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概念与译者诠释

（二）核心概念与译者诠释

如果说译者由于身处不同的时代而使译作的遣词造句有所差异，那么译者殊异的文化背景、地域差异亦会导致概念翻译上的偏差。倘若我们以诠释学的视角来审视译者身处的社会情景与译本核心概念之间的关系，那么研究柯林武德史学思想的传播史与接受史将会涉及到知识社会学的研究，为此，我们仍可以《历史的观念》为例，选取“商务馆译本”与“陈明福的译本”作点比照研究：

①R.G.Collingwood，The Idea of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

从上述表格中，我们会发现两个译本在处理某些词汇时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表明了译者对原本的不同解释。诚然，这些词的翻译并不止于语言本身，更关乎译者对文本思想内涵的理解。在论及语法学家研究词汇时，柯林武德语寓讥讽的口吻谈到“语法学家并非一种研究语言实际结构的科学家，他是一种屠户（butcher），他将语言的有机组织转变成可供售卖且适合食用的肉块”；⁽³⁷⁾由此，译文词汇的比照更多基于诠释学的考量。

（1）mind的翻译：mind是个内涵与外延颇具弹性的词，从中文找出准确的对应词并非易事。“商务馆译本”偶尔将其译为“精神”（有关黑格尔、赫尔德的章节），大部分把它译成“心灵”且等同于德文词Geist，而Geist词一般释义成“灵魂”、“精神”、“思想”、“才智”或“幽灵”等。“陈明福的译本”径直将其译成“心智”或“心”。既然“心灵”与“理智”、“知性”、“灵魂”、“精神”等词存在意义上的重叠，相较而言，将mind译为“心灵”具有怎样的优势呢？事实上，“‘心灵’这个词比其他词稍微中立一些，因此更少引起偏见”，譬如“理性”和“理智”蕴涵了感觉与思想的明确区分，“灵魂”或“精神”往往指“一种实体性的和非物质的存在模式”。⁽³⁸⁾此外，柯林武德赋予了mind多重内涵，往往与“重演”（re‐act）一词相关。显然，这里的mind包括历史学家的理性思考或理性地重建历史行动者所身处的“局势”。Mind在对应nature时，柯林武德又将mind理解成某种抽象的精神或饱含情感与想象要素的灵魂。

（2）Idealist/idealism的翻译：同样，Idealist/idealism也是个极其复杂的词儿，两词可追溯到希腊文idea，译作to see（观看、理解），其蕴涵覆盖了appearance（表象）、form（形式）、type（类型）以及model（模型）等词汇。据雷蒙·威廉斯的分析，idealism和idealist的哲学意涵源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一般将前者译为“唯心论”，表示一种借想象赋予某种对象或客体以某些特质的意识。随着新动词idealize的出现，idealism和idealist的意涵被扩大并隐含了“虚妄、不切实际”等负面内涵，常常被译为“理想主义”或“理想主义者”。20世纪后，这个词被延伸到与realism（现实主义）、practical（实际的、实用的）相对的内涵。⁽³⁹⁾实际上，在处理“idealism”时，两译本并未直接将它译成与“唯物主义”相对的“唯心主义”，从而规避了该术语所隐含的社会派系特性。“商务馆译本”指出“本书中的idealism一词，通常中译名作‘唯心主义’，但此词另有一个内涵是‘理想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书中用idealism和它的形容词idealistic，系与‘实证主义’（以及‘实用主义’）相对而言，所以我们均译作‘理想主义’。只有少数情况，当它是与‘唯物主义’相对而言的时候，则译作‘唯心主义’”。⁽⁴⁰⁾“陈明福的译本”则将其译为“观念论或观念论者”，这与陈明福译reality一词颇为相关，他把该词译为“实在”、“实在体”，前种译法遵从了西洋哲学的传统内涵，后种译法指“亟待认知的真实事件本身”。⁽⁴¹⁾显然，这种关键词的释义颇能阐述两种译本的理解路数，甚至可体察到两种译文的苦心孤诣。

