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重诺精神

（一）红帮诚信重诺精神概述

诚信，是宁波地域文化的优良传统之一。自北宋“庆历五先生”倡导教育和学术以来，诚信就为历代浙东学者所津津乐道，但议论显得玄虚、高妙。明代浙东学派的领军人物王阳明，用“致良知”三个字把诚信的道理通俗化了。按王阳明的理解，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就是一个致良知的问题：“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着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着实致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传习录•答聂文蔚》）黄宗羲说得更为直截了当：“诚则是人，伪则是禽兽。”（《孟子师说》卷七）朱舜水也说得分明：“修身处世，一诚之外更无余事。”（《诚诚二首》）

按现在比较公认的看法，宁波商人之所以成功者多，其主要因素大致源于“七靠”：一靠诚信；二靠义利兼顾；三靠敢为天下先；四靠中西结合的先进管理；五靠融合劳资关系；六靠吃得苦中苦的勤俭；七靠“帮”字当头的共济。也就是说，宁波商人早就意识到诚信立业的至关重要性，知道商业道德具有实际的利益基础，不但于人有利而且于己有益，所以他们视信誉重于效益，诚信是他们最为看重的品格。诚如世界船王包玉刚所言：“在商业道德这上头，还是老传统好。要有信誉，要有信用才行，这里面关系很大。”其中，西服业中的红帮裁缝，更是为诚信立业树立了典范，红帮人，宁可拒绝十次，绝不食言一次，宁可赔本道歉，也绝不让一件次劣商品出门，始终以诚信作为立业之本。

2005年3月，宁波市委十届四次全会做出了《中共宁波市委关于推进文化大市建设加快社会事业发展的决定》，经过反复提炼后把宁波精神定位为“诚信、务实、开放、创新”八个字。宁波市委把“诚信”列为宁波精神之首，既符合历史事实，体现了浙东学术文化和宁波商贸文化的独特内涵，又切中当前症结，更有利于今后的发展，十分妥帖。事实上，无论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都离不开诚信。诚信等于生存，等于效益，等于前途，等于城市品格！唯有诚信，才能立人、立业、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红帮裁缝，作为宁波帮精神的传承者与实践者，本着“宁可做蚀、弗可做绝”，“信誉招千金”，“浇树浇根、交人交心”的信仰法则，为信用宁波建设做出了独特贡献。宁波精神是宁波人民群众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活动中，在改造客观世界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的历史长河中逐步形成的，绝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宁波之所以在人多地少、资源缺乏、交通落后、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创造出现代化建设的辉煌业绩，深层原因就在于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受这种文化熏陶逐渐铸就形成的诚信、务实、开放、创新的宁波精神。这些文化成果，是我们今天建设文化大市的宝贵资源。宁波精神的形成，凝聚了包括红帮裁缝在内的全体宁波人的智慧，折射了世代宁波人的艰辛努力。具体到红帮人的身体力行，他们的诚信精神大致可概括为“三坚持”，即“坚持诚信创造品牌、坚持诚信效忠民族、坚持诚信担当责任”。

（二）坚持诚信创造品牌的精神

众所周知，品牌是现代企业的生命，而诚信，就是品牌得以确立的核心所在。诚信为本，一直是红帮人的精神底线。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红帮裁缝历经风雨开创了自己的品牌经营之道。如何将品牌战略推广到全世界，提高企业的品牌竞争力乃至整个区域的竞争力，是每一位企业家及地方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近年来，宁波服装业越来越注重品牌的打造，在全国乃至世界出现了一批名牌产品，如雅戈尔、杉杉、罗蒙等。

