，一个表现得内向、沉稳，但在本质上两人又极其相似。至少，在老爷子眼里，大儿子跟自己很像，“他个性很强，我个性也很强。他很会算，我也很会算。他说，爸爸，我算不过你；我说，我算不过你。”徐文荣曾经这样评价他的儿子。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太像自己的缘故，才有了父亲与儿子的分歧？

从日本学成回国，擅长资本运作的徐永安显然更善于现金流管理，其对企业运营的谋算，也是以预算管理、现金流管理等为前提的谋算。所以，以一个不足200亿元资产的集团去承建一个投资额200亿元的项目，在徐永安看来是与其现金流管理的原则相违背的。

银行因为对此项目的资金来源心存疑虑而“停止对横店集团进行贷款”的消息显然增加了徐永安的担忧——作为横店集团的接班人，他有责任不辱使命地把横店这艘轮船安全驶向彼岸。

更何况，作为3家上市公司——普洛康裕、太原刚玉、横店东磁的实际掌控人，他有义务对股民负责，对公众公司的资产负责。

所以，他必须跟这个在他看来风险大于机遇的项目划清界限——由徐文荣任主席的横店“四共委”被确立为圆明新园项目的投资主体。从产权上，表明横店集团与圆明新园“没有任何关系”。这也是徐永安为横店集团构筑的一道防火墙。

结合2008年国内国际的经济形势，在国内紧缩的财政与金融政策与美国次贷危机等的影响下，众多企业如履薄冰、以守为攻，在此环境下徐永安作为一名年轻的少当家，其冷静与沉着实属难能可贵！

那么，是徐文荣老糊涂了吗？外界一直评论徐文荣个性张扬甚至霸道，事实上他是一个非常有理性、非常会计算的企业家，更是一个开明、睿智的老人。

7年前，一向说一不二的父亲徐文荣，在徐永安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宣布由他接班。为了酿造出合适的环境全力支持儿子接棒，徐文荣同时退下总裁位置，也一同带走创业的6位元老。非但如此，在徐永安接班后，徐文荣还把其他两个孩子请出横店集团，“必须这么做，不然将来可能会起冲突。”徐文荣这样说。为此，他的女儿、女婿被安排在香港搞文化产业，小儿子则在当地经营着一家公司。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徐永安能够有一个独立决策的环境。

思维清晰、做事果断，毫无迹象显示徐文荣已经到了“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时候。

对圆明新园的投资预期，徐文荣用自己的方式算了一笔账，这笔账具体体现在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做的一份《可行性研究报告》里：

圆明新园拟于2013年开放，保守估算，横店圆明新园建成的前3年，游客总数为1000万人次，第4、第5两年游客总数达到1000万人次；第6年开始每年游客1000万人次，建成后7年内共计游客5000万人次，门票按每人200元计算，共计门票收入100亿元。扣除每年管理运营费用等2.5亿元，平均每年可有10亿元净收入。

“而且，过60年，我的圆明新园又是文物。”徐文荣强调。

说到这里必须提一下横店拍摄基地的投资情况。

从谢晋拍《鸦片战争》的广州街，到陈凯歌拍《刺秦》的秦王宫，再到后来的明清宫苑、江南水乡，横店建造的拍摄基地已有十几个，总投资30亿元。当年也是在骂声中上马的这些拍摄基地，如今已经为横店的旅游业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根据横店集团提供的资料，2007年，横店共接待游客558万人次，居浙江省第2位，仅次于免费开放的杭州西湖。“2008年，我估计要在这个基础上增长30%以上，而2009年要比2008年增长40%以上。”徐文荣说。

为此，在徐文荣眼里，这些拍摄基地“每个都是好项目”，而眼下正积极筹建着的圆明新园，则是“最好的项目”。

有一个推断是：因为有横店影视城的成功，才有徐文荣关于圆明新园的动念。

而横店影视城的成功，是建立在徐文荣的成本测算与回收预算的基础上的。事实上，影视城最大的成功，是他把这个项目当做期货来运营——充分利用天时、地利，做了一回“多”。

而他对圆明新园的计算正是用了这种期货的计算方法——“过60年，我的圆明新园又是文物”。

除了对远期“期货”交割时的资产测算很乐观之外，徐文荣对眼前的投入资金也是经过测算的。据介绍，建设圆明新园总的投入是200亿元，其中70亿元为建设资金，打算全部吸收投资，由浙江横店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圆明新园有限公司”按商业化运作；130亿元回收和复制圆明园流失文物的资金则通过基金会向社会募捐。

