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人假设的批判

整个西方经济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证明市场机制是有效的，可是结果却将整个市场都证了伪。不仅如此，西方经济学是反对计划经济的，但是，理性人假设只能证明计划经济是有效的。计划经济是假设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中央计划系统，可确知全部经济信息，并且及时、准确和有效地做出决策并实施。但在一个现实的世界中，计划经济是不合理的，也是不能维持的，因为那些假设都不存在。但是，计划经济符合理性人的假设，因而计划经济也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西方经济学已承认了现实中的信息不完全性，因而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但是回避了人是否可以全知全能这一问题。

理性人假设即便在西方，对它的怀疑也由来已久。如同获得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卡纳曼（Daniel Kahneman）和弗农·史密斯（Vernon L.Smith）经过三十年的实验证明，人不可能是理性的。对“理性人假设”的批判与思考自从“理性人假设”诞生以来，就成为了经济学界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界争论的焦点，不曾摆脱过来自经济学内部和外部的批判与思考。这些批判主要来自五个方面：

（1）来自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批判。

“理性人”是把人抽象为利己主义，看做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化身，否定了个人作为社会存在的其他一切特征。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理性人”的利益内涵被扩大了，表现为主观效用最大化。这就使“理性人假设”对人类行为的解释范围扩大了。

20世纪20年代以来，行为科学家们分别提出了实利人、社会人、成就人和复杂人等关于人性的假设，认为人性是复杂多变的。与之相对应，1943年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闻名的需求层次理论。该理论认为人是有需求的动物，需求有轻重层次，只有较低层次需要得到满足后，较高层次的需要才会出现。这些理论否定了传统的“理性人假设”把经济利益作为人的唯一需要的观点，使“经济人假设”向现实迈进了一大步，提高了对现实的阐释能力。

如这种理论把人类的利他行为视为最终利己的手段，是为了获得一种无形资产或满足自己的一种更高层次的需要，用西蒙的话说，“这种利他实际上意味着明智的利己”。需求层次理论提出人类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是满足自身的需要，而经济人的需求偏好是非常复杂多样的，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因素都会影响其需求偏好。因此，人类追求的利益目标是一个多元的效用函数。

（2）来自西蒙有限理性的批判。

经济人最大化行为假设是以完全理性为条件的，由于具有完全理性，经济人才能够找到实现目标的所有备选方案，预见这些方案的实施后果，并依据某种价值标准在这些方案中作出最优抉择。

但在赫伯特·西蒙看来，这种理性的定义是有缺陷的。他指出，人不可能知道全部的备选方案，外部环境是不确定的、复杂的，信息是不完全的，人的熟悉能力和计算能力是有限的，经济行为者不可能把所有的价值考虑统一到单一的综合性效用函数中，因而，人是有限理性的。

由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了解所有备选方案及其实施后果，对不确定的未来估计出一致的现实概率，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因此，决策过程中人们遵循的并不是最优原则，而是满足原则。也就是说，现实中消费者追求的不是效用最大化而是适度的效用；厂商追求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适度的利润。

有限理性说修正了经济人最大化的约束条件，从而使经济人置身于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中。从决策过程来看，经济人在约束条件下仍然是追求最优解的，尽管从决策的结果来看，他只得到了满足解。

（3）来自制度学派“社会－文化人”的批判。

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诺斯（D.North）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指出：人类行为比经济学家模型中的个人效用函数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复杂。有许多情况不仅是一种财富最大化行为，而是利他的和自我施加的约束，它们会根本改变人们实际作出选择的结果。

把诸如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负担约束等其他非财富最大化行为引入个人预期效用函数，从而建立了更加复杂的、更接近于现实的理性人假设。人是社会的人，人在不同时间与不同地点会处于不同的制度环境中，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人的具体回应是不同的。同时，由于人总是社会中的一员，在一个人的生活目标中，不可能仅仅只有自己，也就是说，人的行为目标是复杂的、多样的，因此，人的决策不是也不可能是使个体利益最大化，而是取决于四周环境的制约，以及本能、习惯、习俗、从众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

用“社会—文化人”来取代“理性人”，即用具有多重目标、并且其目标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他人决策及文化结构和意识形态影响的人，来取代单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独来独往的人，无疑是一种意义深远的努力。它揭示出了人的多面性和复杂性，把对人的假定向现实又推进了一步，并且把人们的研究目标从给定的一种效用或福利函数引向研究个人目标或偏好的形成过程。

（4）来自行为科学心理实验的批判。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理性人是完全理性的，他不仅知道自己追求的目标是最大化，而且知道怎样实现最大化这一目标。而理性人的这种理性行为是以一系列假设前提，如可比性假设、连续性假设、传递性假设、省略性假设、主导性假设和不变性假设为保证的。

然而，许多行为科学的心理实验结果却表明，现实中人的选择行为经常背离理性人理性行为的一系列假设前提。这几个公设对理性选择是不可或缺的，但它们在心理实验中或在现实中又的确有反例。

从心理学家实验所用的数据中，可以看到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行为违反了上述公设。行为科学对理性人假设的心理实验批评的贡献是在假定单个人在了解全部方案及可能结果之后，揭示出人类选择的非理性（非最大化）和做到理性选择的困难一面。

（5）来自莱宾斯坦X效率理论的批判。

1966年哈维·莱宾斯坦（H.Leibenstein）抓住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设与现实不一致的缺点开始对它进行全面的批判。他用X效率理论揭示了人在生产领域中同在消费领域中一样，其行为也不是最大化的。

所谓“X效率理论”，是考虑生产组织内部因错过了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机会而造成的某种类型的低效率。这个X代表造成非配置（低）效率的一切因素，X低效率表现为企业的生产活动没有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进行。

究其原因，主要是“完全地或部分地缺乏尽全力有效利用各种经济机会的动力”。由于动力（也可能是压力）不足，非凡是由于直接从事生产组织工作的治理阶层和工人（即“内部人”）能够对自身的努力程度进行相机抉择，治理者和工人的行为在大部分时间里就成为最大化的了，此时，最大化成了一个特例。

经过以上综合和修正后的主流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是在市场制度中具有多元效用函数的个人，能在给定的硬约束下通过成本—效益分析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同时其行为还不同程度地受到意识形态软约束的影响，从而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果。人不再仅仅是以纯粹的物质利益为目标，而是明确地包括非经济利益和精神满足。

个人融合了利己和利他主义，不再是用“成本—效益”核算做出决策，而是在若干取舍之间做出选择，各种选择结果都将对个人福利产生不同的影响，选择的标准即是那些能为自己带来“较多好处”的行为。

显然，以上对“理性人假设”的批判，并没有脱离“理性人假设”原有的框架。本文认为，基本逻辑前提是不可以脱离的。也就是说，人的理性具有绝对的一面。这是神学存在的前提，也是个体存在的前提。但是，人的理性又必然是有限的，这是有限生命框架内确定的大前提。

生命时间的稀缺性，确定了人的行动空间、决策空间、决策能力和个体情绪都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衍生的。特别在大数据时代，人们对社会智能的相对依赖，加剧了人的双重理性行为特点：有限与绝对都被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