1.从传统到现代：技艺取胜创品牌

翻开红帮裁缝的历史，恪守诚信，注重产品质量和品牌声誉正是其优良的传统。在20世纪初的旧上海十里洋场上，宁波商人几乎是最成功和最知名的。同样，在服装领域，红帮人也走在了前列。他们走出国门，学习国外西式服装的制作经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制衣风格，“红帮裁缝”风靡一时。20世纪末，宁波成了上海服装企业的加工基地。善于学习的宁波人并不满足于加工基地的地位，而是在吸收上海企业的人才、技术资源的同时，能够清晰地分析上海服装企业的优劣势，扬长避短，很快超越了上海服装企业，创造出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服装品牌。现在，宁波有3000家左右的服装企业，1000多个服装品牌，其中衬衫类中国名牌产品4个（全国共11个），均居全国同类重点服装城市之首；省名牌产品13个、市级名牌产品19个。在这些成功的宁波服装品牌背后，我们看到了红帮精神的闪光，红帮裁缝的品牌运营理念清晰可见。

众所周知，名牌不是自封的，更不是一时轰动效应造就的，它必须拥有过硬的产品质量，得到消费者的认可，经过市场千锤百炼和优胜劣汰才能形成。因此，实施品牌战略首先得从产品质量人手。质量可以说一直是雅戈尔的生命线。他们参照国外制衣业和国内行业部门的质量管理标准与细则，制定了一整套严密的质量管理体系和标准化管理制度。一件小小的衬衫，在流水线上要做72道工序，每道工序都不少于4～12条细则要求，从领头、口袋、袖子、扣眼到门巾里巾，其左右对称皆限定在1～2毫米之内。西服质量细则更是紧跟世界潮流，与国际接轨，全部达到或超过国际标准。1997年，雅戈尔衬衫、西服双双通过ISO9002质量体系认证。再比如罗蒙的始创者盛军海，创业的第一件事就是聘请红帮高级名师担任技术顾问，手把手传授红帮裁缝的绝技，严把质量关，产品很快就打开了自己的销路，并在1985年、1986年连续两年被上海黄浦服装公司评为优等品，罗蒙品牌开始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至1994年罗蒙西服以质量分第一、总分第二的佳绩摘取了首届“中国十大名牌西服”的桂冠，名正言顺地跨入中国最高级别西服的行列，开始了以品牌打天下的历程。

红帮传人江继明先生在回忆中如是说：“红帮裁缝除了有创新精神，还非常讲究诚信。以前我们给外国船员做西装，经常是他们付了定金就离港了，到了第二年靠港的时候我们再把做好的西装送到船上去，那些船员对我们都非常信任。”的确，那时候，红帮裁缝就有很强的品牌意识，他们深知，牌子是靠信誉和品质创出来的，因此对诚信和质量十分看重。他们中的许多甚至高薪聘请技术顾问，监督整个工艺流程。当年被称为沪上“西装王子”的“培罗蒙”，就挖来西装业的“四大名师”坐镇，选用上等面料，缝制过程不求快，唯求精。为了严把质量关，“荣昌祥”创立了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当时在各西装店都有学徒，“荣昌祥”的学徒进来后，一律先到工场实习，打好了基础之后，根据各个学徒不同的性格特点，一部分留在工场学习西装缝制技艺，一部分则分配到店堂学习量、算、裁、试，以备将来留作营业员之用。所有的学徒除了学习各自的专业知识，在店堂打烊后，还必须学习国文、英语、珠算、会计等课程，以提高学徒个人素质，跟上时代发展。据说，当年的“荣昌祥”可谓缝纫界的“黄埔军校”，从其间出去自立门户的有近20人。而“荣昌祥”也由于其独特的管理和培养人才的模式，确保了西装缝纫质量，真正成为上海滩的金字招牌。

“培罗蒙”在品牌创造上，更有一套自己的做法。当年，在上海的红帮裁缝虽然做的是西服，但自己平时穿的仍然是中式长衫。“培罗蒙”的老板许达昌则颇有些“另类”，他常年西装革履，走到哪里，就把自家的广告做到哪里。他了解到当时去看电影的都是时尚人士，于是率先在大光明电影院做起了片头广告。“培罗蒙”的店堂就在大光明电影院附近，每到周六，夜场电影散场时，许达昌一定会把“培罗蒙”店中的所有电灯全部点亮。看完电影的人们，路过“培罗蒙”，看到灯火通明的店堂内许达昌“秀”着精湛的剪裁技巧，再看看陈列在橱窗里的新款服装，往往被吸引到店中。“培罗蒙”的品牌就这样在沪上响亮起来。