截至2008年2月18日徐文荣宣布启动圆明新园建设这一天，徐文荣手上可以调动的从各方面募集来的资金是15.62亿元。

以区区15.62亿元去撬动200亿元的项目是否很疯狂？笔者相信，徐文荣在做的是一笔在他看来比较稳健的期货投资而非疯狂。

暂且不计算回收文物的130亿元，据介绍，圆明新园建筑、道路等所需投资约为70亿元，包括超过16亿元的土建费用、44.7亿元的土地费用及公共配套设施等费用。

也就是说，如果可以暂时不考虑土地成本的话，以徐文荣现有的近16亿元资金已经可以支撑这个庞大项目的土建部分！

都是精于计算，一个算出了现金流的问题；一个算出了大手笔运筹可能带来的前景。这也许算得上父子间的同与不同。

很显然，徐永安东渡日本归来之后，所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做企业。仅凭20万元流动资金、9间平房、90天建成化工厂，从此一步一步，从一个小小化工厂厂长做到集团副总裁、总裁、董事长，徐永安始终以现代企业经营者的标准要求自己。如果要做界定，徐永安也许可以界定为职业企业家。

而在做企业之外，徐文荣显然有太多的感情色彩——民族感情、农村情结、传统文化等等。所以，当横店企业有了一定的积累，徐文荣就大把掏钱投入横店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当横店企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徐文荣就果断拍板办起横店大学、建起横店医院等；当横店企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徐文荣就坚决发起横店“城市化建设”的号令，一边办厂、一边造城。正是徐文荣有意识地“造城运动”，推动了横店各行各业的发展。使横店镇由原来40个村，两万多人，扩大到108个村、6.5万人；使横店这个当年的穷乡僻壤成为一个秀丽富庶的江南小镇；更促使当地90%的劳动力转入了非农产业。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文荣不仅仅是横店企业的创始人，更是横店社区建设的推动者。换句话说，徐文荣是一个社会企业家。

事实也如此，作为横店集团的创始人，徐文荣会在利润的目标追求之外，设立“横店文荣慈善基金会”、横店“三农”促进会、“浙江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等诸多非营利性的组织，并在这些组织中“勇挑重担”就可见其社会企业家的角色感。

而徐永安在“2007《南方周末》中国（内地）民营企业创富榜中”位列全国第4位的新闻，多少让人感到些年轻少帅的职业性。

在这份创富榜中，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徐永安以“最佳企业责任20强”第2位、“最佳企业贡献20强”第8位、“最佳经营实力20强”第14位的排序，在综合系列排序中列全国第4位。

“《南方周末》中国（内地）民营企业创富榜”是针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个人财富、社会责任、企业及个人形象进行综合评估和排名的一项评选，具体指标为：个人财富10%、经营状况20%、社会责任40%、企业贡献20%、公众形象10%。

在这份榜单中，企业的社会责任占了40%的比重，公众形象占了10%的比重。毫无疑问，徐永安的入选，与其父亲一直以来坚持的企业办社会，积极反哺农村反哺社会是密不可分的。

他的当选不仅仅在于其个人的魅力，更在于横店集团在发展自身经济、打造国际化横店的同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注重企业与社区共同发展。在于公司32年如一日，积极投入社会公共事业和公益事业的发展，不仅吸纳了4万多名员工，还以逐年递增的公益投入，完善了横店的基础设施建设，把横店这个昔日贫瘠的山村，建设成了美丽的现代新城镇，并以“中国磁都”和“中国好莱坞”饮誉海内外，以创新经验成了中国深化改革的22个实验或示范区点。

人们很难分辨：职业企业家与社会企业家究竟孰优孰劣，可以肯定的是：这两者都是当前社会的稀缺资源。

这样说，并非认为他们父子俩就是标准的或者说是完美的职业企业家与社会企业家了。

作为一名真正的职业企业家，徐永安也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内容。在横店从1.5时代向2.0时代过渡的时期，如何打造一支真正过硬的企业家团队，以承接和再创横店集团的辉煌？如何使得横店集团不是依靠领导人的人格魅力而是依靠企业文化凝聚人？

而作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企业家，该如何拿捏企业与社会、经济与文化等之间的关系与火候？

把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结合起来，并巧妙地利用政府引导的机遇与政策是企业家的一种智慧。

有一个成功的案例是宋城集团的黄巧灵。他在积极促成杭州市政府承办世界休博会的同时，赢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使得其投资建设的休博园获得了极大的政策支持，因而获得了政府、企业的双赢。

