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本业抑末利的治国论

第四节　举本业抑末利的治国论

桓谭作为儒家学者，其为学宗旨是“术辨古今，亦欲兴治也”^[40]，因此，他在反对神学迷信为害国家的同时，对于如何治理好国家的政治思想，亦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主张和具体措施。

桓谭认为，国家的治乱、兴废，在于政事。而政事之要在于君臣合作，文武并用，政合世务，因时适宜。所以桓谭在宋弘推荐他，刘秀任命他为议郎给事中后，便“上疏陈时政所宜”，内中说:

臣闻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辅佐。辅佐贤明，则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务;辅佐不明，则论失时宜，而举多过事。夫有国之君，俱欲兴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谓贤者异也。昔楚庄王问孙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叔敖曰:“国之有是，众所恶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独在君，亦在臣乎?”对曰:“君骄士，曰士非我无从富贵;士骄君，曰君非士无从安存。人君或至失国而不悟，士或至饥寒而不进。君臣不合，则国是无从定矣。”庄王曰:“善。愿相国与诸大夫共定国是也。”盖善政者，视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告更兴，文武迭用，然后政调于时，而躁人可定。^[41]

这是说，有国之君，其治国之要，在于治理政道、政事;而政道、政事之要，在理合世务，论适时宜，明君用贤臣辅佐，君臣相合，国是可定。同时要视俗施教，察失立防，成德并兴，文武迭用。如此者，国家治，人心定，这便是善政者。

桓谭所说的“善政”，当然是儒家的以仁义道德为本，以修己而治国、平天下，为民兴利而除害的“王道之治”了。他说:

夫上古称三皇、五帝，而次有三王、五霸，此皆天下君之冠首也。故言三皇以道治，而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义，五霸用权智。其说之曰:无制令刑罚，谓之皇;有制令而无刑罚，谓之帝;赏善诛恶，诸侯朝事，谓之王;兴兵众，约盟誓，以信义矫世，谓之霸。王者，往也，言其惠泽优游，天下归往也。五帝以上久远，经传无事，唯王霸二盛之美，以定古今之理焉。夫王道之治，先除民害，而足其衣食，然后教以礼义，而威以刑诛，使知好恶去就，是故大化四凑，天下安乐，此王者之术。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此霸者之术。^[42]

桓谭把古代治道分为皇、帝、王、霸四个等级。皇以“道”治天下，无制令刑罚;帝用德化，有制令而无刑罚;王为赏善诛恶，诸侯朝事;霸为兴兵动众，结约盟誓，以信义矫世。由于三皇、五帝的治道，历史久远，经传不载，无从详考。只有“王霸二盛之美，以定古今之理焉”。“王道之治”:先除民害，安定天下;发展生产，丰衣足食;教以礼义，威以刑罚。如此使民知好恶去就，天下安乐。“霸道之术”:以权力智谋统一天下，政出一门，赏信罚必，明法申令，修治百官，威令天下。王道尚仁义，重德治;霸道讲信义，重权力。就典籍所载，王霸二术，是古今最好的统治之术。虽说“王道纯粹，霸道驳杂”^[43]，但都是后世所遵循的统治方法。正如汉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44]历史发展到了汉代，当然只能采用“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法、策略。桓谭的“王霸二盛之美”的政治论，与汉宣帝的“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术，是一脉相承的，这是历史发展之必然。

桓谭深知，治国之道，关键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只有如此，才可以使人民丰衣足食，天下安乐。在古代以农业为本的农耕时代，发展经济，当然是指农业生产了。为此，桓谭提出了自己的“理国之道”。他说:

夫理国之道，举本业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业，锢商贾不得宦为吏，此所以抑并兼长廉耻也。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货，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是以众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诸商贾自相纠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藏畀告者。如此，则专役一己，不敢以货与人，事寡力弱，必归动田亩。田亩修，则谷入多而地力尽矣。^[45]

桓谭的治理之道，还在于依法治国，执法公平，惩恶禁奸，刑开一门，同罪同论，一断于法。他针对当时执法不公，奸吏枉法等弊端上疏曰:

又见法令决事，轻重不齐，或一事殊法，同罪异论，奸吏得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出生义，所欲陷则与死比，是为刑开二门也，今可令通义理明习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国，蠲除故条。如此，天下知方，而狱无怨滥矣。^[46]