2.“红帮”的活化石：“一针一线”绣品牌

培罗成作为“红帮”最为嫡系的传人，其创始人史利英女士就是认准了红帮裁缝的传统将是中国西服发展的天然基石。1984年，40岁的妇女主任史利英率领19个姐妹，用1000元钱，开办了江六村化纤劳保用品厂，这就是培罗成的前身。第二年，史利英聘请到当时可走向国际的“红帮”：融汇中西洋品牌。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一批上海红帮裁缝师父移居台湾后，他们依靠自己的传统特色，并在传统特色中融入世界最新元素，进而始终独树一帜，声誉远播，辉映了国际服装界。台湾的红帮裁缝大师们，特别重视理论研究，不断地把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国的最新裁缝技术移植到红帮裁缝技术中，让红帮裁缝技术真正与“世界接轨”。红帮传人陈和平先生，是台湾格兰呢绒西服公司董事长，从1992年以来，他通过自身努力，从日本、意大利、英国各自技术中吸取精华，研发了红外线水平量测技术，将手工订制西服推向另一个境界。自2002年以来，在多个国际大赛中屡屡获奖，在2009年第33届世界洋服联盟大会荣获“男装创意设计”最高荣誉奖项，台湾消费者以此为荣，特别为他举办了千人庆祝大会。显然，陈和平先生只是台湾红帮裁缝的一个缩影。我们完全可以想象，由于红帮人追求“精益求精”的内在品质延续，台湾的红帮裁缝技术如同格兰呢绒西服一样正走向“精致”，走向国际，这也许既是而今遍布世界各地的红帮传人值得骄傲的地方，同时也是如何进一步发扬光大红帮文化需要关注的焦点。

（三）坚持诚信效忠民族的精神

民族精神是文化精神的核心与灵魂。简言之，民族精神就是个人对本民族、国家应尽的一种责任或一种义务，它至少应当包括五种普遍的品质：自豪感、荣誉感、忠诚、爱和勇气。“红帮”作为诞生于清末民初的一个裁缝群体，从那个争取民族独立的特殊年代开始，历史背景就决定了“红帮”人必须参与到救国救民的革命行动中，尽到一份爱国爱民的义务。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红帮”人同样以自己的方式积极行动着。我们有理由相信，“红帮”人不仅过去做到了，而且还将会伴随着社会时局的变换把这种民族使命感一直承负下去。以下几个例证，就是老“红帮”人在不同历史时期为民族兴盛而鞠躬尽瘁的典型缩影。

1.王才运家族——尽忠报国的革命先驱

红帮裁缝群体中，以王才运为代表的王氏家族赫赫有名。王才运，1879年生于王淑浦，13岁离家去沪当杂货店学徒。王才运在杂货店三年满师后，恰逢其父王睿谟自日本学做西服返沪。亲属长辈见才运为人机灵，有股钻劲，便叫他改行随父学裁缝，专做西服。王才运很快脱颖而出，不仅技术高人一筹，而且还积累了他后来走上经商道路的“第一桶金”。起初，王才运把做工赚的钱，在上海小马路处租了间店面，办起了一家名为“王荣泰”的西服店。这家店，就是红帮裁缝经营史上一大名店——“荣昌祥”西服店的前身。王才运很有商业头脑，到1916年，“荣昌祥”已经成为当时上海最著名、最完备的呢绒、西服及西服配套产品的大型专业作坊和商店。1919年，王才运以崇高的信誉和“荣昌祥”的品牌，被公推为上海南京路商界联合会会长和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副会长，并担任奉化旅沪同乡会董事。当时，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国家命运岌岌可危。五四运动爆发后，王才运积极投身到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运动中，他领导南京路的商界参加罢市斗争，竭力主张抵制日货。

