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

（一）马克思理论的科学与价值

1894年1月3日，朱·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1894年3月起在日内瓦出版的周刊《新纪元》找一段题词，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以别于但丁曾说过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难”的旧纪元。恩格斯是这样答复的：“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寻找一行您所要求的题词。马克思是当代唯一能够和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者。但是，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下列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以这段话作为未来社会主义新纪元基本思想的题词，绝非偶然。因为马克思和他始终把“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看成是他们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目标，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

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着矛盾，马克思的理论也不例外。追求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倾向与作为劳动阶级意识形态的固有价值取向之间的矛盾便反映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内在矛盾性。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历史发展遵循的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承认人的有目的的行动能够改变人类的命运。马克思一生都在期盼和发动对旧世界的革命，他热情地诉诸无产阶级、诉诸阶级斗争；但马克思又声称他并不是在仅仅追求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理想，而是在客观地预言人类社会的未来。马克思在研究分析了资本主义及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后，认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的这段话，却几乎把他的社会主义学说及运动的价值一笔勾销，既然一个社会在其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后就注定会灭亡，社会主义运动岂不是对历史进程的干扰？

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科学”与“价值”的矛盾恰恰反映了历史发展中的客观与主观的对立统一关系。历史既不是纯粹客观的物质运动过程，也不是纯粹主观的人的活动过程；历史是客观可能性与主体选择性的统一。因此，以社会历史为认识对象的社会理论，既不能是纯粹的知识体系，也不能仅是纯粹的意识形态，而一定是在某种价值基础上的对各种社会历史因素可能产生的因果关系的科学认知。二者的统一性至少表现为：第一，科学的建立是以价值取向、价值目标为前提的，是人们为完成特定的目的而选择和创造的手段。第二，在社会领域科学预言会对人们的行为以及行为结果产生影响。凯恩斯说得好，每个政治家的背后都有着某个思想家的影子。马克思理论可以说是建立在一定价值观念上的科学，对无产阶级的同情与未来共产主义的向往，并没有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陷入歧途，也没有使马克思去空想未来共产主义的具体样貌。一切理论都只能通过实践来检验。

（二）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与价值评价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着的马克思的理论，列宁说过：“只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写在工人阶级的旗帜上。”马克思主义必须能够反映和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现实利益，必须能够回答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现实问题，必须为无产阶级所接受，并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发挥实际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体系抑或价值观念，似乎是不成问题的。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开篇即声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与价值的统一，它既是革命的、批判的，又是科学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一支，作为其理论反映的《教科书》的科学性与价值观念又怎样呢？

1.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

每一种真理都是意识形态决定的真理，科学研究必须受政治思想的指导。这就是所谓党性论。人们通常把这种理论与斯大林或斯大林主义者联系起来，实际上它历史更久，为更多的人所接受。正如托洛茨基所说：“一个人只有和党在一起并通过党才可能是正确的。”这种理论严重阻碍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曾几何时，在苏联，相对论、基因学说、现代社会学和控制论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颓废派的作品。在绝对政治化了的生活中，所有活动都服从于政治考虑。因此，党性不仅适用于社会科学学本身，也适用于科学、艺术、专业技术等一切。科学成为政治的侍女，艺术也是如此。

在《教科书》的结束语里有这样一段话，“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走过了百年以上的发展道路。同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创造性、能动性。同教条主义截然相反，它的发展是同工人运动的实践、同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的实践密切而不可分地联系着的，它在总结新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不断以新的理论原理充实自己。”一系列的马克思、列宁的科学分析之后，1954的斯大林版《教科书》写道：“斯大林依据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创造者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提出并发展了经济科学的一系列新原理……表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而随着斯大林的死亡和赫鲁晓夫的上台，斯大林的“功绩”被大大缩小了，还加上了“有一些错误的观点，……低估价值规律……的作用……”而突出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其中包括对经济学理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赫鲁晓夫的报告，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并使之具体化了。……”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政治领袖的沉浮在《教科书》中清晰地得到体现，政治与经济贴得如此密切，也是《教科书》的一大特色。并不否认政治领袖有可能也是学者、专家，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如此惟上惟权、紧跟形势，其所能够做多少独立而深入的科学研究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并不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它仅仅是依附于政治权威、对社会只进行辩护而不进行分析批判的，为意识形态服务的《教科书》而已。此时，以吏为师或许是一个合适的判语。

按照《教科书》的逻辑，马克思与列宁的科学性也就决定了《教科书》的科学性，“它是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因为它代表着愿意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规律作客观研究的工人阶级和人类一切进步力量的利益，这些规律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揭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反科学的反动的实质。它以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的知识武装工人阶级，使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有可能把自己的政策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就在此处，也是要和资本主义对比一下的，“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代表着竭力使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万古常存的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都把保存资本主义体系、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作自己的基本任务。”因为代表了某种利益，就必然具有了科学性，这也算是《教科书》极具有创造性的一个说法。《教科书》认为其科学性的具体体现或基础是“经济规律”，这些规律还是政党政策的科学基础。由此也可见，经济规律在《教科书》中的关键地位。但正如在第二篇中所研究分析的，《教科书》中的经济规律恰恰是主观需要的，是为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与高速工业化服务的。在马克思对共产主义设想的一些前提在苏联根本不存在的条件下，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中采取的一些措施与政策与马克思理论是貌合神离的。而为苏联国家所采取的政策持辩护态度的《教科书》只不过是借马克思理论的“教条主义”之名来行“国家统制经济”之实罢了。《教科书》既没有忠实地反映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也没有从实践中抽象出可以指导实践的理论，它只是按照证明“国家统制经济”的合理性的需要来构建其理论体系。这种构建性所导致体系的自我封闭性，反而成为不断发展的实践的障碍。

