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精神是文化之于经济的重器

陈　宪

（上海交通大学）

最近，为了写一篇关于创业的文章，再次捧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以下简称为《新教伦理》），对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似有点感悟，写出来，以求教正。

一、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职业精神

国际公认的韦伯研究专家斯蒂芬·卡尔伯格为《新教伦理》写了一篇“导读”（上书，第306—365页。下引自该书，只注页码）。在这篇“导读”中，卡尔伯格就韦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兴起及其精神起源做了一个梳理。

他写道：“尽管《新教伦理》经常被理解为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甚至对我们今天世俗的、都市的和工业的世界的起源提供了说明，但其目的实际上远比这更为谦虚。韦伯希望阐明现代工作伦理和物质成就取向的一个重要来源——他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是存在于‘入世’的功利关切和商业精明之外的领域中的。”（第306页）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更为谦虚”和“之外的领域”这两个提法，由此就不难发现，韦伯所称的“资本主义精神”（即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在韦伯那里，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是有原则性区别的）其实就是职业精神。延伸一下，如果在这一点上可以有共识，那么，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市场经济或现代市场经济。“按照韦伯的看法，18世纪的美国印刷工、发明家、企业家、商人和政治家本杰明·弗兰克林具体体现了这一精神气质，这从他对待工作、利益和一般生活的态度中就明显可见。”（第313页）可见，韦伯提出的职业精神存在于各个职业群体，进而是一般化的，工人、工程师、企业家、经理人和政治家都具有和他们的职业相适应的职业精神。

在上述群体中，韦伯重点论述的是企业家群体。他写道，“他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同时既精打细算又敢作敢为，尤其是冷静、坚定、精明、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他们的事业，并且固守着严格的中产阶级的观点和‘原则’。”（第40页）“这一理想类型的雇主羞于炫耀，并避免一切不必要的开销，也不对自己的权力沾沾自喜。进而，接受作为他们普遍社会声望之证据的许多奖赏使他们感到窘迫。换言之，他们的生活常常带有某种禁欲的特征……这其实是一种本质上比他以如此审慎的方式向他人推荐的秘密的更加诚实的谦虚，这种谦虚在他身上不是罕见，而是常态。他从他的财富中为自己个人‘一无所获’，而只得到了一种‘成就了他的职业’的非理性的感觉。”（第40—41页）指出在成功企业家身上应该是激励和约束两种企业家精神的完美结合，把握到了问题的要害。《新教伦理》的译者苏国勋指出：“在《新教伦理》一书中，韦伯成功地展示了清教徒如何在信仰的观照下把基于‘预定论’和‘天职论’一类的‘责任伦理’与世俗职业人的‘工具合理性’行动方式结合起来，塑造了现代企业家的人格特征并最终导致理性的劳动组织——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第8页）

将职业精神与资本主义兴起联系在一起，并指出，就现代资本主义起源而言，职业精神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是韦伯的重要贡献。在经济学家那里，罗伯特·索洛另辟蹊径，探寻经济增长源泉的工作有些相似。在索洛之前，对于经济增长的解释，就是来自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加。索洛发现，其实，这二者不能解释全部经济增长，还有一个“剩余”，越来越大的“剩余”，索洛将其解释为技术进步，后人称其为索洛剩余。以后人们发现，除了技术进步，还有其他因素，如人力资本，就此，有了一个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标，解释除了劳动和资本以外的要素（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从研究方法上说，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与资本、劳动都有内生性的问题，所以，就这个指标而言，只是“大概齐”。其实，职业精神也应该在索洛剩余之中。如果量化职业精神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会遇到内生性的问题。但这些并不影响技术进步和职业精神对经济增长实际产生的作用。

他写道：“一方面是资本主义企业（使用）的技术，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赋予扩张能量的‘作为职业性天职的工作’精神，对于（两者）最初的支持必定植根于相同的社会群体之中。”（第319页）在韦伯看来，拥有技术和职业精神的社会群体，推动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前行，技术和职业精神共同决定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当然，无论职业精神，还是技术进步，它们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也就是说，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形成，职业精神具有决定性作用；现代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又补充和完善着职业精神的内涵与形式。

