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开商埠，主动开放

甲午战前，一些人从通商口岸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对西方世界的考察中已经认识到开埠通商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意义，他们纷纷主张对外开放，发展对外贸易。如李鸿章在签订中英《烟台条约》时曾谈道:“西洋各国到处准人寄居贸易，而仍日益强盛，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强。”^[25]一些思想家则明确认识到通过自开商埠可以有效抵御列强的侵夺，即所谓“通商御侮”，可护商惠民，增加国民财富。因而出现了自开商埠发展对外贸易的主张。如19世纪80年代思想家陈炽在其《大兴商埠说》一文中称:“反轮舟铁路电报所通之地及中国土产矿金工艺所萃之区，一律由官提款，国买民田，自辟市埠。”此外如王韬也提出应与外商展开竞争，通过对外贸易活动获取利益，增加国家财富。在其《代上广州冯太守书》中称“古之为商仅遍于国中，今之为商必跃乎境外，何则?他国之贩运于我国者踵趾相接也”，“诚能通商于泰西各国，自握其利权，丝茶我载以往，呢布我载以来，至于中国内地，当以小轮船为之转输济运，如是则可收西商之利，而复为我所有，而中国日见其富矣。”^[26]王韬认为:发展工商业，可以使“工匠娴于技艺者得以自食其力，游手好闲之徒得有所归，商富即国富。”即发展工商业可以使国家达到富强。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有深入研究的严复对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大加赞赏，他在《原富》中加的一个按语中说“夫保商之力，昔有过于英国者乎?有外输之奖，有掣还之税，有海运之条例，凡此皆为抵制设也。而足之不以是而加富”，“自斯密氏书出，英人首驰海禁，号曰无遮通商(亦名自由商法)……自此以还，民初各任自然，地产大出，百倍于前，国用日侈富矣”。不过这些思想尚限于少数具有改革意识的人，在社会上还未形成思潮。同时守旧的、坚持封闭的保守派势力始终颇为强大，因而积极开展对外贸易的思想主张并未能转化为政策，落实到实践上。

甲午战后，西方列强在中国展开空前激烈的竞争，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中国更多的利权丧失。同时中国从日本全境对外开放中获得教益。社会上出现了学习日本，大开商埠，以收回利权的思潮。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在其上清帝的一份奏折中称:“窃顷东事大败，割台湾，赔巨万，举国痛之。臣以为此非日本之胜我也，乃吾闭关之自败，而人才之不足用也……日本昔亦闭关也，而早变法，早派游学，以学西欧之政治工艺文学知识，早译其书，而善其治，是以今日之强而胜我也。吾今自救之图，岂有异术哉。”^[27]一些出使海外的官员也多有此类似主张，如出使俄国大臣杨度认为:今之中国，实乃昔之日本，故“东邻之成例可援”。出使日本大臣伍廷芳极力主张效法日本实行全境开放。坚持封闭的保守派势力日微，满族大员端方也认识到继续闭关已非良策，“方今之世，不独门户洞辟，即堂奥腹地亦无不流通，贸易日盛月新，居交通之时代，而为闭塞抵制之谋，诚非策矣。”^[28]

为挽救统治危机，争取保留尽可能多的主权，同时也希望通过增开商埠增加税收，缓解财政压力。清廷于1898年发布上谕，宣布“广开商埠”，“欧洲通例，凡通商口岸，各国均不得侵占，现当海禁洞开，强邻环伺，欲图商务流通，隐杜觊觎，唯有广开口岸一法……著沿江沿边各将军督抚迅速就各省地方悉心筹度，如有形势扼要商贾辅凑之区，可以推广口岸拓展商埠者，即行咨商总理衙门办理。惟须详定节目，不准划作租界，以均利益以保事权。”^[29]即自开商埠的首要目的在于“以夷制夷”。认为开放门户，在通商口岸，可使各国杂居，互相牵制，中国便可“不以兵力保守，而以商务保守”。^[30]此外，自开商埠，还可以吸引外商资本进入，从而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发展实业。在张之洞等人的奏章中多次提到“凡矿务、工商诸利，若不找外国人开辟，中国资本、人才断难兴办”。