1926年春，王才运为实现“不买不卖洋货”誓言，他决定弃商归里，把“荣昌祥”交给王宏卿经营。显然，王才运这种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的行动实践，充分展现出了“红帮”人特有的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受王才运言传身教的影响，“荣昌祥”的接任者王宏卿，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毅然决定参与组织生产军服及军需用品支援抗战，并会同亨达钟表行经理莫高明（鄞县人）、侯国华（鄞县人）等人，于1937年在武汉创办了抗战军用专业工厂——华商被服厂，专门生产前线军需用品。在抗战中，华商被服厂成了日军轰炸的重要目标，王宏卿的二弟也因坚守仓库不幸被炸死。王氏家族不惧艰险、出生入死的报国精神，虽然仅仅是个案，但却能把“红帮”人的精神品质彰显无遗。“红帮”先辈们在那特殊的革命年代，挽救民族于水火、保国土而献身躯的伟大风范，值得后人学习发扬。

2.罗蒙集团——用民族精神筑起服装王国

在品牌形象塑造上，对于中国男士究竟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经典时尚呢？当一些企业打着各种各样的洋名称，对自己进行洋包装以示品牌国际化时，罗蒙却认为，真正的国际品牌首先要有其民族性，借民族的英雄形象来树立民族的品牌形象，品牌的附加值就不只是量的增长，而是品牌精神文化的提升。由此，罗蒙聘请在银幕上不断创造中国男人英雄本色的影星濮存昕作为企业品牌形象大使。不仅如此，罗蒙还用行动将报国精神写在了大半个中国，如出资为20余所中小学添置设备，创建了教育实验楼，设立奖学金等，捐款捐物200多万元支援灾区，将一个民族品牌的精神刻在一代青少年和亿万百姓的心坎上。

对于工艺改进，罗蒙牢记东方艺术的真正灵魂，不盲目仿效日本西服，不一味膜拜欧式板型，在中西贯通、精工细作中兢兢业业传播中国服装独特的文化情结和文化理念的品质，最终于1994年以“质量分第一，总分第二”的佳绩摘取“首届中国十大名牌西服”桂冠。当许多厂商大力扩展加工能力时，企业在细分市场中找到灵感：新时期的新概念是高功能的舒适与自然，商业品味与环保意识、自然与人工的平衡。企业组织力量加快科技研究成果向服饰领域的转化，率先研制出绿色时尚产品——无黏合衬西服，这种抛弃化学合成黏合衬，在制作技术上吸收了红帮传统工艺精华，借助现代技术和电脑精工细作的西服新品种，实现了西服制作史上的一场革命。这种环保西服被法国科技质量监督评估委员会推荐为“高质量科技产品”，并被列为“向欧洲市场推荐产品”。罗蒙走向了国际，为国家、为民族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正是凭借这种充满民族精神和文化内涵的品牌，使企业在中国服装百强企业中产值和销售额迅速由80多位跃至第10位，利税总额名列第6位，产品市场占有率名列全国同行第2位。

3.戴祖贻——心系乡民的旅日“红帮大师”

服装界的行内人皆知，如今的“罗蒙”、“培罗成”、“培蒙”、“培罗达”等品牌，都与“培罗蒙”有一定的嫁接关系，“培罗蒙”是上海南京西路的著名西服店，近20年来，从“培罗蒙”衍生出来了如此多的品牌，与“培罗蒙”仅一字之差，大概就是期许对“培罗蒙”的“沾亲带故”，从而为本品牌增光添彩，共享名牌效应。“培罗蒙”的创始人是许达昌，他生于1895年2月，籍贯定海县，祖上行医，信奉基督教。家中兄弟10人，许达昌排行第6。20世纪初，许达昌到上海南京路“王顺昌西服店”学业，约30岁时，他借下南京路西藏路口“新世界”附近街面房，开设许达昌西服店。1932—1933年之间，搬迁至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735号，改店号为“培罗蒙”。“培罗蒙”之名蕴含西洋色彩，吻合风气渐开改弦易辙的时势，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店名，加以培罗蒙的西服精工细作，从此走上了名牌之路，许达昌也逐渐名闻上海滩。

