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现象类经典例题

1.连续两年来，公务员报考总人数及竞争激烈程度都有所下降，有人认为“公务员热”正在降温，你怎么看？

随着今年地方公务员考试陆续举行，人们发现，现在的公务员热似乎没有往年那么火爆了，有的地方甚至还有公务员遇冷的现象。这种整体上的公务员热降温，直接体现在不少地方公务员报考人数减少。

虽然多地公务员招报人数下降，但今年大学毕业生人数创出新高。数据显示，今年高校毕业生将达七百多万人。在就业压力如此之大的现实面前，公务员这一“金饭碗”为何呈现遇冷趋势？

首先，政府简政放权转变职能——招录人数少了，多地公务员考试报考人数减少，这与政府职能转变、精简机构有直接联系。新一届政府已明确表示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

其次，“八项规定”等政策出台——隐性福利减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与社会建设研究室主任钟君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指出，八项规定后，公务员灰色收入和隐性福利减少，“公务员不好当”引发热议，这可能影响到人们的报考热情。一是随着行政体制改革推进，公务员身上附着的特权光环将逐渐被剥离；二是随着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力度加大，公务员灰色收入和隐性福利减少，而公务员规范的工资收入偏低，可能会影响一部分人的选择；三是国家降低年轻人创业门槛——有了更多择业可能，随着创业门槛的降低，也可能会促使更多人放弃当公务员。

从以上原因可以看出，公务员报考热的降温是因为外界环境的改变，导致这个岗位的很多隐性福利或灰色地带压缩。而公务员这个岗位依旧在大家眼中存在特权，它的退烧，还并不是自然状态下的正常表现，那么如何能真正给这股热浪来一次治本的退烧？

首先，深化公务员体制改革。国以才立，政以才治。要合理分配和利用高素质人才，有必要对当前公务员考试降降温，树立一个恰当、正确、科学的导向。首先要深化公务员制度。进一步完善竞争和淘汰机制，打破终身制，打破“铁饭碗”，让公务员“能进就能出”，让那些缺乏实际能力、拼搏创造精神的人不再抱有幻想。“公务员聘任制”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其次，引导多元的就业观。要引导就业者的就业观。要打破“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官本位思想，树立“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行业观念。引导就业者不是找最好的，而是要从自己的性格、能力、特长、兴趣出发找适合自己的工作。拓宽就业视野，调整好就业方向，不断地寻找自己，发掘自己的潜能。

第三，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如果各行各业特别是高技术岗位都能保障就业者的福利待遇，让公务员的良好福利在其他行业也能享受到，甚至比公务员还更好，那么公务员报考火热的现象也将逐渐淡去。

如果要让公务员热真正降温或呈现正常的市场反馈，关键还是要创造更多公平发展的就业创业机会，继续提高并调整社会保障水平，令公务员以及其他行业同样有所保障。说句实在话，如果公务员与其他职业的保障水平差不多，人们都从自身特长和喜好选择工作，那才是良性的社会发展。

2.你有过求人的经历吗？请结合实际谈谈你对“中国式求人”的看法？

“中国式求人”是指在中国文化大背景下，人们的行为更倾向于借助人际关系来谋求便利，并将人际关系作为自身生活、事业发展的“潜规则”来进行规划的一种文化现象。当然，我也有过求人的经历，记得有一次，我去某个政府机关办事，当时具体负责这个业务的同志出差去了外地，要一个星期之后才回来，而办公室其他同志不熟悉这项业务，所以无法给我办理。而我当时办的事情较急，所以我找了机关里的一位科室领导给出差的同事打了电话，之后出差的同事委托办公室其他同志给我办好了，真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当时心里暗自庆幸，幸亏认识人啊，否则就误事了。

“中国式求人”的历史我们无从追寻，但可谓源远流长。从个体来看，求人贯穿了我们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从整体来看，华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求人的历史。

没有谁真正愿意办什么事都要求人。但存在于不求人就办不成事的困境中，也不得不求人。“中国式求人”是屈服于“熟人社会”的一种无奈，大家都想从“中国式求人”中逃出来，却发现很难真正逃脱。观察我们的周围，办事求人确实成了国人的一种“习惯”：到医院看病，先找找有没有熟悉的医生；孩子上学，先找找学校里有没有熟人……熟人好办事，熟人能办事，这似乎成了生活的经验。一些民企老板喜欢到党校参加培训，其目的往往也是为了多认识几个官员。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优质资源稀缺，并且分散。作为人情大国，盘根错节的亲戚朋友关系使得这些不在一个人手里的资源有了集中的可能，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集中可以办成很多大事，但也造成了人们动辄“找关系”“求资源”的心理。