那么，什么是职业精神？定义职业精神确实不容易，但用生活的语言，或工作和生活中的体验来解释，反而比较好理解。一次，我和同事谈论到职业精神，其中有一位说，职业精神就是干什么像什么，我似有醍醐灌顶的感觉。我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到香港访学时，第一次明显地感受到了职业精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那时的内地和香港在职业精神方面差距较大。这些年来，我所观察和体会到的职业精神是，其一，职业精神的前提是专业精神和法制精神，具体表现为对本职工作的理解和胜任，知道自己行为的底线在哪里；其二，对工作对象，包括上司、同事、客户等的理解和尊重；其三，工作关系的为人处世不卑不亢，不偏不倚，不多问一个问题，也不少问一个问题。由此，最大的得益是，保证了工作的效率，于最细微处保证了效率，集腋成裘，产生了巨大能量，进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兴起，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如果说技术进步从物的角度创造了效率，职业精神则从人的角度创造了效率。韦伯看到了问题的根本。

二、韦伯分析逻辑和重点阐述中的职业精神

从《新教伦理》和卡尔伯格的“导读”，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韦伯的分析逻辑：文化→宗教→基督教→新教→清教徒的禁欲主义→职业精神→现代资本主义兴起。这一逻辑的展开是，宗教是最早的文化样式，文化通过宗教，具体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新教，影响到一个社会群体——清教徒，他们的禁欲主义对职业精神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职业精神又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一分析逻辑与宗教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是一致的，是逻辑与历史一致方法论的具体贯彻。

在韦伯的逻辑中，新教伦理即清教徒的禁欲主义起到了关键作用。韦伯指出：“真正的基督徒……希望除了成为上帝的工具之外什么也不是；并从中寻获了他的尊严。因为这是他希望成为的，所以他是理性地改变和支配这个世界的有用工具。”（第336页）根据韦伯的这一思想，卡尔伯格认为：“渗透在清教徒经济活动中的这个伦理维度，不仅构成了反对经济传统主义的一种‘革命性’力量，而且也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向前发展。韦伯是基于上述讨论的所有理由来看待新教伦理的这种作用的。”（第336页）进而，“对韦伯来说，清教徒的理性工作伦理给予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一个强力推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新教伦理的］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第337页）在韦伯的逻辑中得出这一结论，是可以自洽的。

但是，是否只有清教徒以及他们的禁欲主义才能与职业精神建立联系，进而形成职业精神呢？对这一点，无神论者肯定是存疑的。资本主义，乃至市场经济的实践表明，在工业化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的激励与约束下，无神论者同样要具有职业精神，才能在市场和职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在韦伯那里，无神论是不产生职业精神的。即便如此，无神论者可否具有职业精神呢？对此，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在市场经济的长期运作中，职业精神已经外化为一种影响和规范职业人士，要求他们遵守的具体操守，无论这种遵守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至于宗教精神、市场竞争和工业化生产方式等因素，各自对职业精神的产生的作用和机制，还需要实证研究的支持。

应当承认的是，由于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精神首先在欧洲、北美的基督教背景下形成，宗教精神对于现代职业精神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容否认的。一如韦伯坚称，任何关于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讨论必须承认这一核心的宗教源泉。然而，职业精神又是超越宗教精神的，这一方面是生产方式进化和市场经济竞争使然，另一方面，也和宗教世俗化的进程有交集。

韦伯重点阐述了什么？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精神力量产生了决定性作用；现代资本主义精神起源，宗教力量起了决定性作用。这里，宗教是基督教，不是其他宗教；是基督教的新教，不是天主教。新教伦理，也叫现代经济伦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也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社会经济制度意义上的）的东西，就是职业精神，一般化的职业精神。在韦伯的思想深处，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准确地说，对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职业精神的作用不亚于物质利益，也不亚于技术进步。职业精神就是市场和职场的价值观，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不过，需要纠正韦伯的是，养成并遵从职业精神的不限于清教徒，而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个职业群体。

三、资本主义及其精神起源的一个文化视角

《新教伦理》的思想脉络是围绕资本主义起源的争论展开的。卡尔伯格在“导读”中写道：“几乎所有参加德国一百年前这场有关现代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起源论辩的人，在辩辞中都轻视了文化的力量。”（第316页）他将主导这一争议的主要观点概括为六种。其实，无论“现代资本主义是‘获利本能’勃发和逐利的结果”（第316页），“一些具有个人魅力的大企业家的财富欲望推动经济从过去的农业阶段和封建阶段向重商主义的和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第316页），还是“最好把生产、贸易、银行业务和商业的扩展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理性主义’和进步在社会范围内展开的明确表现形式”（第317页），都是基于一个共同的基础：经济利益。所以，这三种观点都是和马克思的观点（书中所列的第五种观点）接近的。“对马克思来说，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能与推翻封建贵族统治和一个新阶级——资产阶级——的支配作用等量齐观……资产阶级渴望追逐利润并由此堕入满足这个阶级欲望的贪婪。当它变得更为庞大和更有力量时，贸易、银行业、生产和商业就扩张了。最终，以工厂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得以形成。”（第318页）