1934年6月24日，培罗蒙店堂来了两位宁波人，一位是年纪十来岁名叫祖贻的男孩，另一位年长的是他的舅舅，舅舅领着祖贻到培罗蒙当学徒，恭恭敬敬拜许达昌为先生。祖贻，姓戴，镇海县霞浦镇戴家（今属宁波市北仑区）人。戴祖贻是培罗蒙的第一个学徒，当时店堂只有绍兴来的沈先生和戴祖贻两个帮手，从早到晚十分忙碌。他时时处处留心许达昌的裁缝诀窍，不懂就问，学了就做，废寝忘食，直到弄懂为止，强烈的求知欲望，使他很快掌握了西服缝制技艺。1948年，许达昌带着几位“红帮”师傅到了香港，先在遮打道的思豪酒店开设培罗蒙，又到雪厂街太子行发展。这时顾客中不仅有外国人，还有许多内地来到香港的老主顾，由于香港物价低于欧美，西服生意热火。翌年12月，戴祖贻取道澳门来到香港，仍旧协助许达昌经营香港培罗蒙。当时，培罗蒙已成为世界五大西服店之一。期间，香港培罗蒙曾为李嘉诚、董浩云（董建华父）、包玉刚和肯尼迪胞弟等制装。

1950年初，许达昌又将业务拓展到日本，在东京千代田区富国大厦设立店面。后因他糖尿病日益严重，加上日本当时医药困难，而富国大厦租用的店面又发生问题，戴祖贻受命于危难之际，便于当年7月由香港搭乘太原轮去日本，几经辗转，于8月初在横滨上岸。经过几年的开店和打造，凭借培罗蒙的名牌效应和戴祖贻的出众技艺，在东京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1969年，名义上归属许达昌所有的日本培罗蒙，将资产全部转让给戴祖贻。戴祖贻没有辜负业师的期望，百丈竿头，更进一尺。到了1990年，新建的东京帝国饭店缤纷开业，60多岁的戴祖贻再次抓住机遇，谋划发展。他仔细分析，帝国饭店是日本的第一饭店，也是全世界的顶级饭店，餐饮、住宿档次数一数二，莅临帝国饭店的宾客，都是日本的皇族及贵族，后来扩大到各国大人物，包括20多个国家大使馆的外交人员，他们的行装都是清一色的高级的西装。

时光流逝，1996年年底，77岁的戴祖贻为培罗蒙奋斗65年，年届退休。照例，戴祖贻已经事业成功，声名卓著，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分别定居香港、日本和美国，收入不菲，完全可以轻轻松松地带带孙子、外孙，享享天伦之乐，过优越安逸的生活。然而，他的人生哲学却不是这样。他对在中国弟妹的10多个孩子，百般关爱，鼓励他（她）们上高等学府，攻读专业，现在这些晚辈们也都遨游商海，成家立业。他对自己的故乡——现宁波市北仑区霞浦镇戴家村，梦萦魂牵，不惜慷慨解囊，造福桑梓。十几年来，年高德劭的戴祖贻，经常出现在他的出生之地，他出资铺了村口300多米长的水泥路，路旁遍植花木；并在村中河漕两旁驳起石勘。出资建立村老年协会；又修复祖堂、祠堂。每次来时，总忘不了为乡亲们送上崭新的针织衣服和一沓沓现金。对邻近的大胡水俞村（其阿姨老家）也一视同仁，送衣送钱送毛毯，照顾老弱，接济病残。他在家乡的山坡上，为父母和岳父母、亡妻修了墓地，带着他的所有儿孙跨洋越海前来祭奠扫墓，叫他（她）们永远怀念老家的山山水水。为庆贺其年轻守寡无儿无女的姨母90寿诞，他设宴招待两村的亲属。当姨母执意要将住房送给戴祖贻时，戴祖贻便将房子捐赠给水俞村，作为村老年活动室。同时，他又嘱咐其做服装及用品生意的儿子、侄子，在上海、苏州、宁波等地投资，扶植地方服装生产，既增加就业机会，又赚取外汇，促进国家建设。这些济世为怀，轻财重义的善举，都深刻反映了红帮人磊落胸怀和高尚情操的民族精神，值得当代大学生好好学习。