二是制度不健全，有可利用和发挥的空间。客观地说，制度本身不可能完美无瑕，会存有漏洞和弹性，加上制度需要执行人执行，这都为权力寻租留下了空间，也正是“走后门”现象屡禁不止的根本所在。

三是改革不到位，资源配置不合理。原本应该依靠市场、法律和公共道德等来实现优化配置的资源，但在很多地方仍然依靠权力和关系，这使得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要走上求人的道路。

或许，有人会觉得“中国式求人”是达成自身目的的一条捷径。殊不知，一旦求人成了常态，就会使人际关系变得复杂，变得不堪重负，变得变了味道，从而形成了若干潜规则，形成了权钱交易，形成了人身依附，形成了特权，形成了不公平。而在绝大部分资源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的我国，求人的最后损失的其实还是绝大部分普通大众的利益。也就是说每一个冀望于求人来解决问题的人，或许短期内会获利，但是长期下去就会发现不仅得不偿失，而且会被“关系”和“人情”折腾得苦不堪言。当然，面对“中国式求人”，逃并不是办法，何况也不是每个国人都具备逃的资本。所以，与其逃避，不如面对。

要根治“中国式求人”问题，同样需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大反腐力度，“苍蝇”“老虎”一起打，将权力关进笼子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设计严格办事程序，使寻租者无市场。二是建立公共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的分配、使用和管理的公开透明机制，使每个人都能最大限度地分享资源，从正常程序与渠道中获益。三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文化价值体系，使道德伦理、法制合二为一，形成每个人都能自觉或不自觉遵守的社会公德，从而建立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秩序。

当然，作为“求人”的一方，也未尝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现实中的一些“求人”，本身就是希望“不走寻常路”，希望通过熟人关系来占得先机、法外得利。“求人者求人，被求者也求人”，这复杂图景的背后，并不全然是法律制度的不足，而是很多人默认并纵容了“潜规则”。因而，在政府职能转变之外，公民也要自我抵制“求人”思维、拥抱法治。

人人遵法，这不仅于官员适用，于公民亦然。面对着可能的刁难，公民除了“求”之外，以法捍卫权利，不失为更好的选择。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绝不是“求”来的，而是所有成员共争共创的。只有政府和社会各安其位，权力得约束，权利有尊严，才有可能告别“中国式求人”。

3.某地小学生在写“自己的理想”作文时，表示自己的理想是想当“土豪”，做“大官”，请谈谈你的看法？

正面影响：做真实的自己才是社会的进步。

社会在发展，“理想”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如今的孩子可以毫不顾忌别人的想法，大胆地写下自己的理想是“吃货”“土豪”，不会有人再拿异样的眼光看待他们，甚至还会因为独特另类而获得不少网友的赞誉。孩子们的理想从“高大上”到“接地气”，才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才显得真实，来得直接，在未来也更加容易从理想变为现实，而不是成了“永远的理想”。福建福州一高中男生因为吃遍世界上的泡面而被外国名校优先录取，所以当“吃货”也可以当出一种境界，当成一种事业。

孩子缺的不是“理想”，而是独立的思考和判断，是自我意识。台湾一名大学校长的儿子，在读完哈佛博士之后，跟他的父亲说，“我做到了你的所有要求，我不再欠你什么，现在我要当一名最好的厨师”。他的父亲没有失望，反而为他感到骄傲。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的许多孩子缺的不是“理想”，而是独立的思考和判断，是自我意识，以至他们的很多想法都是大人的想法、社会的想法，甚至他们都不知道“理想”究竟为何物。

反面影响：成人世界扭曲的金钱价值观对孩子的影响。

许多大人都在单纯的崇拜金钱文化，而且，已经成为日常社会生活的主流，大人在家里说的是如何挣钱，大人在街道上谈论的是谁谁如何有钱，甚至于，我们的影视作品的诸多故事也是金钱在涌动，甚至于网络也是如此，土豪就是网络拜金文化的一个产物，大人崇尚金钱文化，小学生的理想必然是争做富豪。

对策：

第一，要对孩子进行正确引导。

一方面引导我们的小学生认识做“土豪”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实现一种人生价值，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当土豪”，但一定要告诉他们，“土豪”的钱必须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劳动与智慧合法取得的，不是靠违法违德、坑蒙拐骗得来的。

另一方面，当大官要做一个“又大又好”的官，可以为百姓做出更多的贡献，提供更好的服务。我们需要告诉孩子的，就是可以“当大官”，但是必须当一个“又大又好”的官，而且这个官是通过正当的渠道、正当的手段当上的，不是买来的、换来的、拼爹拼来的。