桓谭认为，法律之所以能起作用，就在于其公平、公正、合理，“刑罚不能加无罪”，只有这样，法律才能保护好人，禁止奸恶，“邪枉不能胜正人”。国家“设法禁”，虽然“非能尽塞天下之奸”，但是“皆合众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国利事多者，则可矣”，所以“悬赏设罚，以别善恶，恶人诛伤，则善人蒙福矣”。^[47]据此，桓谭重视法治，讲究明法申令，使恶人受惩，善人蒙福。他也反对严刑酷法，而严斥当时“有司之行深刻”，“皆务酷虐过度”^[48]，并对历史上实行严刑峻法者，给予谴责。这些思想都不乏合理之处。

桓谭作为两汉之际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禁锢之后，能“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训诂大义，不为章句”，针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实际，阐发自己的理论观点和政治思想。他的形神观、无神论、政治论，都是有的放矢，有感而发，并对王充、范缜的形神观、无神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理论贡献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他的不媚俗的科学精神是值得后人赞扬的。

明代唯物主义哲学家吴廷翰(约公元1490—1559年)，对汉以来流行的谶纬迷信、《河图》、《洛书》等宗教神学，作了历史的探索、考察后，在揭示其发生、发展、流行、危害的同时，对桓谭等人对谶纬迷信批判的历史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吴廷翰说:

《纬书》起于汉、哀之际，王莽以此济其篡，公孙述效之。光武亦以赤符即位，乃笃好崇信，于是庸臣陋士，从风而靡。贾逵以此论左氏学，曹褒以此定汉礼乐，郑玄、何休以解经。二百年间，惟桓谭、张衡二子力非之，而不能回。至宋大明中，始有禁。

《纬书》惑人，出于汉儒。乃今《六经》大义炳然，无复得以奸蠹于其间，其功有四:桓谭、张衡当时盖力非之，虽不能回，而赖其言以传，其功一也;王肃推引古学，王弼、杜预从而明之，而其说浸微，其功二也;隋末焚烧，掠取颇严，人不敢习，其功三也;然必至于鹤山《九经要义》之作，然后遗奸隐蠹，搜剔无余，而经义纯情一，其功四也。^[49]

吴廷翰此论，实为智者之论。他肯定桓谭之论，尤为精当。

【注释】

[1]《后汉书·桓谭传》。

[2]《后汉书·桓谭传》。

[3]《太平御览》卷六〇二引《新论》。

[4]《论衡·定贤》。

[5]《论衡·案书》。

[6]《论衡·案书》。

[7]《论衡·超奇》。

[8]《论衡·对作》。

[9]《管子·内业》。

[10]《管子·心术下》。

[11]《庄子·知北游》。

[12]《庄子·大宗师》。

[13]《庄子·天地》。

[14]《庄子·养生主》。

[15]《墨子·经上》。

[16]《荀子·大略》。

[17]《荀子·解蔽》。

[18]《淮南鸿烈·精神训》。

[19]《淮南鸿烈·精神训》。

[20]《淮南鸿烈·原道训》。

[21]《淮南鸿烈·原道训》。

[22]《史记·太史公自序》。

[23]《新论·形神》，又《弘明集》卷五。

[24]《新论·形神》，又《弘明集》卷五。

[25]《新论·形神》，又《弘明集》卷五。

[26]《新论·形神》，又《弘明集》卷五。

[27]《新论·形神》，又《弘明集》卷五。

[28]《新论·形神》，又《弘明集》卷五。

[29]《新论·形神》，又《弘明集》卷五。

[30]《弘明集》卷五《神不灭论》。

[31]《弘明集》卷五《沙门不敬王者论》。

[32]《史记·秦始皇本纪》。

[33]《后汉书·光武帝纪》。

[34]《后汉书·方术传》。

[35]《后汉书·光武帝纪》。

[36]《后汉书·桓谭传》。

[37]《后汉书·桓谭传》。

[38]《后汉书·桓谭传》。

[39]《新论·谴非》。

[40]《新论·本造》。

[41]《后汉书·桓谭传》。

[42]《新论·王霸》。

[43]《新论·王霸》。

[44]《汉书·元帝纪》。

[45]《后汉书·桓谭传》。

[46]《后汉书·桓谭传》。

[47]《后汉书·桓谭传》。

[48]《新论·谴非》。

[49]《椟记》卷上《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