（四）坚持诚信担当责任的精神

西学东渐两百多年来，政治领袖和社会精英们在不断地改造着古老中国的思想文化及社会价值观，成功地让社会主流意识不断改头换面。古代中国习惯性地把商业势力排除于社会上层建筑之外，将商人贬为不入流的贱民。而在当代，商人集体却被更多地赋予了社会责任。每有不符群众意愿伤害大众感情的局面发生，社会舆论的风头也直指企业家群体。比如住房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和质量安全问题，等等。尽管“企业如何履行社会责任”对于当代中国还是一个新课题，但是，当欧洲人做到了、美国人也做到了的时候，我们本土商人实质上肩负着“为民族而战”的重任。如果说，在全球化的现代语境下需要这种精神，那么，“红帮”代表王廉方、史利英、陈万丰等佼佼者不愧为经典的实践者。

1.王廉方——一生慷慨济助公益事业

王廉方，江口王溆浦人。他所创办的“裕昌祥”是当年上海南京路6家西服名店（“荣昌祥”、“王兴昌”、“王荣泰”、“王顺泰”、“裕昌祥”、“汇利”）之一。这6家西服店主均来自奉化王溆浦村，上海人称之为“南六户”。“裕昌祥”与“荣昌祥”隔路相望，其规模虽略小于“荣昌祥”，但却有其自己的经营特色。王廉方是当时很有名望的爱国商人，在他的一生中，不少精力放在了新兴产业和社会福利上。先后开设了“大华氧气厂”、“药业银行”、“富华保险公司”等实业。他爱国爱乡，热心慈善事业，急公好义，德高望重，在沪奉两地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他声援纳税华人会。1921年元月，上海公共租界的华人组织华人纳税会，函告公部局，推选5名华董作为顾问，进入工部局就职，以争市民权，体现爱国心。经过半年交涉，进展缓慢，西方列强推三阻四，企图取消华人纳税会章程中的某些条款。以王才运为首的南京路商界联合会团结民众，奋勉催进，王廉方褒贬是非，爱憎分明，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在几次会上与余华龙、倪念先、万选青、费杏庄、王海永等慷慨陈词，就华董顾问就职问题，列论是非曲直，理正词严，痛斥帝国主义，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孤岛”，日寇派飞机疯狂轰炸闸北、南市区，大批难民流连失所，有的死里逃生到租界避难。王廉方与热心人士一起举办难民收容所进行救济。以后又为抗日的十九路军办过伤兵医院，他几次冒着呼啸的子弹，抢救受伤战士，支援衣物食品，鼓励部队抗日。

他资助奉化孤儿院。王廉方羁旅思乡，始终关心奉化的社会公益事业，热情扶持慈善事业。在担任奉化旅沪同乡会会长时，他扶贫济困，乐善好施。又投资鄞奉汽车股份公司，促进家乡交通运输业的发展。1926年4月，奉化在育婴堂基础上创办孤儿院，救助县内困苦颠连的孤儿，教育引导他们以学自立，增进才智。但民生凋敝，又盗贼四起，困难重重，王廉方闻讯带头认捐，一次捐赠310元，后从1930年起，每年资助60元。孤儿院以“忠恕勤俭”为院训，开展勤工俭学，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孤儿成人自立。同时，他又捐款捐田资助家乡的溆浦学堂。

他筹建同业公会、兴办职业学校。1937年，上海市成立了西服业同业公会。王廉方出任公会理事长。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然行业，王廉方走马上任，不管事务纷杂，家业牵累，团结本业同仁，促进西服业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2.史利英——视社会责任为己任