第二，要引导大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需要我们对大人金钱文化的崇尚进行纠正，崇尚金钱没错，但是应该打造一种崇尚财富、造福社会的财富文化，进而熏陶学生。只要对社会有益，只要符合自己的兴趣和性格，当一名好厨师并不比当一名科学家低级。

4.近期，全国曝出多起储户存款失踪事件，引发各界高度关注。公认十分安全的一笔笔银行存款，怎么会丢失呢？能找回来吗？该由谁来负责？谈谈你的看法？

一直以来，在公众心中，银行是资金安全的代名词，可是国内多地频发存款失踪事件，或者被“存款大盗”和银行“内鬼”冒领，或者被忽悠存款变保单，这给不少人敲响了警钟。然而事件发生后，银行多数将责任推开，还要求消费者自己取证，否则“概不负责”。如此的高姿态，小小储户往往几年官司仍拿不回自己的血汗钱。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呢？

其实，仔细分析一下这些案件，不难发现存款失踪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作案者通过计算机网络手段转走存款，另外一种则是事先买通银行“内鬼”收集储户存款信息，施行盗窃行为。而究其原因则是因为银行网络安全性不足、对银行安全系统不重视和对商业银行及其主管部门对冒领、丢失处理没有明确规定，对商业银行应承担的责任没有明文规定。

存款不见，银行责任难脱，特别是有银行内部员工涉入案件的。部分银行内部员工利用职务之便，诱骗储户多次输入密码，窃取客户信息，伪造客户身份盗取存款。对于这种行为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处罚当事人和相关责任人，深查严纠管理漏洞，为全行业重敲警钟，确保客户合法权益和银行业合规经营。通过伪卡盗刷、破解网银密码等技术手段盗取储户资金，或是借道第三方支付机构盗取储户资金等方式。从中暴露出银行审核签名印章等操作环节不严谨、信息系统和技术防范手段有待提高的问题，使得犯罪分子有机可乘。防范此类风险也需要客户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信息安全，防止关键信息泄露。

相对于普通储户而言，银行更有条件防范犯罪分子利用银行实施的犯罪，首先，银行有责任制定完善的业务规范，并严格遵守规范。其次，加强监管，打击各类金融犯罪，相关部门要开展对银行存款业务全面风险排查工作，彻查风险苗头，严防管理漏洞。再次，加强宣传提高公众金融安全意识，多一份心眼，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将资金存入合法的储蓄存款账户。最后，进一步规范储蓄管理程序，加大对存款业务的管理力度，梳理完善柜面、现金等业务的风险控制，对可疑交易加大监测，严格落实大额账户定期对账制度，修改系统对重点客户、大额资金异动实施监测，严防存款业务操作风险隐患。

只有织起疏而不漏的网，才能保证百姓存款安全。我国经济在不断发展，金融行业更是日新月异，因此必须从尊重保障储户权益出发，完善储蓄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各级银行部门所承担责任；及时升级安全措施，加强监督和管理。相信只要真正重视起来，无论是制度层面还是技术层面，一定能有效地保证储户的合法权益。

5.当前，在我国民众中，明显存在着一种“仇官”“仇富”的现象，你怎么看？

今年来，在社会多有“为官不为民”“财大气粗，为富不仁”的议论，一个很小的事件，只要涉及“官员”“商人”“富二代”“官二代”等字眼必会掀起轩然大波，但凡处理不当，就会引发大规模的网络讨论和群体冲突。

之所以社会充斥着“仇官”“仇富”的现象，原因有很多方面：

一是少数公职人员不廉洁行为引发“破窗效应”。应该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绝大多数公职人员是好的，否则就谈不上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是，近年来公务员队伍中出现了一些败类，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对党的事业不负责任，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

二是庸俗的官场风气引发公众信任危机。随着公共管理理念深入人心，老百姓不仅对贪腐官员仇视，对于庸官俗官同样恨之入骨，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不正之风和庸俗作风深恶痛绝，如形式主义、面子工程、唱高调、弄虚作假、阳奉阴违、玩文字游戏、耍花架子，等等。对庸俗官场风气的不满，其实从深层次看是政府公信力的削弱。如果放任自流，不仅会葬送官员自己，也会让我们的党和政府陷入信任危机。

