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铁论》关于治国方略之争

第十章　《盐铁论》关于治国方略之争

汉武帝统治时期，尤其是后期各种社会矛盾、危机，已愈见突出、严重。对此，司马迁早就作了揭露、批评。由于武帝好大喜功，追求享乐，四处用兵，削减郡国，重用酷吏，更加剧了各种危机、矛盾。

到了汉昭帝时代，各种社会矛盾、危机，更加突出、严重。为了寻求解决社会矛盾、危机的方法，找出治国、安民的方略，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间所疾苦”，^[1]于是便在这年二月召开了“盐铁会议”。

这次会议是谏大夫杜延年鉴于当时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向执政大将军霍光提出经霍光同意而召开的。据《汉书·杜延年传》记载:

(延年)见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数为大将军光言:“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宣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光纳其言，举贤良，议罢酒榷盐铁，皆自延年发之。

会议的参加者: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御史，丞相史的执政当局为一方;以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万生、汝南朱子伯、中山刘子雍、九江祝生等六十余人为代表的民间人士为一方。还有丞相车千秋也参加了会议。车千秋深知论争所涉及问题的严重性，故不表态，不得罪任何一方，而袖手旁观，一言不发，“当轴处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2]而参加会议的双方，就如何对待汉武帝以来所推行的盐铁、均输、酒榷等政策，即是罢掉，还是推行，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桑弘羊等认为，应当继续推行;文学、贤良认为，必须罢掉。彼此各陈己见，互不相让，并由此而引起了“本”与“末”、“礼”与“法”、“古”与“今”、“和”与“战”等一系列治国方略、抗击匈奴策略的论争。

会议参加者汝南朱子伯将会议讨论的情况向同乡桓宽作了陈述，桓宽根据会议记录，整理出《盐铁论》一书。《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一《儒家类一》云:

《盐铁论》十二卷，汉桓宽撰。宽，字次公，汝南人。宣帝时举为郞，官至庐江太守丞。昭帝始元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皆请罢盐铁榷酤，与御史大夫桑宏羊等建议相诘难。宽集其所论为书凡六十篇，篇各标目。实则反复问答，诸篇皆首尾相属。后罢榷酤，而盐铁则如旧。故宽作是书，惟以盐铁为名，盖惜其议不尽行也。

对盐铁会议的争论，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的评论。有的认为“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代表的御史，丞相史为一方”，“基本上代表了大地主、大工商、大官僚的愿望和利益”，“以文学、贤良为另一方”，“代表了一般地主、商贾的愿望和利益，并在客观上反映了自耕农民的一些要求”。有的认为是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法家与以文学、贤良为代表的儒家而进行的儒法斗争;有的认为这一场争论是地主阶级内部朝廷与地方的矛盾。这些看法，均各有所据、各有所主。其实，他们争论的问题，内容是广泛的，领域是多种的，思想是交叉的，故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谁是代表大地主、大商人、大官僚，谁是代表一般地主、商贾乃至自耕农的愿望和利益;亦不能简单地说是儒法斗争，哪一方是纯粹的法家，哪一方是纯粹的儒家;亦不能说御史大夫、丞相、御史代表朝廷，三辅太常推举的贤良、郡国推举的文学代表地方。我认为，争论双方是就盐铁、酒榷、均输为发端、为中心，而就政治、经济、军事等一系列治国方略、社会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辩论、诘难。正如《汉书·车千秋传》所云:“始元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士，问以民所疾苦，于是盐铁之议起焉。”对此，颜师古注曰:“议罢盐铁之官，令百姓皆得煮盐铸铁，因总论政治得失也。”就是说，这场争论是由“盐铁”而引起，引申到“总论政治得失”的争论的。争论的宗向、依归，是检讨、总结汉武帝以来所推行的“盐铁”政策，是得，应当继续推行，还是失，应当立即罢掉，由于争论的双方“意指殊路，各有所出”^[4]，主张、宗旨不同，所以道路不同，而各有所本、所由、所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盐铁论》所记录、所反映、所形成的不是一家之言，而是两家之言。我们对这两家之言，只能进行客观的、公允的分析评论。盐铁会议上双方的争论，就是关于治国方略的争论。争论的内容、焦点，我们将在本章的各节中，依次作下述的分析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