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开商埠，以开放促发展

20世纪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深化，通商口岸的设立对口岸城市的繁荣及周边经济发展的作用凸显。同时，东南沿海地区与内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北洋政府继承清末“自开商埠”政策，继续在内地增开口岸，并将其作为促进落后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1914年袁世凯宣布将西北地区的归化城、张家口、多伦诺尔、赤峰、洮南及山东龙口开放为商埠，在阐述这些地区开放动机时称“惟是开埠各地均属东南内地，而长城西北建设阙如，商众既日渐凋残，民风亦仍多完闭塞，不亟为通商惠工之外，何以收厚生利用之功”。即试图通过开放改变中国对外开放、现代经济发展过于集中于东南沿海的格局，从而打破西北地区的封闭状态，促进经济的发展。察哈尔省都统诚劭也称:“如果将张家口自开商埠，10年之后，将塞外狼荒，蔚为乐土。”^[13]此后，一系列内地口岸先后开放，见表3-1。

表3-1　北洋时期自开商埠一览表

续表

资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1921年前中国已开商埠》，载于《历史档案》，1984年第2期;张洪祥，《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朱新繁，《中国资本主义之发展》，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

这些口岸的开放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如地处直隶、山西、内蒙古交界的张家口开埠后皮毛出口大增，“天下皮裘经此输往海外，四方皮市经此定价而后交易”^[14]。此外，张家口还是砖茶运销俄国的集散地，产于湖北、湖南的砖茶由山西商人收购运至张家口，再转运恰克图。

当然，在西方列强和封建传统势力的双重压制下，这些自开口岸的近代经济大多并未取得明显的进展。加之这些地区经济基础、地理条件与东南沿海相差甚远，因而这一时期试图以开放促发展的努力实际成效欠佳，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发散性依然极其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