三是传统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引发仇官仇富心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的中国正面临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医疗、住房、教育等福利保障问题，“三农”问题，经济模式转变问题，法制不完善，等等。中国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一方面，二元结构日趋严重，20%的富人掌握着80%的社会财富，财富两极分化使得社会矛盾更加突出；另一方面，有的富人趾高气扬、为富不仁，进一步引发了公众的不满，形成一种情绪化的思维定式，凡是涉及官，便有人会将其与贪字相联系，但凡涉及富，便会联想到道德缺失。

四是互联网的放大效应助涨仇官仇富情绪泛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运用和发展，网络对现实社会的影响日益加大。互联网因其特有的开放性、虚拟性、快捷性、高效性已经日渐成为公民参与国家法治建设、反映各类现象和民生难题，发泄不满情绪的一个便捷平台和窗口。湖北巴东邓玉娇案、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湖北石首骚乱等重大事件的背后，都离不开网民的推动。网络的放大效应助涨了仇官仇富情绪的泛滥，如果不及时疏导、化解，当它发展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行为时，将对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产生严重损害。

诸多方面的原因，就导致了在提到富者往往与“为富不仁”挂钩，在提到官者自然与“腐败”相联系，在全社会形成了仇富仇官的普遍心态。要转变当前这种“仇官”“仇富”社会普遍现象：

一要完善分配制度，扩大中等收入的人员比例，改变我国收入现状的“金字塔”形为“橄榄”形，进一步消除贫困，减少贫富差距，使社会各个阶层均衡发展，走共同富裕之路，尽量消除制度优惠或歧视带来的收入差距，使个人原因成为收入差距的主导。这样社会矛盾自然就会减少。

二要加大贪污腐败行为的查处力度。通过政府监督、群众监督、媒体监督等多方面，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让百姓对我们的政府和官员建立信任，也可以教育在职官员，真正做到人民官员服务于人民。

三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建立健全我国的慈善事业，要对社会弱势群体给予必要的帮助，成立更多的基金组织，帮扶社会上需要帮助的群体，解决他们的困难，使他们的生活水平与社会一般消费水平同步。

四要媒体和网络的正面宣传。媒体和网络也有义务去做好舆论的正面引导，既及时报道客观事实，也多宣传郑培民、杨善洲这样一心为民的好官，既有李天一，也应该有周江疆，这样才能在人民大众中建立一个和谐、积极、客观的舆论环境。

一个社会的发展难免存在负面和不公，但是不能让这些非主流的东西影响我们社会主流积极和谐的发展步调，因此，平衡心态、完善制度、加大打击、正确引导，才能共同建立一个平稳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

6.“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一年来，公众对此的积极性并不高，未能达到政策的预期效果，对此现象你怎么看？

在我国生育水平稳中趋降，人口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家庭规模持续缩减，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发生了很大变化的背景下，国家启动实施了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单独二孩政策，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劳动力规模，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有利于逐步实现国家政策与群众意愿的统一，提升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家庭养老照料功能，促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有利于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根据国家卫计委公布的数字，目前全国符合条件生育二胎的单独家庭有1100万户，但截至去年5月31日，全国提出再生育申请的单独夫妇仅仅有27.16万对，比例仅仅为2.5%左右。而卫计委原先预计从现在到第五年，实际单独二孩家庭，应该每年有200万左右的孩子产生。为什么现在实际登记申请生育的只有预计的1／10，这个问题让很多人困惑。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符合政策的家庭不愿意享受这一政策，不愿意生二胎？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这是中国人口素质提高的自然结果。按照人类的基本发展规律，随着人口素质的提高，人们愿意生育更多小孩的意愿就会降低。以欧洲为例，欧洲没有实现计划生育政策，但其人口增长比例相当低，基本上处于零增长甚至负增长，这一点在俄罗斯等国表现尤为明显，发达后的日本、韩国也是如此。其实就是人口素质提高的根本体现。随着人口素质的提高，人们认识到人生就几十年，不愿意花更多的精力在孩子身上，希望能够在一生之中寻找更多的快乐。

第二，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深入人心。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已经长达30多年，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许多夫妻在生育一个孩子之后就认为已经完成任务，不愿意再生育孩子，尤其是男女平等观念日益形成，最主要的即使在农村，男孩已越来越不是最重要，只要将孩子培养成才，男女都一样。所以，即使放宽政策，大多数的人也认为一个已经足够。

第三，生育成本太高，许多家庭承受不起。在教育与医疗方面，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医疗保险制度并不完善、收入与物价不相适应的当下中国，多生一个孩子就意味着多几倍的经济支出，在上有老、下有小的严峻形势下，再生育只适合那些中产阶级以上人群，对于普通的民众，光是高昂的幼儿园学费、各种教育投入、二孩的人力财力投入就让他们望而却步。在生活方面，生活成本太高，物价与工资水平不相适应。一个孩子从出生、教育、就业、成家、工作，需要的人力与财力成本太高，在中国现有的情况下，一个孩子生活起居需要两个大人全职完成，在物价漫天飞、工资增长幅度不高的现有情况下，特别是单独家庭更是对再生望而却步。这其中还不能计算孩子的生病、就医等支出。

