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人假定

经济学中有个基本假定，就是假定经济社会中所有经济活动主体（居民户、厂商以及政府）都是理性人。理性人从事经济活动都要追求最优的经济目标。

具体地说，消费者追求满足最大化，生产要素所有者追求收入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政府追求决策目标最优化。总之，经济主体行为的基本动力是利益最大化。对于这一点，英国古典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早在200多年前就说过：“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或者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4页）这话是真的。在市场经济中人们的所有经济行为，都可以说是一定形式的交易行为，而所有参与交易行为的人，都要考虑自己的利益。病人请医生看病，从道德原则看，医生要救死扶伤，但从经济原则看，医生必须获取经济报酬。他给病人开药方，动手术，需要为病人着想，早日把病治好，但他这一想法，也包含了为自己利益打算的动机，那就是治好了别人的病，别人就会相信他，他的名气会越来越响，医疗生意会越做越红火，他的收入和地位就会越来越高。同样，为自己利益打算，厂商自然会生产和销售使顾客满意的产品，科学家自然会刻苦钻研，不断有所发明创造，演员会不断改进演技，运动员会不断刷新纪录，境外投资者会不断入境来寻找商机……这样，生产就会不断发展，经济就日益繁荣，社会就逐渐进步。可见人们为追求自己利益的行为从经济上看不仅有合理性，也具有进步性。否则的话，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也不会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了。

理性人假定并不意味着经济主体在行动中就一定能实现最优目标。第一，客观条件限制并约束着理性人不能达到甚至不能争取最优，而只能达到次优，但这不等于他不要最优；第二，人们在作某次决策时也并不总是会深思熟虑，在许多场合可能按习惯办事，受骗上当也难免；第三，除经济利益外，人们作决策还受到社会的、政治的以及道德等方面的影响和制约。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分析之所以需要理性人假定，无非是要在影响人们经济行为的众多复杂因素中抽出主要的、基本的因素，在此前提下可得出一些重要结论，并据此对人们有关经济行为作出预测，提供经济决策的理论根据。可以设想，要是没有这样的假定，如果人们真的对经济行为的结果抱无所谓态度，那么经济学就很难提出什么理论了。

经济学既然假定经济行为主体都是理性人，就必然得出只有符合理性人假定要求的经济制度，才能把人们的经济行为真正长期纳入一定合理轨道。通过某种教化或感动方式，虽然也能使少数人在短期内做出某种毫不考虑自己利益的高尚行为，但要求大多数人长期如此是不现实的。通过政府某种强制力量迫使他们这样行动也只能奏效一时。人性不存在起初是“善”还是“恶”的问题，而只存在理性和非理性的问题。既然如此，通过不断实践摸索，逐步建立起一套符合理性人假定要求的制度以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就是市场经济有序运行与健康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