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经济人还是现实的人

从“物”出发还是从“人”出发？从“理性经济人”出发还是从“现实的人”出发，是重新理解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关键。

传统的哲学教科书从物质出发，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成两部分，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两部分中，辩证唯物主义是基础，而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应用，因而它是从自然出发，从物质出发建构整个思想体系。由于它将历史原则归结为自然原则，将历史规律归结为自然规律，忽视了人和人类历史的特殊性，因而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激烈批评，尤其是南斯拉夫实践派的批判，我国学术界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争论，一部分学者赞成，而相当一部分学者不赞成这种构架，要求建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哲学体系。

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是从生产出发的，它认为地理环境不重要，人口也不重要，只有生产和生产方式构成人类社会的基础。这一构架虽然直接和明快地指出了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基础，但是却忽视了对人和人的生活世界的研究，忽视了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的基础研究，忽视对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研究，忽视了对精神生产、人类自身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以及人与自然关系再生产的研究，忽视了对历史过程能动性研究，因而同样受到了学界的批评。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关于马克思历史观出发点的讨论中，许多学者不同意从人出发，而主张从生产出发，因为生产决定生产关系，从而决定整个社会。有的学者主张从劳动出发，因为人是劳动创造的，没有劳动就没有人。也有的学者主张从社会关系出发，因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没有社会关系，就没有人。这些观点虽然具有部分真理，但总体上却是非辩证的。

在经济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则是斯密的“理性经济人”思想。理性经济人构成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前提，这种观点认为一切人本质上都是自利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人的最基本行为规律，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会无意识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这种思想的极端，则是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他认为自利，不仅是经济行为的基本原则，也是政治行为的基本原则。因此，在政治上应通行理性经济人原则。国家只不过是政治活动者进行交易的场所，因而国家、官员都不是大公无私的。也就是说，一切人、一切行为本质上都是自利的，他们的差别实际上是同一“游戏规则”下的输赢问题。不难发现，理性经济人的假说已经泛化为一切人的行为假说，一定时期、一定领域的“游戏规则”已经泛化为全部领域的“游戏规则”，这正是西方全面异化、全面货币化、资本化的根源。

因此，出发点的争论本质上是思想体系的争论。从物出发是希望用物的原则解释一切，从人出发是希望用人的原则解释一切，从劳动、生产出发是希望用劳动、生产解释一切，从理性经济人出发是希望用经济原则解释一切，因而出发点是蕴含着未来一切分歧的最核心范畴，出发点的分歧反映了整个思想体系的分歧。

出发点也就是整个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即从什么出发展开他的思想体系。由于逻辑起点在某种意义上将决定整个思想体系的展开，因而任何思想大师都非常重视逻辑起点的确立。作为表述起点，它与研究起点不同，研究的过程往往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人们从丰富的具体出发，经过分析、比较和抽象，得到对事物最本质的认识，形成一系列抽象的概念范畴，而表述过程则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它是从最根本的概念、范畴出发，通过综合，上升为思维具体，因而逻辑起点就是表述起点，是最根本、最核心的概念、范畴。由于逻辑起点在某种意义上将决定整个思想体系的展开，因而以什么为开端就成为任何思想大师认真思考的问题。黑格尔《逻辑学》第一篇第一部分的题目就是“必须用什么作科学的开端”，并认为“要找出哲学中的开端，是一桩困难的事”^[2]。

在黑格尔看来，哲学的开端首先是自己保持自己的基础，是长留在以后发展中的东西，因而构成整个思想体系得以建立的基础。“哲学的开端，在一切后继的发展中，都是当前现在的，自己保持的基础，是完全长留在以后规定的内部的东西”，“所以开端的东西仍然是一切后继者的基础，并不因后继者而消失”^[3]。同时它也是根据，即未来一切发展的根据。“最初的东西又同样是根据”，“前进就是回溯到根据，回溯到原始的和真正的东西，并用作开端的东西，就是依靠这种根据，并且实际上将是由根据产生的”。因此，“最后的东西，即根据，也是最初的东西所从而发生的那个东西”。在他看来，历史本质上是精神的展开过程，“‘精神’在最初迹象中已经含有‘历史’的全体”^[4]，“如像一粒萌芽中已经含有树木的全部性质和果实的滋味色相”，“世界历史是‘精神’在各种最高形态里的、神圣的、绝对的过程的表现”^[5]。因此，黑格尔哲学是从精神出发的。

作为历史哲学的思想大师，马克思也非常重视对起点、前提和根据的考察。与费尔巴哈一样，马克思不赞成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原则，针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路，马克思赞成恩格斯的提法：“真正的道路恰恰相反。我们必须从‘我’出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从那里上升到‘人’”，把“有血有肉的个人作为我们的‘人’的真正基础，真正的出发点”，“‘人’如果在经验中没有自己的基础，便总是一个幽灵的形态。总之，要我们的思想，特别是要我们的‘人’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时，我们必须从经验论和唯物论出发”^[6]。但是他也不同意费尔巴哈对人的直观解释，“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7]。因而如何唯物、能动地说明人类历史的基础、前提、出发点，就成为马克思思考的焦点。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开创性的著作中，以浓重的笔墨写下了自己对起点、前提的看法，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8]，“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9]，“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10]，并认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11]，而是人自己创造历史的过程。

这里最本质的观点是：“一旦人已经存在，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12]历史是以人的活动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现实的人构成理解人类历史的关键。因此，站在旧唯物主义立场解释人类历史是不行的，人的思想和行为并不单是由外界的物决定的，相反他自身的存在，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成为理解他思想和行为的最重要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