所以，政府及社会还需认真反思，尤其要未雨绸缪，注重与此项利好政策推行的配套措施衔接。这是落实好“单独二孩”政策的重要保证。从我国目前的各方面情况看，我认为应该注意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是政府应承担更多的生育成本，促进家庭养育成本社会化。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明显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在全国大的格局中依然相对滞后。目前居民家庭所承担的教育投入、医疗投入以及高房价所带来的生活成本压力依然很重，而且人们在就业、养老及更多公共服务方面的保障体系还有待完善。因此，为更好地落实新形势下的生育政策，政府应承担更多的生育成本，即通过政府多重努力逐步实现家庭养育成本部分社会化，让更多制度设计综合作用于民众生存环境的总体改善，以此缓解生育者的压力和降低生育者成本，使适合生育的居民免除生育的后顾之忧。这是保证全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保证。

二是注重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积极解决配套体系问题。“单独二孩”的政策实施后，出生人口必然会有所增加。在目前教育、医疗等优质资源比较紧张的现实环境下，必须注重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积极解决配套体系问题。包括完善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的配置，提高城市医院的妇产科资源和儿科资源承载能力，对幼儿园、公立小学和儿童医院等与孩子息息相关的社会资源等进行合理科学的配置。要多处着手、多部门合力，未雨绸缪应对即将到来的新增人口，确保新的政策落实到位，积极应对低生育率对整个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保证人口结构调整始终朝着有利于我国经济和社会和谐稳定的方向发展。

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其初衷固然好。它既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也有利于下一代的教育培养，同时也能缓解我国逐步“老龄化”所带来的负面问题。但是，“二胎”放开不是一项孤立无援的独立政策，它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问题，需要其他政策进行配套和辅助并支撑，这项政策才能最终履行它的使命，让民众广泛受益。“单独二胎”政策的遇冷，正是我国一些行政命令、改革因其不科学、不配套的单线政令而试图完成庞大、复杂的社会管理受挫的一个缩影。它再一次提醒施政者，任何一项行政命令，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没有全面仔细的调查研究、没有深思熟虑的运筹、没有科学理性的规划、没有一抓到底的职责分工，任何行政措施都将是“空中楼阁”，在施政的道路上必将“胎死腹中”。

7.1996年4月9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卷烟厂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警方认定18岁的呼格吉勒图是凶手，仅61天后，法院判决呼格吉勒图死刑，并于5天后执行。2014年12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院再审判决宣告原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无罪。对此你怎么看？

18年前，一个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8岁的如玉年华。1996年4月9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青年呼格吉勒图，因为多管闲事，因为向公安机关报案，却被公安机关当成罪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以故意杀人罪、流氓罪判处死刑，于61天后，被执行了死刑。

也正是因为此案的迅速侦破、判决，一批政法干部立功、受奖、升迁。可就在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死刑的9年后，真凶赵志红落网，并向公安机关主动交代了“4·9”案是自己所为的真相。真凶逍遥法外9年，而无辜的报案人呼格吉勒图却命丧黄泉。

令人欣慰的是，就在2014年的岁末，“呼格案”得以重审，呼格吉勒图被判无罪，呼家也因此获得了205万多元的国家赔偿。终于，正义得到伸张，九泉之下的呼格吉勒图得以安息，呼格的父母得到安慰，两位老人为给儿子平反昭雪，奔波了9年的上访之路，也终于画上了句号。然而，此案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反思。

一是特殊的时代背景。1996年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后的第二次“严打”。“严打”时期，疑罪从无很难实现。一旦发生重大案件，公安还在侦查的时候，检察院批捕科就可介入，目的就是为了“快捕”。其后的“快诉”顺理成章，案件几乎是不受监督的到达法院。从制度设计上，公检法本是互相制约，这样最大程度上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但在“严打”期间，则变成相互配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门金玲说，若要对“严打”反思，就是无论怎样“严打”，都应该在法律的框架内，因为一旦突破这个框架，就是纵容公共权力去违法，而这事实上对社会的伤害更大。

二是法律的缺失。一个案件从侦破到审结，特别是死刑案件，要经过公安、检察院、法院、高法几道关口。如果法律像现在这样再健全一些，遵循“疑罪从无”的原则；如果当时任何一道关口审查仔细一些，责任心强一些，也许类似呼格吉勒图这样的冤假错案就不会发生。

