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争夺与征地冲突的转向

6.1.3　话语争夺与征地冲突的转向

农民抗争的产生和持续，其抗争意识是什么，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在本文的第一中已经介绍，目前流行的是三种抗争脉络，一种是阶级路线，一种是情感路线，还有一种是理性路线。有关农民抗争，到底是阶级意识，还是情感意识抑或理性意识，争论的结果只能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因为在任何的抗争过程中，其思想意识是复杂的，很难用单一的意识来进行分析。通过S村农民征地的冲突可以看到，有关生活费用及征地补偿费用的精确计算，也有大胆冒险的跳塔吊和暴力抵制征地的情感表达，也有百姓对贪官的“阶级”仇恨，如此等等，复杂得很。

抗争意识，实际上是本文要说的“话语”。话语，按照赵鼎新的理解，它“包括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参与者的认同、口号或话语策略、行动过程中的突生规范（emergent norm），以及塑造运动话语的文化，等等。”本文中，不仅要考察行动者农民的话语，也同时考察政府的话语，看农民与政府的博弈中，是如何争夺利用话语，利用哪些话语，以及如何争夺话语权的问题，以此来分析农民与国家关系在冲突持续中的作用。

农民是否有自己的话语，在底层研究学派那里，也是有分歧的，印度底层学派查吉特等人（2005）认为农民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而斯科特（2011）认为农民不仅有统一的意识形态，而且与国家的意识形态是相对的。在中国，农民的抗争话语是什么？来做一个个案的分析。

1992年至2006年，S村认可国家的话语，征地也较为顺利；而在2007年至2008年第一次上访失败，农民抗争的话语是“生存伦理”话语，比如打出的条幅是“保护土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向上级政府反映补偿费用无法支持以后的生活成本；从2008年第二轮上访时，上访的理由，不仅包括难以维持生计问题，而且指明地方政府违背哪些法律、法规、政策，以及补偿价格应该补偿多少的具体数额。2010年再向媒体、人大代表反映问题时，基本上也是利用国家的法律政策来指责地方政府；从2012年敬B、武H两位农民代表被拘留，又被“信访终结”停止上访后，他们试图采取向国外媒体爆料、联系“人权”代表组织进行抗争。

从农民抗争的三个变化可以看出，首先“生存伦理”问题始终是其抗争的基本理由之一。其次，在第二次上访时，采取的策略明显发生了变化，即用国家的话语，包括各种法律法规、粮食安全、公平正义以及处置贪污腐败等，来与地方政府进行抗争。而最后，看通过国家话语无法实现其目标后，自己又被“非法拘留”，农民代表又希望利用国际媒体和人权组织来实现其目的，这个想法只是一个苗头，尚未实施，但是敬B实际上已经与人权代表组织有所联系^[1]。

综上所述，可以把农民抗争话语的发展简单地归结为：生存话语——国家话语——权利话语。生存话语，在古今中外历史上，是农民抗争、反叛或革命的天然话语或传统话语；国家话语，是指中国现时国家意识形态，当然也有部分传统国家的意识形态，例如农民认为国家应该具有道德意识，清官思想就是一例；而权利话语，虽然中国国家也讲权利，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舶来品，围绕权利而展开的一系列话语也是西方传过来的观念。所以，这三种话语也可以说成：天然话语——国家话语——外来话语。

在现实的农村，温饱问题已经解决，那么为什么会有生存话语呢？是不是农民借口生存问题欲争取更多利益呢？当然也不可否认一些农民有此种想法，但是根据笔者在S村调研，根据上文中的论述，农民的种种后顾之忧并不是空穴来风，农民因后顾之忧而产生的生存伦理话语，正如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Babette Wehrmann博士认为：“土地冲突的根源在于精神恐惧和期望造成的情感、肉体需求。”归根结底，是对未来的恐惧造成的。外来话语的权利意识，目前看，还不是农民进行抗争的主流意识形态，原因有三：一是农民力量弱小，需要借助国家的力量才能实现其抗争目的，外来的权利话语作用不大；二是国家控制着意识形态，外来话语对农民的思想侵袭还非常弱，特别是农村社会接收外来信息的能力较弱；三是制造话语，接触西方权利意识较多的知识分子阶层，多数在国家的体制内生存，很少与农民结合，为其提供话语。产生权利话语意识苗头的原因是，农民利用生存话语、国家话语抗争无果的情况下，认识到在现有的体制内无法解决问题，才试图采取外来的话语抗争意识，这种话语意识是体制外的，所以面临巨大的风险，这是农民已经不是单纯的物质利益抗争，实际上已经上升到非物质利益抗争阶段。