如果拿这个案例去看徐文荣的“圆明新园”计划，不难得出结论：如果这个项目能够变成政府或者社会的意志，那么这个项目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小——事实上，让圆明园的艺术华章再现于世，将符合许多中国人的心愿。当然，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2008年的中国经济已经步入了一个新的增长周期；一个企业的发展，其所依赖的社会关系已不单单是其所在的乡镇、县市的政府关系；一个企业，当它成为一个公众公司的时候，也不仅仅是员工的企业，还是全体股东的企业，社会的企业……

从这个角度看，徐文荣，以七旬之躯满腔热诚地为中华文化瑰宝的再现而奔波劳累，其言其行其情皆可敬可佩；而徐永安，以公众公司掌门人的身份严把公司的投资关也同样值得敬重。

在《中国经营报》的访谈中，徐文荣的一段话让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有苦难的童年，小时候穷啊，要什么没什么；有打倒的青年，那个年代，什么积极就打倒什么，到处被批斗；有奋斗的壮年，改革开放，赶上好环境了，就拼了命地奋斗；有成就的晚年，晚年了，什么都有了，这么大的事业，名气也有了；还有伤感的暮年，暮年了，想建个圆明新园，却遭到了这么大的争议，包括家人都在阻挠我……”

这么平淡、简单的总结里，包含了老人对他的一生多少风雨的追忆和感慨。正如他自己的一句口头禅：“我是农民。”徐文荣的这句大白话道出了多少浙商的心声——正是因为农民出身，正是因为“穷则思变”的缘由，也正是因为农民的简单、直率而百无禁忌，才使得这些草根出身的创业浙商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底气。

横店影视城所反映的中国历史跨度有2500年，徐文荣对每个景点背后的历史都非常清楚。可他总是明确地说：“我是农民。我不是文化人。”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以他自己所说的“我就是一条蚯蚓，要从泥里钻出一条路来”的干劲，搞起了庞大的文化产业。

“我们是从‘一无所有’到‘无中生有’到‘无所不有’。”徐文荣这样说的时候很自豪，还有些草莽英雄的气概。

确切地说，徐文荣这一代浙商，以敢闯、敢冒的精神，无师自通地演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第一代创业者的风采。他们是“摸着石头过河”理论的实践者。正是这种敢闯、敢冒、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使得浙商在改革开放的潮流中站在了第一方阵。

事实上，当年徐文荣从传统轻纺工业转型高科技产业时，也曾遭到许多不解与阻力，但事实证明了他的判断。一个采访过他的作者如此形容：“他甚至还不能完全搞清楚他的横店生产的这些东西究竟是依据什么科学原理生产出来的，但是他相信他的思想是对的，那就是依靠高科技让横店人富起来……他对科技的重视看来主要出于一种精明。”

细想来，徐文荣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也是缘于他前瞻性地感觉到这个产业的前景，在他自己还没有仔细搞明白这个产业究竟能够产生多少效益的时候就一头扎了进去。他说：“我搞过3种产业，农业、工业、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最艰难，但我觉得这是一劳永逸的，有后劲。”

这种前瞻性的产业感觉其实是一种直觉。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代浙商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凭企业家直觉加果断的结果。当然，其前提是改革开放政策支持下的顺势而为。

徐文荣掰起手指这样算了一笔账：他说，他搞的这些文化产业，横店集团赚1块钱，周边老百姓就可以赚5块。出租房屋、当群众演员、做演员游客的生意……“以前，横店有的只是农民，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很多农民进厂当了工人，第三产业的兴旺，让老百姓找到了更广阔的就业门路。例如，岩前村、杨店村成了远近闻名的演员村，村里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刚出生的婴儿，几乎都上过电视剧镜头。只要有劳动力，就有出路，这点我很欣慰。横店现在人均年收入一万多，在金华数第一。”

草根浙商，发端于草根，情系草根，情归草根。正因此，徐文荣念念不忘，希望在迟暮之年圆他的最后一个梦想——在八面山下，那块让他奋斗了一辈子的土地上建起中华文明的艺术宫殿——圆明新园。

行笔至此，一个自然的联想是：多少年之后，徐永安是否会把横店集团的总部迁往杭州、迁往上海或者北京、纽约？

徐永安是海归，他的身上有很深的海归烙印——以职业经理人的气质出现在职场，不多言不多语；以快枪手的步法神秘地出入于资本市场，低调、高效地承接父辈开创的基业并发扬光大……

不敢轻言横店的未来，也不敢预测“浙商2.0时代”横店的发展前景。但我们应该感谢这个时代，让我们的民营企业诞生了同时驰骋于商场的父子兵，演绎了浙商1.5代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