三是激励、惩罚机制不健全。从媒体获悉，当年，参与“侦破”“4·9”案件的主要人员，纷纷立功、受奖、升迁。无疑，这种激励机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容易造成办案人员急功近利，草率办案，出现冤假错案。另一方面，当时与激励机制相配套的惩罚机制，不知是否健全？如果明文规定，对办成冤假错案的主要责任人，要进行纪律处分、降职降级或承担部分国家赔偿，等等，司法人员还会草率吗？

四是司法机关自身纠错难度大。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死刑9年后，真凶赵志红落网。按理说，真凶落网，“4·9”案启动再审程序不会有太大的难度，顶多有个一年半载的足矣。可谁能想到，一拖又是9年。这期间，呼格的父母经历了漫漫上访路；这期间，新华社驻内蒙古记者写了5份内参。一个案件的再审，真的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吗？真的有这么难吗？如果说有难度，也是来自司法内部的阻力。否定过去，否定自我，功劳一下子变成罪过，搁谁都不会心甘情愿。可就是这一拖，又让一个好人蒙冤了9年，让凶手多活了9年，这不又是对法律的亵渎吗？

2014年12月15日，内蒙古高院对呼格吉勒图案做出再审判决：呼格吉勒图无罪。这是法院贯彻实事求是、疑罪从无法治精神，也反映了法院的担当，彰显了司法的自信，并对“呼格案”产生的历史原因、诉讼制度建设、追责和赔偿等问题进行了反思和探讨。

通过这个案子，具体来讲，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反思。一方面是如何预防冤假错案。冤假错案我们都不想看到，那就要预防。现在呼格吉勒图案给了我们一个反思的机会，要加强对刑事错案的重视，通过这个案子分析冤假错案的形成原因，找出漏洞，加以弥补，更好地防止冤假错案。另一方面，要建立纠正冤假错案的体系，特别是进一步健全冤假错案的救济制度，如何建立起更好的有效纠错机制。

我们在想，如果那天呼格吉勒图不去报案；如果真凶赵志红没有落网；如果不是新华社记者写的5分内参，“4·9”案件又会是如何了结呢？天理昭昭不可诬。正义有时会迟到，但从不会缺席！逝者已矣，呼格吉勒图案业已平反，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仍远远没有结束。让办冤案者得到应有的惩戒，让呼格吉勒图父母得到应有的抚慰，这自然是首先要做的。而在此之后，如何用制度革新或者重建，激活司法的良心，让司法人员不至于在案件中，极易丢失独立的法律人格，这更是至关重要的。只有铲除了冤案产生的土壤，才会避免下一个呼格吉勒图案；只有重新设计再审程序，才会避免下一个长达9年的泣血申诉；也只有这样，正义才能抵达终点。

8.据媒体报道：近期，山东、河北、内蒙古等地出现奶农大面积“倒奶杀牛”的现象，奶农每天把滞销的鲜奶贱价卖给养猪户或者倒入农田，甚者选择杀牛来“断臂保身”。谈谈你对此的看法？

最近一段时间，我国奶业发展出现困难，一些地方出现了奶农倒奶、卖牛甚至杀牛现象。这严重冲击了奶农的利益，影响到奶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为社会和谐埋下了不稳定因素。

产生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当前生鲜奶市场低迷。乳业巨头内外“夹击”“少抢多聚”成常态。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对国内奶业市场造成严重影响，“三聚氰胺”阴影还没有消散，国内消费者心中对国内乳业品牌的信心尚未恢复，同时受到了国际市场的冲击。目前，大量“洋奶粉”进入我国市场，加之价格稳定，所以乳品企业宁愿选择国外进口奶粉制作还原乳来降低成本。

第二，国家没有加强政策的扶持力度，未对国民进行正确的引导。对于本国奶制品企业缺乏相关的政策扶持和保护，对我国消费者没有更多地进行正确的宣传推广、思想引导，导致我国消费者对国产奶粉没有信心。

第三，社会舆论导向错误。新闻媒体对本国奶制品缺少全面、正确的报道，社会环境及民间舆论对国产奶粉认识不清，了解不全。

如何迅速行动起来，采取有效措施，全力以赴协调处理“卖奶难”，确保奶农利益、稳定奶业生产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千方百计组织协调加工企业保证生鲜乳收购。奶业生产稳定的基础是奶农，关键是乳品加工企业，保证生鲜乳正常销售是当务之急。各地要对当地的生鲜乳正常购销负起责任，密切监测生鲜乳销售形势，通过各种形式督促乳品企业履行收购合同，积极收购，善待奶农，共渡难关，力争做到不拒收、不倒奶、少限收、少卖牛。