首先，从研究方法上看，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在研究方法上片面倚重抽象分析方法，表现为只重视质的分析，忽视量的分析，只重视规范分析，缺乏实证分析。政治经济学不可能不涉及经济问题的价值判断问题，规范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情况，则不可避免地使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某种政策的解释与论证，使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脱离现实，缺乏可操作性，造成理论与现实经济脱节的后果。

其次，从内容上看，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特点是：一是突出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经济规律的存在似乎都是为了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满足社会需要与为剩余价值而生产、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之间建立起一一对立的关系。二是过分强调社会主义利益一致性，否定矛盾，缺乏深入的分析和实际的内容，最为明显地体现了《教科书》为经济政策的辩护性。三是规律排队，政治汇篇。《教科书》在某种程度上是经济政策学，因为它把理论当作解释、说明党的政策的工具，而不是反过来，经济理论是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和基础。

最后，从实践中看，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现实中是不可行的。如在第二篇中所分析的，计划经济在配置资源、满足需要、激励创新等方面的低效率，国家统制经济在压制自由与民主等方面的强势，都说明在现实中以苏联实践为背景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被证伪了，是一个应该被抛弃的体制。而以《教科书》为代表的传统政治经济学不能再作为一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更不应该再进入课堂的教学之中。

综上所述，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实证评价是：以《教科书》为代表的传统政治经济学是依附于政治权威的，无法保持自己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性，也就导致了其缺乏科学性的现实。而对现实采取的以吏为师、惟上惟权的态度，缺乏独立的知识分子的不同的声音，也导致体系本身缺乏自我纠正的能力，最终导致了体系的崩溃。

2.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价值评价

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毫无疑问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其科学性虽然被否定了，但其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应该是没问题的。“苏联的政治经济学一向就是意识形态化和神话化的学科，它把自己的任务首先看作是‘论证’从政治最上层下达的意识形态公式和主张。……正是这些和其他类似的意识形态的神话决定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逻辑和结构。……过去存在的那种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行政命令体制的产物。如果我们把苏联有关经济政策、苏维埃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所有教科书和教学大纲拿来作一番考察，就可以看到它们所热衷的基本上就是企图制定无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式。苏联经济思想史各个阶段进行的讨论，总的来说，都没有超出这一模式的范围。”但从《教科书》本身来看，在做这些所谓的优越性的论证时，它更强调自己的科学性，而淡化其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也是《教科书》的一大矛盾所在，以科学的名义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似乎这样就可以使其进行的价值判断更为可信。

这样的行为导致的后果就是，在现实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化的倾向。人们越来越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单纯的科学体系，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百科全书式的改造，使之成为全面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现象的一种认识工具。而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逐渐淡化，意识形态功能日益丧失。各国共产党人日益强调按“客观规律”办事，而劳动阶级的解放和社会正义则较少提及。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次价值祛除。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化却使其陷入了信仰危机之中。既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那么它就应该能够解答历史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但是，科学的真理性总是相对的，社会历史条件不断变动，出现许多无法回答的新问题，马克思主义陷入信任危机之中。作为科学，它只有给予认识对象一个周延的解释，才能真正赢得信任。一旦出现反证或例外，科学就不能称其为科学了。没有信仰支撑的理论是脆弱的，它总要不停地为自己辩解，不停地做说服工作，以赢得信任。这种倾向使以《教科书》为代表的传统政治经济学陷入了二律背反的境地，既无法科学合理地回答与解决现实问题，又不甘于意识形态的地位。

支持着前面所描述的错误的二律背反的态度有两个共同的特征。一是社会主义被定义为是对资本主义的简单否定，社会主义只与资本主义有关系。如此这般，它必然会停留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视野中。二是目标被手段置换了。社会主义不再首先是一个人能够全面发展其能力、每个人的自由成为一切人自由前提的无阶级社会了。相反，它成了国家所有的、中央计划经济和一党专政政体。早在1891年，在评论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时，恩格斯补充说，扩大国有财产意味着经济剥削权力和政治压迫权力的结合。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倾向个人人道主义的社会学家从一开始就预见到了该体制的发展后果。在俄国的情形下，物质落后导致的后果是，“不仅未能超越私有财产甚至还未达到私有财产”。因此，公有制、计划化、工业化、现代化，成了国家的首要目标，手段取代了目标，社会主义演变成了国家统制经济。这种手段对目标的置换，使传统政治经济学失去了最为根本的价值所在，丧失了目标，也就是抛弃了信仰。

这种祛除价值的科学化的倾向，还滋生出一种“经济决定论”的“信仰”，认为社会主义是“客观”历史规律的必然结果，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追求高增长。这助长了狭隘地运用经济标准去判断社会的进步的步伐，似乎快速的经济增长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50年代的苏联甚至出现了简单地以钢铁产量的年增长率来判断苏联向社会主义目标的迈进程度的荒唐事。这种经济决定论的信仰既非必然，更非有益，它颠倒了社会主义的目标与手段，使社会主义的发展进入了歧途。就是到了今天，把追求经济和技术发展当作压倒一切的社会政策，也并不罕见有关这个问题更为详尽的论述可。在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那里，对这种倾向的支持来源于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本质上是一种经济的批判而非价值的批判。这种倾向不仅歪曲了马克思，而且对于批判资本主义来说说服力实在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