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中期—东汉前期

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西汉到中期时国力渐强。汉武帝时期，开始了对匈奴的一系列军事活动。对北方边疆拓展，同时在新获得的地区移民屯垦，巩固边防。是时汉朝对北方地区的控制达到最强时期，北方地区的发展也进入鼎盛。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募民徙朔方十万口”^[107]。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帅汉军击败匈奴，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内附，汉朝又“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108]。又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朝随后“徙关东贫民于关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109]。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统领汉军出兵大败匈奴，“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甘肃永登县），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110]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又于“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111]。

武帝时期对新开辟地区采取设置郡县、移民屯垦、军事屯田等一列的措施，北方边地的经济得到极大的发展。宣帝即位时期，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汉朝自此“罢关徼之儆，息兵民之劳……朔方无复兵马之踪六十余年矣”。这六十余年的安定局面，促进了北方地区人口的繁荣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王莽时期由于实行错误的民族政策，北方地区曾一度为匈奴重新占领^[112]，至东汉光武帝建武五年（公元29年），匈奴扶植卢芳建立割据政权，入居五原郡，都九原，“掠有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并置守令，与胡通兵，侵苦北边”^[113]。此时北方边郡多有省并，边境局势动荡。

建武十年（公元34年），“省定襄，徙其民于西河”^[114]。

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省朔方牧，并并州”^[115]。

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二月，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116]。

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东”^[117]。

建武二十一年冬（公元45年），匈奴“复寇上谷、中山，杀略钞掠甚众，北边无复宁岁”^[118]。

北方边疆的动荡局面直到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南匈奴归附才有所好转。《后汉书·南匈奴传》记载“汉助南单于建庭于五原郡西部塞八十里处，迁居云中，又入居西河郡美稷县”^[119]。南匈奴附汉后，汉朝派人恢复了当地的建制，保护南单于。“冬屯夏罢……及悉复缘边八郡”^[120]。“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121]。在此过程中，可能存在原有郡县没有恢复而被并入相邻郡县的情况^[122]。

以上的文献记载说明汉朝北部边疆在西汉中期到东汉初期经历了一个由拓展到收缩再到恢复的过程。

由于汉朝的开发和移民，人口开始大量涌入，北方地区西汉中晚期以后墓葬数量迅速增加，分布范围扩大。与西汉早期墓葬主要位于秦昭王长城之内相比，西汉中晚期的墓葬分布主要是向秦昭王长城以外的西北边疆推进。本书第二阶段划定的Ⅱ区、Ⅲ区和Ⅳ区，均位于秦昭王长城西北。其中的Ⅱ区和Ⅲ区大致范围位于上述文献中屡有提及的“五原”和“朔方”两郡。这两个郡县是汉武帝元朔二年，收取河南地后新置的，是这一时期汉朝疆域拓展的见证。同时，由于移民来源地的不同，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将原有葬俗带往边疆，从而使北方边疆地区的汉墓出现多种文化交织的局面^[123]，形成了不同的区域特色。

当时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在墓葬中也多有反映。以第二阶段Ⅲ区的磴口地区为例，这里的墓葬出有形制各异的陶仓，房形陶仓上还模印有门卫持戟把守，鸮壶内装有大量的谷黍，墓葬用材考究统一，夫妻合葬的比例很高等等，都体现了北部边疆地区富足安定的社会局面。

匈奴在西汉时期和东汉早期分别内附，为北方地区的稳定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是经历了东汉初年边境动荡，部分地区的建制，尤其是西汉时期的朔方郡，在“缘边八郡”居民重归故土时也没有恢复。东汉前期墓葬发现数量较少，排除考古发现的偶然性，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当时边境内缩、郡县内迁的客观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