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前期的重本抑末政策

西汉前期仍然采取了重本抑末政策。由于长期战乱，致使汉初经济凋敝，富商大贾乘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致使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据史载：“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驰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史记·平准书》）为了尽快恢复经济，宽舒民力，平抑物价，汉高祖刘邦继续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从经济上讲，汉初重农抑商侧重于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政府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增加对商人的课征，因而抑商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抑制工商业的发展，而在于从商人那里获取更多的经济收入，以弥补国家财政收入的不足，并缓解农商矛盾。正因为此，汉初工商业非但没有萎缩，反而在全国统一、市场扩大的有利条件下，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史记·货殖列传》）工商业发展使商人成为最大的受惠者。所以晁错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汉书·食货志》）汉初贾谊和晁错主张重农抑商最力。贾谊向汉文帝进言：“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同上）晁错亦说：“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同上）对于重农的建议，汉文帝多采纳之。对于抑商，贾谊和晁错也只是分析了农商矛盾，并没有提出具体而针对性强的政策措施。汉文帝对商人的态度则更是宽容，连铸钱、冶铁、煮盐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也允许民间自由经营。显然，不是抑商，而是惠商了。总之，汉初虽然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但是其重点是政治上贱商而非经济上抑商，因而，民间工商业发展的环境还是相当宽松。商人的社会地位尽管不高，而经济收入却颇为丰厚。汉初的无为政治与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使重农抑商实际上成为重农通商，它起到了调节农商关系，平衡财政收支，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而这又与汉初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大政方针相一致。西汉大规模推行重本抑末政策是在汉武帝继位以后。其主要原因不是农商关系紧张，而是由对外战争尤其是北击匈奴所引发的财政危机。

由于国家财政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富商大贾不愿出资，国家一时又无其他重要财源可资开发利用，汉武帝便将矛头直指商人，以解决财政危机，支持北伐匈奴的战争。

从上述分析可见，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与西汉武帝时所实行的重本抑末政策，原因虽有所不同，方式与程度也有差异，但其实质并不是完全排斥工商业，而是以官营工商业来取代民间工商业，所谓重本抑末看似强调农商对立，实际上是要求协调农商关系。因而，在现实中重本抑末的主要矛盾已由农商对立逐步转化为官营工商业与民间工商业的冲突。如果说，在商鞍的重本抑末政策中，以官营工商业取代民间工商业只是从“壹山泽”中初见端倪。那么，在汉武帝的重本抑末政策中，以官营工商业取代民间工商业则是一目了然，两者的承传关系也是一清二楚的。由官营工商业占主导的中国封建社会工商经济的格局也从此形成。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汉武帝虽不能归之于法家，但他王霸杂用以治国，其重本抑末政策体现的正是法家的霸道政治，因而，把两者相提并论，亦无不妥。事实上，从战国时期秦国商鞍变法以来，建立封建大一统政治一直是封建政治家，特别是法家学派所追求的目标。政治上的专制必然要求经济上的统制。民间工商业与市场相联系，任其发展必然冲击封建经济基础与统治秩序。战国时期废除工商食官制度，西汉初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都导致民间工商业的发展而引发与封建政府的矛盾。桑弘羊对此深有认识：“今放民于权利，罢盐铁以资暴强，遂其贪心，众邪群聚，私门成党，则强御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奸形成也。”（《盐铁论·禁耕》）认为若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富商大贾不但在经济上与国家争利，而且会成为与政府相抗衡的政治势力。相反，官营工商业受封建政府的直接控制，便于协调农商关系与组织财政收入，体现了经济上的统制要求。因而，以官营工商业取代民间工商业是封建政府的必然选择。而且，工商业对于社会经济发展与增加财政收入来说，不可或缺，封建政府不可能完全排斥工商业，只会以官营工商业的形式一方面阻止富商大贾侵蚀封建国家的经济利益，组织与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控制民间工商业发展对农业所产生的分解作用，协调农商关系。这可以说是法家以及历代封建政府实行重本抑末的思想内涵、政策取向与社会影响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