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织学习(Organization Learning)的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就已开始,1978年,组织学习研究领域公认的最具代表性人物阿吉瑞斯(Argyris)和熊恩(Schon)出版著作《组织学习:行动的视角》,标志着组织学习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组织学习理论被认为是管理理论的一大变革,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随着研究的深入,组织学习领域逐渐发展成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在实践上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技术和方法。对于“组织学习”的内涵,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组织学习”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如马池(March)和西蒙(Simon)认为组织学习即指组织对外部环境的适应[1],阿吉瑞斯和熊恩则在其文中将组织学习定义为发现错误并通过重新建构组织“行为理论”(Theories in Use)而改正错误的过程,该过程包括修正组织的规范、政策和目标,其中“行为理论”指人们行为背后的尚未被意识到的假设[2]。爱德蒙德森(A.Edmondson)分析和综合了不同领域对组织学习的定义,认为组织学习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组织成员积极应用资料(即与组织相关的信息)来规划组织行为,以提高组织环境持续适应性的过程[3]。对于组织学习的定义,不同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如学习扩散、知识管理、环境适应性、过程、结果等方面来界定[4],始终难有一个确切的定论,但我们从这些概念中可知,组织学习是一个兼具个体化与组织化双重作用机制的过程,这一过程只能通过个人学习来完成,但个人学习仅为组织学习的基础和前提,个人学习必须上升到组织层面,在组织中传播并与其他组织成员分享,才能成为组织学习。组织学习的最大特点是以一个共享的知识基础为中心,组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建立内部网络,消除内部知识交流的障碍,突破传统的组织边界和部门隔阂加强沟通和交流,组织内部形成相互学习的氛围,学习对象可以是员工、管理人员或者一线岗位、职能部门,一切成功的行为都可以成为组织学习的典范。因此,我们认为,组织学习超越了一个组织内部个人学习的简单机械相加,它将组织视为与个体一样经历自然演进的生物“活体”,组织成员在共同目标和理想指导下,通过观察、认知、交流,采取一致行动来获取和应用知识和信息能量,使组织作为一个生命体具有不断自我延续的遗传机制,同时具有持续改进的演化动力机制。
图12-1 三种类型的组织学习
学者们不同的研究视角导致了组织学习定义的差异,同样也使组织学习类型的划分有所不同,阿吉瑞斯(Argyris)和熊恩(Schon)将组织学习分为单回路学习、双回路学习与再学习[5],贝里斯(Bennis)和那努斯(Nanus)将组织学习分为维持学习与创新学习[6],彼得·圣吉(Peter M. Senge)将组织学习分为适应性学习、创造性学习,斯奈尔(Snell)和查科(Chak)将组织学习分为单回路学习、双回路学习、三回路学习[7],分类方法有很多,在此不一一赘述,从这些分类上,可以看出其在本质上并无太大差异,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三类(如图12-1):①“单回路学习”,即“知道如何做”,是一种维持学习,主要是用来发现并纠正错误,也常称为适应性学习;②“双回路学习”,即“知道为何这样做”,是对自己(个体或组织)行为的正确与否进行反思,实质上就是改变认知模式,也称为创造性学习或重构性学习;③“再学习”或“次级学习”,是学习如何检查自己的学习并进行探索式学习的过程,也成为过程学习或三回路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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