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与征地冲突的发展

社会变迁导致社会问题的研究，早已有之。古典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2004）在《社会分工论》里论述，社会分工的发展，使传统整合社会的“机械团结”失效，社会出现了不稳定，需要建立一个“有机团结”的社会；马克思（1972,2000）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生产力发生巨大变化时，其生产关系就要与之适应，如果不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化，社会就会产生新的革命的力量把旧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推翻；亨廷顿（Huntington P.Samuel）（2008）认为，社会变迁、制度化与政治动乱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即相对社会变迁而言，制度化的过快或者过慢，都会导致政治动乱的高发。如此等等，关注这方面的学者还有很多。

赵鼎新（2005）认为：“所谓变迁，指的是由现代化、人口变迁、自然灾害、大规模疫病流行、外来思潮入侵等原因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变化。”在S村，康德五年大批河北、山东的农民为了生计移民过来，在伪满时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社会动荡多变，民不聊生，所以最终产生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建国之后，在各种运动和人民公社制度中，农民的热情逐渐消散，后期呈现出了“日常抗争”等消极抵抗的形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炙手可热，成为农民、政府和开发商争夺的焦点，征地成为冲突的必要条件。从1992年以来，S村的社会变迁当然是多方面的，包括人口数量的增加、外来思想文化的传播，但是更为重要的，就是现代化，现代化是S村产生征地冲突的前提条件。

在本文的导论部分已经介绍，现代化催生了中国的转型，并且成为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个视角。现代化包含的内容甚广，对S村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前，农民虽然经历了各种运动和破坏，但是农业也有缓慢的发展，例如前面介绍的耕种布局、种子选择、施用肥料、兴修水利和大型拖拉机耕种等，改革开放之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对农业的投入也相应提高，不仅采用高产的粮食种子，而且使用化肥，采用机械化耕作，小型拖拉机的数量迅速飙升，农业产量也相应地提高，又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全H镇的生产总值和农民人均收入都提升较大，农民的吃穿住行都发生了很大改观，较之改革开放之前，农民的幸福指数非常高，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从人民公社时期紧张关系开始缓和，并且给予农民很多自由的空间和权利。

缓和关系持续十年左右，这种初期的效应逐渐递减，随之而来的是农业赋税的提高与农民放弃土地从商或者打工，加上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又一度出现了紧张。在1992年7月，H经济开发区成立之初，较为“低廉”价格进行征地，也非常容易，虽然国家给予了农民一些自由发展的权利，但是也非常有限，土地归集体所有，地方政府通过土地的税收、公粮等对农民进行控制，再加上土地不值钱，从而实现了没有阻力的征地。因为城乡二元结构制度的长期存在，使城乡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农民的生活相对城市来说越来越差，实际上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又一度陷入了紧张，例如李昌平的名著《我向总理说实话》。面对“三农”问题的严峻，2000年之后，国家三令五申地要求减免农民负担，并在2006年完全取消了中国千年的农业赋税，并且给农民提供各种“直补”，农民的生活水平相对来说得到重大改善，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又一次出现了缓和。在这“一紧一松”的过程中，实际上农民的权利在逐步的扩大，国家也以此来维持与农民的平衡关系。

而就在农业取消的同时，工业化、城市化在中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征地拆迁成为官方话语中发展的代名词。S村是H经济开发区的工业腹地，招商引资企业的入驻和本地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的衰落，使得大部分剩余劳动力去打工就业，虽然年轻人能够更好的就业，但是没有稳定工作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对老年人来说，就更为不利，“40岁、50岁”人员即便在周边企业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最好的方式就是种地以维持生计。如此一来，土地的价值越来越重要，农民越来越不想放弃土地，有关这方面的理性计算，在前些章节已经叙述的非常详细，在这里不再赘述。

政府通过多种手段，实现了征地，但是对S村的农民来说，社会的变化，生活的压力和危机逐渐显露出来。一些失地农民，每平方米25元的征地补偿费用，在几年内花费的已经剩余不多，物价的上涨和通货膨胀，让他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诸多不确定感，身体日渐衰退的老年人，生活难以保障。并且，随着土地价格的不断提高，以及与周边村镇、土地级差收益、私人用地等比较，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和被剥夺感。所以，2007年以来形成的农民抗争，一直在持续，并且对征地补偿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从最初要求的65元/平方米，到154元/平方米，后来又加上一等工业建筑用地126元/平方米，如此等等。农民们往往会用现在的情况，去比较以前的“不公平”，要求补偿其损失，从敬B不断加码的征地补偿费就可见一斑，无怪乎地方政府人员说他们是“交易完成”找后账，不合理，N县信访局也在对回复其上访诉求中写道，他们用2011年的补偿标准，来对2007年征收的土地进行补偿，是没有法律依据。

从2006年开始，H镇的财政收入迅速的飙升，而农民的人均收入虽然没有政府的财政收入快，但是也有很大的提升，在现有经济的不断增量的过程中，农民的温饱问题在S村早已经解决，并且在1996年实现了小康水平，实际上，即便小康水平有水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目前农村农民，即使是老年人，也没有出现温饱的问题。但是，由于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的相对落后，农民对发展型生活的需求上升，例如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文化、娱乐等方面，特别是孩子的教育和老年人的医疗，城市的消费水准，可以让能保持温饱水平的家庭迅速“返贫”。所以，一系列的社会变迁，在经济上就可以给失地农民致命的打击。

另外，随着现代化过程中，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农民权利的变化，也就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变化。在封建社会时，农民是天子的臣民，农民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只有当农民普遍面对生存危机最后底线之时，才有可能揭竿而起；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翻身做主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束缚在农民身上的权利逐渐被释放，在国家治理策略的“一紧一松”的过程中，实质上农民的权利是获得了类似螺旋式的上升。正因为农民获得了部分权利，才能产生与地方政府（也可以笼统地说成国家）抗争的可能。例如在S村农民有上访、举报、跳塔吊等等法律规定或未限制的方式抗争。如果农民被剥夺一切权利，他们是没有机会抗争的，即便抗争也会采取“日常抗争”（例如斯科特笔下的东南亚和中国人民公社事情的农民）或最后的暴力叛乱的形式。

实际上，较之于改革开放之前，目前中国宽松的改革和抗争环境也是征地冲突不断的一个原因。例如跳塔吊的王M，最后以成功获得补偿款而结束，又以敬B为代表的农民组织，虽然多次上访、举报、集群谈判、发布不实消息等，但是地方政府并没有严厉打击，只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拘留15天“以示警告”，给点“颜色看看”。从S村发生的几起征地冲突事件来看，政府如果进行强制打压，浮现出的冲突马上就会平息，并且效果非常明显，例如对赵E的打压，让其彻底“服软”，对敬B和武H的拘留，让他们不敢轻易地采取群体事件和“缠访”。不过，政府多半是利用其他的方式，一直拖延农民的抗争，最后达到不了了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