（3）两译本在译法上存在较大差别的词汇有：conception of history、law of nature以及historical matters等，这些不同译法源于对conception与law不同的理解。“陈明福的译本”从字面意义上将它们各自译为“历史概念”与“自然法则”，这种直译避免了历史学是否存在规律的追问；相反，“商务馆译本”带有特定时期“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子，译者何兆武也曾参与康恩《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一书的翻译工作。⁽⁴²⁾此外，20世纪80年代之后，“史学概论”这门课渐渐成为高校的主干课程，并由此引发了史学理论研究者探讨“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⁴³⁾进而conception of history和law of nature各自被译成“历史观”、“自然规律”实属必然，同时也折射了当时史学理论界所关心的问题。⁽⁴⁴⁾当然，作为新黑格尔主义学派的代表人，柯林武德主要致力于厘清精神与物质、历史与自然之间的差别，批判那种把历史学沦为自然科学的学徒的实证主义，故他会对历史过程与自然过程进行明确区分，这种区分表明历史学在研究方法论有别于自然科学，毋宁说是一门类似于移情理解的精神科学或人文学科。显然，“商务馆译本”的这种译法是原本与译者之间思想交锋的产物，代表了一种诠释学的理解取向。此外，两译本在翻译Historical matters时也存在差异，“历史问题”更多偏向认识主体，既指认识主体的假设又包括认识客体；“历史事件”则往往表示一种实际发生的客体，更多是指一种认识结果。当然，这一概念的翻译涉及到knowledge的理解，“陈明福的译本”将knowledge译解成“心智（主体）面对客体时所产生的思想活动”，在强调主客交会的过程时，译为“认知”；就认知结果而言，该词被译为“知识”。⁽⁴⁵⁾显然，这些词义翻译上的不同，表现了译者对柯林武德史学思想的不同理解。

（4）Illuminist的翻译，illuminist来源于拉丁语illuminare，该词是由前缀in与词根luminare构成，词根lumen、lumin衍生出英文词light，释义为“光、光明”、进而illuminare可译为“照亮、照明”，引申出“理解、澄清”等词义。此外，illuminism指一种信仰体系，即信徒宣称他的精神被照亮或经历了精神的启蒙，该词主要与秘密社会相关，其仪式规制是在希腊化世界秘密教派之后所定型的，罗马帝国在统治宗教及其文化时，光照教派多盛行于地中海沿岸和近东地区。⁽⁴⁶⁾由此，“陈明福的译本”将illuminist径直译成“启蒙”，这虽然让人联想到enlightenment一词，不过后者强调了过多的理性成分，与柯林武德欲凸显的宗教要素存有隔阂。“商务馆译本”并未将其直接译为“启蒙”，而是选取字面义译成“启明主义”，这一译法传达了柯林武德对唯精确科学是从的批判态度，因为18世纪的科学家与基督教神学之间存在着至深的亲缘关系。另外，justify若依字面义译成“证明……为正当，为……辩护”，强调了论证的过程，偏向了证明者；译为“证成”则表明了某个信念被人接受或被说服，强调了论证的效用，同时“证成”也贴近名词justification的本义，台湾哲学翻译界也存在先例。⁽⁴⁷⁾

上表列举的词汇虽然并未涵括两译本中所有不同的词项，不过，两译本不同译法却表明他们各自不同的接受过程，这种翻译性阐释将影响到中文阅读者。由此，接受史研究也需考虑到文本和文本的阐释者。就信息接受而言，译本研究者既要考虑到译者的翻译和阐释的过程，又要认识到读者接受和批评的过程。尤其读者具有多重的阅读结构：其一，读者直接阅读原著撇开译著，形成直接接受信息的方式，读者与译者处于相同地位；其二，读者直接阅读译著放弃原著，形成间接接受信息的方式，译者处于支配地位；其三，读者既读原著又读译著，形成辩证地接受信息的方式，读者变成译著的批评者。由此，思想的接受史研究有必要辨识由原著、作者、译者和读者诸要素形成的网状结构，这种网状结构既召唤了逝去的历史经验和特定社会的思想情境，又融合了作者、译者与读者各自不同的理解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