利用国家话语进行维权抗争，是农民采用的主要方式，如果从不严格的意义上来讲，生存话语也是国家话语的一部分，例如农民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国家是不会叫我们老百姓饿死的”，农民还依赖于神圣的国家（朱晓阳，2011b）。如果说农民能够制造话语，那么也就是“生存话语”。但是，在媒体的宣传和坊间的流传中，农民通过国家话语获胜的例子“数不胜数”。例如在第五章中，讲述上访代表“克里斯玛”精神形成时，都是访民通过把事情闹大的方式，获得中央的重视，从而所有问题“立马”解决。在媒体的宣传中，也是以国家的话语方式宣传，凡是那些见报的征地冲突事件，都是以国家的强力介入，处理大批贪官污吏，农民最终完胜而告终。例如《今年11起强拆伤亡案问责57人，长春市长公开道歉》^[2]的报道，对S村的农民们给予很大的鼓舞。

同样，地方政府也利用国家的话语进行“反维权”“反抗争”。例如，以《土地管理法》为法律依据，证明S村农民反映的征地补偿款问题完全合理，通过国家发展经济、阻碍经济开发为由，处理“暴力抵制征地”的赵E，以维护省政府办公秩序的“维稳”名义拘留敬B、武H两位农民代表，如此等等，这些都是政府采用的“话语”，虽然“话语”背后的真实情况未必与“话语”宣传相符（详见第一章导论），但是其是承认话语的合法性。所以，在中国，无论是底层抗争的农民，还是地方政府，其行为背后的话语合法性都来源于“国家”，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底层抗争找到了“公民社会”（沈原，2007；毕向阳，2006等），不如说应该“回归国家”，提出了“作为框架的国家”（刘威，2012），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那么，农民利用国家话语、地方政府也是利用国家话语，两者所利用的话语是一个国家产出的话语，怎么会有冲突呢？笔者认为，原因之一是国家话语的自身矛盾，政出多门，前后不一致，导致冲突，例如政府会根据利益政治竞争的原则，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原则进行执行（张静，2003），而农民也会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话语与之对抗；原因之二是政府掌握了大量资源，而农民没有实质的话语权利，无法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对政府行为做有效的监督，所以政府可以对农民的话语置之不理或者是“答非所问”。

目前的中国，按照孙立平的说法是：经济快速发展，政治基本稳定，社会矛盾突出^[3]。国家话语之所以有合法性的原因是，国家还是非常强大，不管是农民还是政府都需要国家的话语为自己的行为标榜正当性，并依靠国家的力量解决问题，同时国家话语之外的话语是受到控制的。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利于掩盖、延迟或化解一些社会问题，虽然社会矛盾多发突出，但是随着中国的改革，某些问题部分得到解决，还没有达到对现有制度彻底失去信心的地步，所以“作为国家的解释框架”是合理的，但是，并不是说西方的“权利意识”“权利话语”没有萌芽、入侵，只有当底层的抗争已经无法通过现有的话语获得帮助时，抗争也会从物质利益抗争向非物质利益抗争转化，就会采用体制外的话语，追求比物质利益更高的“权利”，例如敬B等农民代表正常申诉无法获得满足时，说出了要找国际媒体和人权组织的想法。所以，维权者或者是抗争者，会选用什么样的“话语”，是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有关的，这也是下节要讨论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