其次，切实加大政策扶持和生产救助力度。加大奶业生产的扶持力度，加紧落实奶牛良种补贴、振兴奶业畜牧发展行动、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等已有的扶持政策，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推广先进的奶牛养殖模式，改进饲喂工艺，提升牛奶质量，提高奶农养殖积极性。各地要针对当前奶业生产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和实际困难，抓紧研究、提出建议，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出台奶制品收储补贴、救助奶农补贴、信贷金融支持等办法，采取多种形式帮助奶农渡过难关，切实把损失降到最低。

再次，调整奶业结构，用好“看得见”的手。通过完善科学的“第一链接”生鲜乳协调机制等，防止生鲜乳价格剧烈波动。同时，开展第三方生鲜乳质量检测。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基层和生产一线开展技术指导和服务。加大养殖技术培训，加强对散养户和小规模户的技术培训，引导奶农向标准化规模养殖方向发展。

最后，全面加强奶业生产动态监测，密切关注生鲜乳生产、收购情况，及时处置各种突发事件，及时进行舆论引导。我相信多措并举，奶业发展将会走出低迷，作为现代农业主导产业的畜牧产业之一的奶业，也将会得到更多保障。

9.2015年初，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第一高级中学规定：学生凌晨5点起来诵读《道德经》，在操场上跪拜孔子像。该校领导说学生们的下跪怀着“对祖宗先贤油然而生的崇敬”，并宣扬：“读经能上北大清华，读完学渣变学霸，学霸上清华。”该校举措引来网上热议。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滋养着炎黄子孙，造就了中华民族不断向前的生命力。孔子是中华文化的代表之一，中华儿女更是以不同的方式祭奠孔子，以弘扬传统文化。近日，河南省一所高中要求学生向孔子像下跪磕头，并于凌晨诵读《道德经》。对此，我的看法是，高中生跪拜孔子是教育“跑偏”，是一种对传统文化和形式死板的照搬照抄，全盘吸收的行为。

第一，跪拜孔子影响高中生学习。每当遇到重大时间节点，学校就会组织学生向孔子等传统文化先贤行礼，更是在每日凌晨和下午大课间组织学生朗读经典。先不说占用太多时间来跪拜孔子、诵读经典并非高中生所愿，就说在高考的冲刺阶段，此种行为怕会耽误学生课程。

第二，高中生跪拜孔子，有的人认为这是一种对先贤的敬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有的人认为是一种封建迷信。跪拜是封建盲目奴化的象征，恐怕不是追求公平正义价值观的现代文明社会所需要的。孔子的教育理念是“因材施教”，恐怕跪拜这种形式主义的教育方式不仅不能体现教育的应有之义，更有封建迷信的嫌疑。如若将弘扬传统文化与跪拜相结合，是对传统文化的误解，更是教育的“跑偏”。

第三，教育是民族振兴的根本，是社会进步的阶梯，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学生跪拜孔子诵读《道德经》，这折射的实质是对传统经典“扬弃”的思考，折射的是对中国教育的困惑。适度吸收传统文化精华，并运用于现代教育之中固然可取，但过度鼓吹传统文化，照搬照抄实则不智。诚然，弘扬传统文化已是共识，但是以跪拜孔子为形式的传统文化弘扬不必有之。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幌子的跪拜孔子实际上是功利思维在作祟。跪拜这种封建礼仪早在民国年间就被孙中山先生所废弃，莫让跪拜孔子成为教育之殇。传统文化无疑有很精华的内容值得我们学习，但我们必须取其精髓的实质，并抛弃那些封建形式的糟粕。在我看来，产生诵读《道德经》、跪拜孔子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

一是对传统经典了解不足，认识不清。传统经典既有合理、可取的地方，也有脱离时代、妨碍社会进步的不可取之处。对传统文化盲目吸取，不仅不利于学生成才成长，也不利于教育质量的提高。

二是应试教育的影响、素质教育的缺失，是束缚教育理念更新，促使教育进步的瓶颈。“唯分是从，唯考独尊”的思想是这些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

三是国家缺乏正确的引导，对施教者缺少适当的规范，使得一些差强人意的教育方法和教育理念走进学校，走到学生身边。

教育乃国之根本大计，为对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对教育制度进行适当的创新，使之适应时代的步伐，为我国各项事业的顺利推进培养人才，因此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国家要加强对各个地区、学校的宏观管理，使国家各项教育制度得到很好的落实。