第四种观点是“犹太人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担纲者”。在这种观点看来，“一般认定的典型的犹太人的商业经营作风是决定性的：放贷获利，持续的投机行为，为战争筹措资金，建设项目，政治活动……这种理性主义被说成是犹太思想的特征，与英国清教徒的‘资本主义精神’是等同的。在两个群体中占主导地位的都是赚钱的期望。”（第317页）韦伯对此不以为然，“他把犹太人的资本主义视为一种早就普遍存在的投机资本主义的形式，而不是一种有关生产、劳动和一般工资场所的系统组织。最后，韦伯论证了犹太人的被放逐处境使他们游离于中世纪的核心职业和行业组织之外，以及源于这种被放逐地位的双重伦理标准（对其他犹太人强烈的伦理责任与对非犹太人在经济关系上的迥然不同的态度），阻碍了跨经济的经济效率之尺度的发展。”（第318页）犹太人以后的成功表明，这里存有不同宗教间的门户之见。

第六种观点是“各种各样的作用力”。“许多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强调技术创新、地理环境的作用、新世界是贵金属的流入、人口增长，以及城市和科学的成长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韦伯考察了所有这些论点。通过比较案例的考察，他得出结论认为，有利的技术和科学创新、人口变迁，以及气候和其他一些因素确实存在于中世纪的西方，也曾存在于古代世界，以及中国和印度的一些年代——然而，现代资本主义却没有首先出现在这些文明中。”（第319页）

“《新教伦理》从根本上试图把正在进行的争论转变到探究一种‘理性的’经济伦理或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上来。韦伯认为排除这个因素就使主要的解释无力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所有这些解释都专注于现代资本主义主要是一种‘经济形式’，他为此深感惋惜。通过力主必须承认现代经济伦理在现代资本主义早期发展中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重要因果力量，以及必须探究它的起源这两点，韦伯力求①把价值观和观念明确无误地带入这场争论；②赋予研究它们的因果性起源以合法性。”（第320页）进而，他坚称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不能导致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并坚信，资本主义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非经济的和非政治的根源，亦即文化的根源。

资本主义起源的物质力量来自技术和制度两个方面，前者就是技术革命及其带动的产业革命；后者就是分工及其带来的专业化的制度安排。资本主义起源的精神力量来自文化。文化有一系列的具体样式，宗教就是其中的一种。韦伯就是从这个视角，分析了宗教精神，具体就是新教伦理，如何作为资本主义的精神力量，在资本主义这种经济形态的兴起中产生的决定性作用。就像技术和制度都是通过具体的机制作用到经济活动一样，文化亦是如此，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使职业群体具有“职业性天职的工作精神”，这里，“天职”是“上帝交给的任务”，进而，新教伦理使清教徒在工作中形成职业精神。如前所述，职业精神使工业化流水线上的工人、工程师大幅度提高了效率；使创业者、企业家，以及社会的各个职业群体，甚至包括政治家，都充分焕发创业创新精神。

从文化角度研究经济形态变迁，或者经济增长，不能说是一个热门，但已经有一些经济学者涉足。这里，一个重要的角度就是企业家精神在其中的作用，而企业家精神与文化，尤其是与宗教的关系，是这一课题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受到研究者的关注。马克斯·韦伯则是这个领域的开创者。在上个世纪初年，韦伯使用排除法，试图证明新教伦理在现代资本主义起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他指出，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不能导致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通过比较案例的考察，他认为，有利的技术和科学创新、人口变迁，以及气候和其他一些因素确实存在于中世纪的西方，也曾存在于古代世界，以及中国和印度的一些年代——然而，现代资本主义却没有首先出现在这些文明中（第319页）。进而，他坚信，资本主义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非经济的和非政治的根源，亦即文化的根源。

当然，一如苏国勋先生在《新教伦理》的“中文新译本序言”中写道：“韦伯多次阐明，文化因素只有在物质或制度因素的配合下才会对人的社会行动发挥作用。导致现代资本主义在欧洲产生的，除了以‘新教伦理’所蕴涵的‘资本主义精神’这些观念、文化因素之外，还须有其他一些物质和制度性因素的配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