培罗成创建初期，史利英带着同村19个姐妹在4间砖瓦房里用剪刀和脚踏式缝纫机迈出了从“小作坊”到“工业化”的第一步。当时，市场上已经出现了用上现代化机械设备的雅戈尔和杉杉等强大竞争者。但是，史利英作为“红帮”后代，有着一种敢想敢为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基因。最终凭借红帮裁缝大师陆成法的加盟，凭借红帮裁缝技巧的独到之处，通过一针一线的真情服务，用做高档西服的设备，为企业的员工手工定制职业装，挖掘到职业装这个细分市场的金矿，在成熟的产业集群中，发现并建立了自己的“唯一性”，成为打造中国商务职业装的领导者。更值得一提的是，当培罗成面临现代所有企业都举棋难定的困境——要“生产利润”还是“生产幸福”？即企业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问题时，史利英母子果断地以行动来消解了问题的症结，即将企业打造成一个小社会：为职工建造了100多套住宅；办起了职工幼儿园；企业逢五逢十的周年庆给几百号老员工丰厚奖励；职工事无巨细只要求助史利英，均给予解决。据闻史利英的口号是：“员工有困难，就是企业立功的时候”，并且经常劝谕：“办企业的人，要牢记是员工创造了这个企业。”

这种现象在宁波帮的企业里尽管并非个别，而培罗成却是特别典型的一个。可以想象，不管是欧洲人还是美国人，在这样母亲般关照下工作的人，难道还不感到幸福吗？史利英常说：“感恩社会、回报社会是我一辈子的责任。”^[1]“作为管理层，要关心的不是某员工一个人，而必须是与他（她）息息相关的2～3个家人”。成功后的史利英，从未忘记“奉献于社会，造福于人民，回报于社会”，她还把这三句话题写在了《史利英传奇人生》一书上。同样在2009年7月18日，史利英向区慈善总会捐资1000万元，成立了史利英爱心助学奖学基金，帮助鄞州区优秀的贫困大学生渡过难关。这是鄞州区慈善总会迄今为止收到的最大一笔以个人名义捐赠的助学奖学基金。史利英说：“有些学生本来读完大学就能走上社会了，却因经济困难辍学，太可惜了。帮助他们，我义不容辞。”每年，区妇联的贫困母亲救助、爱心午餐以及其他机构开展的慈善活动，史利英不但带头参与，还发动身边的女企业家献爱心。有时她还会约上几个好朋友，谈谈人生哲学，探索如何进一步为社会、为企业、为人民更好地履行应尽的责任。有学者认为，史利英是“经典组织责任的非典型履行”^[2]。的确，史利英领率下的培罗成对组织责任的承担方式很经典，同时有其非典型性，很具特色，和培罗成的红帮传人形象相互彰显，体现了红帮人的优秀特质。浙江各级政府官方网站和浙江在线、《宁波日报》等媒体发布的数据和事例显示：培罗成曾经荣获“2006年度宁波市社会主义事业优秀建设者”、“2004、2005年度福布斯慈善榜”等很多荣誉，但最为人称道的还是它为履行社会责任所做的大量贡献。1995年、1997年、1999年，培罗成集团先后三次出资，建造100多套住宅，解决了员工的住宅问题；每年寒暑假，培罗成集团办公室都会提前发布公告，提示员工可以将子女带到公司，由公司出钱请人照看。1998年，集团捐资50万元，在贵州晴隆县兴建培罗成希望小学，同时捐款160多万元慰问长江特大洪水的灾民；向宁波市团委的“大学生助学计划”提供50万元基金；仅陆信国个人资助的贫困学生几乎可以坐满一个教室；2004年，向中国青年服装时尚周资助50万元；2005年，为帮助当地青年创业发展，以发起人的身份无偿提供资金和场所，与宁波市鄞州区团委开办宁波市鄞州区青年创业协会和青年创业中心，并出任副会长。2003年和2006年，两次携形象代言人赵文暄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捐赠200万元人民币，用于青少年儿童文化教育科技事业和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在获悉著名文学家冯骥才先生在为民间文化的抢救挖掘奋力奔波时，一次性捐资150万元发起成立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出资赞助并参与红帮文化研究。2007年5月27日，培罗成鄞青希望小学在江西九江市彭泽县建成；另外，培罗成在该县投资近亿元的九江英皇制衣有限公司建成。2009年7月18日，宁波培罗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史利英向鄞州区慈善总会捐资1000万元，建立“史利英助学奖学基金”，用于资助鄞州区贫困学子完成学业，以及对优秀学生的奖励，每年用增益收入50万元扶助辖区贫困学子完成学业。综合上述消息，完全可以得出结论，培罗成的社会责任承担方式与路径：厚待员工和谐企业、传播红帮的服装文化、公益事业则偏重于抢救民间文化与青少年教育。保护传统与保护未来并重，成为培罗成履行社会责任的非典型方式，独具个性。