第二，各地政府要强化对本地区学校的管理，提升学校管理者的思想素质、施教理念，使各项教育措施、方法更科学、合理。

第三，要通过新闻、媒体加强舆论的引导，对传统经典文化进行全面、深刻的解读，使广大民众对传统经典文化有全面、深刻的把握。

第四，要学习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有选择、有甄别地吸收传统文化，切实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教育之于心灵，犹雕刻之于大理石，我们应该注重教育，并弘扬优良传统文化，使中国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引领下，缔造出更美的“中国梦”——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10.如今出现了大量的人造节，如“双十一光棍节”等网络自创节日，你怎么看？

提起“人造节”，首先想起的可能就是“双十一光棍节”，一场全民疯狂的狂欢，电商赚得盆满钵满，快递到处堆积成山，大街小巷莫名的庆祝和疯狂……不知从何时起，“人造节”悄然登场，从“樱花节”到“狗肉节”，从“光棍节”到“双十二”，让人目不暇接，越演越烈。

任何事情的出现都不会是一种偶然。我认为“人造节”的兴起，不外乎以下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商业推手。“人造节”的起始，是某些企业或地方政府为了提升业绩、提高本地的知名度而采取的一些宣传手段。诸如“鄱阳湖龙虾节”“玉林狗肉节”，等等，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推动了地方经济的短时间快速发展，出现了不小的“政绩”，于是乎，全国各地群起而效仿，无数的节日此起彼伏，五花八门，甚至可以说无日不节。接下来就是各类商业手段。开始是小规模、小范围的促销：诸如“建材节”“电脑节”什么的。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电商平台的兴起，网络购物的普及，这样的炒作就变得大有可为起来。最直接的例子就是2014年11月12日零点，经过24小时疯狂扫货，天猫“双十一”交易额突破571亿元，其中移动交易额达到243亿元，物流订单2.78亿，总共有217个国家和地区被点亮。又一个新的网上零售交易纪录诞生。

另一个可以算作是现代社会的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带来的冲击。在我们的传统节日中，有着各种各样的寓意、禁忌和规矩。虽然也有着各种各样的文化与美好，但是对于追求个性，追求解放的当代人，特别是眼下的年轻人来说，其吸引力远远比不上自我定义的“人造节”。人造节是自己造出来的，想赋予它什么意义就赋予它什么意义，想怎么庆祝就怎么庆祝，既不用考虑合不合规矩，也不用考虑有没有禁忌，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何乐而不为？于是我们看到“光棍节”有人大肆庆祝，“五二零”有人集体求婚表白。这些我把它归结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传统节日的出逃。当然，也就间接为“人造节”的兴起推波助澜。

当然，任何事物的出现都不是一种偶然，同样，任何事情的出现，都不会全都是好的，人造节日也是一样。目前的人造节泛滥至少有三个不足之处：

一是人造节缺乏规矩和监管。地方政府也好，精明商家也好，一般群众也好，只要叫得上号，想怎么造节就怎么造节，乱成一锅粥。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在自身软硬件水平都没有跟上的时候，为了造节不惜血本，动辄耗资千万，不但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更有可能产生腐败的温床，利用人造节较快发展成了饮鸩止渴，诸多弊病。同样，在很多商家借人造节促销也是问题多多。由于“节日”经济过于集中，给物流、监管等各个环节带来过重的负荷，无法正常运转，留下诸多问题。

二是造成经济竞争秩序的扭曲发展。常理来看，一个国家在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下，购买能力和消费水平是有一定的限度的，节日买多了，平日自然也就买少了。节日疯狂了，平时自然就拮据了，到最终经销商赚到的钱还是一样的多，只不过是将一年的经营放在一段时间来绽放罢了。

三是直接造成了所谓的“节日”有消费、没文化的尴尬局面。由于人造节的随意性和泛滥性，直接决定了人造节的内容、形式的无序，根本没有一个可以依托的文化背景，也没有全民认可的文化内涵，加之各类商业力量的推动，所谓的节日只不过就是一次疯狂消费而已，造成了既没有新的文化依托出现，又没有旧的文化传承延续，加速了文化的背叛和断裂。

在以后的社会发展中，作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各级政府有义务对人造节做规范。一是自身不要再盲目的“造节”，须知一个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的是经济、文化、生态、政治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为支撑，而不是仅仅靠某一场烟火的盛宴，把工作重心调整到打基础、强内功、谋发展上来。二是对于社会性的“造节”活动做正面的引导和监管，不要搞成一哄而上又一哄而散，保证社会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