根据清廷上谕，1898年中国自行开放了一些商埠，如湖南岳州(今岳阳)、福建三都澳、直隶秦皇岛、江苏吴淞等，这些口岸开放后，不仅带来了贸易的繁荣、实业的发展，而且这些地方的行政主权基本掌握在清政府手中。自开商埠的成功使清政府于1903年再次重申“广开商埠”的政策，“应由各省督抚详细勘察，如有形势扼要，商贾荟萃，可以自开口岸之处，随即奏明办理”。^[31]

此后，清政府又开放了一批通商口岸，如广西南宁、武昌江岸、山东济南、河南郑州等。截至清末，中国自开商埠达19处(见表2-3)。

表2-3　清季自开商埠情况一览表

续表

资料来源:杨天宏，《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12～113页。

清政府对这些自开口岸专门制定管理章程，如《济南自开商埠章程》，规定了中外商人来此贸易所享受的各种优惠待遇、经营活动区域及行业范围。自开商埠，加速了中国对外开放进程，促进了各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的发展。如济南开埠后，大批外商前来收购棉花，刺激了山东及河北两省的棉花生产。商务局还引进推广了美国良种棉，使棉花的单位产量也大幅度提高，贸易量随之上升，济南很快成为中国棉花交易的最大市场。南宁开放后，各大洋行的分支机构相继开办，如英商亚细亚石油公司、英国轮船公司、天和银行等。广东、江西、福建等地的商人也云集南宁，将各地土货经由南宁运销我国香港、越南等地。短短的数年间，南宁成为华南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口岸，从1907年到1911年进出口总额即由1 544 600关两增加到4 700 517关两，五年间增幅达两倍。随着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大部分自开口岸逐渐被纳入了近代商品流通体系之中。如湖南岳州及长沙开埠后，湖南各地与世界市场的联系逐步开始，西方的洋纱、洋布、洋纸、书籍及机器等涌入湖南，湖南的煤炭、铁、铜、棉花、木材及茶籽“输出与长江流域及海外各国者，当有七八百万石。”^[32]岳州对外贸易额增长尤为明显，1900年贸易额为1 438 27两，到1905年增至4 929 28两。^[33]昆明开埠前，由于其“地处极边，外来商贾，本属无多”。开埠通商后，中外商人纷纷涌入，到1907年，昆明商业行帮已多达59个，仅百户以上的大行帮拥有的店铺即达6 127个。

贸易的繁荣也带来了开放市镇及其周围地区工商业的发展，济南开放后政府投资修筑马路、沟渠、开井泉、植树、设立市场及相应的管理机构。1905年电灯照明遍布全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使投资环境大为改善，中外企业纷纷设立，促进了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开埠前济南仅有一家官办的近代企业——山东机器局，从开埠到辛亥革命前，新设立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企业近40家。^[34]昆明开埠前也仅有云南机器局和云南矿务局两家官办近代企业，1905年开放后，在短短五年间新增企业达20余家。武昌开放前，有洋务企业4家，1900年开埠后，到辛亥革命前新增近代企业18家。福建三都澳，开放前仅是一个只有十多间房屋的村落，1899年开埠后，面貌大为改观，数年间修建海关办公楼、海关宿舍、银行、20余家商店，1902年正式设立了邮局，1905年敷设了电缆，开通了与福州间的电讯交通、新式学校也次第开办，时人评说“这个新拓口岸像凤凰一样从海上出现了”。^[35]

自开口岸与约开口岸相比，无论区位优势还是经济基础都要落后的多，因而其在联系中国市场上的作用有限，多数自开口岸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逐渐成为沿海通商口岸与内地市场的中介，即反只充当了洋货分销和土货出口的集散地。但对外开放后，这些地区毕竟出现了近代化气象，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