3.陈万丰——公益文化的演绎者

陈万丰，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会员，宁波服装博物馆首任馆长、副研究员。1962年从事文化工作，1986年后任鄞县（现鄞州区）文化管理办公室主任，1997年冬开始筹建中国首家服装博物馆——宁波服装博物馆，倾力研究中国服装史和红帮服装史，撰写了20多篇论文，合编有《宁波服装》、《红帮服装史》等著作。

陈万丰，这位前半生一直从事文化展览事业的专家，自从1997年因工作需要接触宁波的服装文化后，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从筹建宁波服装博物馆开始，一直醉心于宁波服装文化的整理和研究，并且卓有成效。从他的一言一行中，可深深地体会到，自从进入这一领域以后，他的工作生活都同宁波的服装紧紧地连在了一起。通过陈万丰，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宁波地域文化中独特的红帮服装文化。陈万丰对于宁波红帮裁缝的发展历史如数家珍。1997年，筹建中国首家服装博物馆时，陈万丰奉命担起了这一重任，面对当时一没有任何实物资料，二没有专业人才的尴尬局面，陈万丰做起了拼命三郎，他怀揣一张介绍信，手拎一只提包，走南闯北，到全国各大城市追寻红帮裁缝的足迹。一份难得的陈年服装档案或是一件实物资料，都让陈万丰欣喜万分。作为宁波红帮裁缝发祥地的上海，上海档案馆和上海博物馆留存的很多资料和实物都忠实地记录着当年宁波红帮裁缝的辉煌历史。陈万丰就一次次地带着面包在这两个馆内查找资料，并用笔摘抄下来。在宁波服装博物馆里，有一张地图上标示着宁波红帮裁缝当年遍布的20多个城市，这些城市陈万丰也基本上都去过。

经过10年的努力，现在的宁波服装博物馆已拥有丰富的实物和资料。在这些资料里，我们可以细细品味出宁波红帮裁缝的五个“第一”，可以感受红帮裁缝北上北京、天津、哈尔滨、长春、大连，南下厦门、香港，以及西进重庆、青海、西藏，甚至漂洋过海创业国外的闯荡精神。迈步宁波服装博物馆，让人看到的不仅是从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纺织原始服装楔入主题，到先秦，历唐宋元明清直至民国的服饰演变，不仅是以史为序的洞房花烛、五代同堂、织布绣花、裁缝作坊等一个个逝去了的历史场景，更重要的是，博物馆以此为铺垫，浓墨重彩地展示了一个对中国近现代服装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社会群体——宁波红帮裁缝。无疑，这些文化成果的完美演绎，不愧为红帮人“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精神的真实再现。

注释

[1]鄞州区妇联.史利英怀揣感恩，她一路否幸福走来.宁波妇联网，2010-08-31，http：//www.ningbowomen.org.cn/cn/newsd.php？nid=9531.

[2]冯洪江.培罗成服装成功的启示：坚持经典的力量.企业家信息，2008（5）：9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