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实践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挑战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遭遇到的严峻挑战，既是来自外部，来自西方经济学的挑战，更是来自于自身，来自于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经济学界关于中国经济学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随着国内经济体制转轨，经济学界逐渐认识到了既有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经济运行缺乏必要的解释能力，从批判旧理论到寻找或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思想历程。当改革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以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已经完全与市场经济的实践相脱离了，应用经济学学科全都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而更严峻的问题是，在社会主义改革之中，似乎改革每向前推进一步，就是对传统理论的一个方面或一个分支作了一个否定，即突破了传统的一个理论，改革才能前进一步。随着改革的步步深入，传统理论的基本观点已经差不多都被否定了，原有的整个理论体系都崩塌了。

经济学界的一些新的思想已在系统地探讨之中。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学理论落后于改革发展实践的现实，意味着经济学在中国应该实现理论体系和内容上的变革。但转轨时期新旧体制之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适应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特殊理论经济学体系难以在短期内完成。这就要求在目前应将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上，注意新的理论生长点的发掘，不断发现、研究、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形成新的理论思路。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社会科学。因此，一方面，所有的经济学理论最终都要接受现实的检验；另一方面，新的理论的创立和旧的理论的发展也要受现实的启发。市场经济已被证明是目前唯一可持续的经济体制。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是无地域和国别区分的。“某国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独立学科，也不存在“西方经济学”与“东方经济学”或“美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概念。然而，这样说并不排斥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来研究特定地区在特定时间内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实际上，做研究时必须要考虑到某地某时的具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环境条件。

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许多市场经济的法则，也相继地在中国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经济学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科学。科学上研究的诸般法则，都是有一般性的，比如经济学中的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乃是从现代商品货币经济关系中发现出来，无论哪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商品货币关系确立起来，它就必然会有那种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等在其中发生作用，而由这诸般法则综合起来构成的经济学，也就可以看作是这个国家的商品货币经济关系的‘说明书’。”因此，从成熟市场经济运行中总结出来的一般经济学理论范畴，完全可以拿来应用于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引用国外尤其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经济问题，近年来成为我国经济学研究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对于既有的现代经济学的优秀成果采取“拿来主义”态度，借鉴、吸收、应用，是符合中国经济发展与新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利益的。

政治经济学是以经济实践为根据的，在研究上，就是以经济史为基础，探求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持繁荣的性质与原因等问题。历史和思想中有三点影响了人们对制度性基础因素的关注：经济学中的形式主义和实证主义革命；布尔什维克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兴起；宏观经济学中的凯恩斯革命。这三点中的每一点都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建立与保障的适当的制度性基础转移到政府所必须采取的行动，从制度建设转向了指挥行动。而且目前从经济理论中消除意识形态影响的倾向，使人们更热衷于探求增长、发展的指标。但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都是依靠思想观念组成的意识形态体系才得以维系的，出于对意识形态说教的担心，使实证主义经济学力图从科学中清除一切不具有可检验性的经验陈述。这种倾向在中国经济学界也大行其道。政府忙于制定各种具体政策，而各种制度的建设则相对滞后，甚至某些领域还出现了制度真空。应该说，后果是严重的，经济、社会领域的各种矛盾凸显，甚至出现了某些严重失衡的现象，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但政治经济学必然是要体现某种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倾向的，“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观念，即作为对经济安排和经济政策以及它们的背景体制进行评价的标准，正义的这两个原则是怎样发生作用的（对福利经济学通常也是以同样的方法来说明的。我不用这个名称，因为“福利”这个词表明，暗含的道德观是功利主义的；“社会选择”这个说法要好得多，虽然我认为，它的内涵仍然过于狭窄）。政治经济学理论必须包括对以某种正义观为基础的公共善的解释。公民在考虑经济和社会政策问题时，这种理论要能指导公对政治经济学的这种要求是符合“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的新发展观的。针对中国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与困境，比较历史的政治经济学为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启发意义的框架，因为它迫使学者去关注社会的制度性基础，不同的制度性环境对人的行为之影响，及其在经济和社会过程中所产生的后果。换句话说，中国学者应该更加关注对法律、政治和文化制度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探求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及其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