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渊源

发展经济学家在研究发展经济学的过程中继承了自古典到现代西方经济学各种流派的有关经济发展的主要思想，但人们一般从古典经济学中追寻有关经济发展思想的理论渊源。因为古典经济学产生的时代正是现在的发达国家处于不发达的时期，其经济发展水平类似于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所以，那时提出的一些理论就成为当今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渊源。而给当代经济发展理论启示最多的是古典学派，主要包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阿弗里德·马歇尔和阿林·杨格等古典经济学家。

(一)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斯密的增长理论包括以下几个要点。

经济增长表现为国民财富的增长。所谓国民财富，按斯密的定义，即“构成一国全部劳动年产物的一切商品”。显然，这一定义具有现代经济学通用的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含义。

国民财富的增长取决于两个条件，即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从事生产性劳动人数的多寡。^[1]这一思想也许说不上深刻，但斯密进一步指出，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是分工，从事生产性劳动人数的多寡则和人口的增!有关，更取决于资本的丰歉。这样，斯密就把经济增长和分工、人口数量以及资本积累联系起来了。^[2]

分工之所以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需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和缩减劳动的机器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

人口数量的增加会引起劳动数量的增加，从而引起经济增长，这是十分显然的道理。除此之外，斯密指出，人口数量对分工也有影响。劳动分工的好处依赖于需求集中的程度，需求集中的程度受人口数量的制约。斯密同时也注意到了人口质量以及与此相关的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无论是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量，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都有增加资本的必要”。^[3]资本积累因此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资本如何增加呢?斯密认为，资本增加，由于节俭;资本减少，由于奢侈和妄为。

斯密还认为资本的用途，或者说投资方向，对国民财富的增进速度有很大影响。他指出，投在农业上的部分愈大，所推动的国内的生产性劳动量也愈大，同时，对社会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也愈大。除了农业，当推制造业。投在出口贸易上的资本，在三者中，效果最小。

如果就国内贸易、消费品国外贸易、运送贸易这三种贸易来比较的话，斯密认为，“与投在消费品国外贸易上的等量资本比较，投在国内贸易上的资本，所维持和鼓励的本国生产性劳动量，一般较大，所增加的本国年生产物价值，一般也较大。但投在消费品国外贸易上的资本，与投在运送贸易上的等量资本比较，在这两方面，都提供了更大的利益”。因此，应当首先把资本倾注到最有利的部门，一直到注满为止，然后资本溢出，注入次有利的部门，又一直到注满为止，如此次第配置下去。

斯密还论证了国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他看来，国际分工通过自由贸易能促进各国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对外贸易可以使一国的剩余产品实现其价值，从而鼓励人们去改进劳动生产力，努力增加其产量，使国民财富和收入都有所增加。同时，国外贸易还增进了消费者的利益，从而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基于这些观点，斯密成为自由贸易的热心鼓吹者和贸易限制的坚定反对者。

斯密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财富是不能迅速增长的，并分析了原因。他认为，有以下几种因素阻碍了财富的增长。第一，分工不开展。“未开化的野蛮民族，不知道分工的效果。而一个继续从事多种工作的人，要经过很久才能生产出比维持每日生活所需要的多一点的东西。”第二，没有资本积累和机器发明。“在古代社会……没有资本，所以不能有机器的发明”，“不可能发明机器来减轻工作的困难”。第三，经济制度扼杀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用奴隶从事耕作是不好的办法。奴隶只是由于害怕责罚才去劳动，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动机。”工商业进展的疲缓，也是由于同样性质的原因。在封建专制政体下，没有什么能防止地主剥削佃户和随意提高地租，这使佃户的积极性大大减低。第四，政府的压迫和残暴。这又包括:(1)由于政府的性质，内战外战频繁。“就富裕的增进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大的阻碍了。”(2)政府的妄为，“差不多所有国家都实行过许多错误的政策，使农业的发展受到阻碍”。(3)政府的横征暴敛，苛捐杂税。第五，独占的因素。一切专利和公司独占权利，都使货价升涨，售量减少。货物的制造受到阻碍，劳动分工也不能尽量发挥。第六，其他因素，如交通的不便、市场狭小等。

斯密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才能确保个人利益的充分实现，使经济发展具有足够的动力。“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通过“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自然权利体系和完全自由的贸易将使一个资本得到最佳利用，创造资本积累的理想条件，并实现经济增长。

在这样一种经济体系中，政府只需有三项职能:“第一，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其不受社会上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其公共设施……这些事业或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4]

经济增长的前景，在斯密那里，可能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国民财富增长迅速，劳动工资高，资本利润也高，这是进步状态，当时北美经济正处于这种状态;第二种是国民财富萎缩，从而劳动工资低，而资本利润高，这是退步状态，斯密举出了孟加拉国的例子;第三种是静止状态，国民财富停滞不增，劳动工资低，资本利润也低。斯密认为，“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但似乎还未曾退步”。但斯密并不认为中国就一定会停滞下去或退步，“若易以其他法制，那么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5]。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佩服斯密的预见能力。

(二)大卫·李嘉图

李嘉图对经济增长的看法和斯密有很多共同之处。和斯密一样，他也认为经济增长表现为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也认为社会财富的增长取决于劳动数量的扩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认为资本积累的扩大是国民财富增长的根本原因。和斯密一样，他也主张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与斯密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他对报酬递减规律的强调。他认为，由于土地的数量有限，质量不同，农业生产的报酬是递减的，而这将对国民经济增长起约束作用。^[6]虽然生产技术的创新和进步可能抵消或延缓报酬递减趋势，但在所有的土地都被耕种之后，经济增长将逐渐放慢，最终进入停滞状态。第二，在对外贸易方面，李嘉图在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上提出了国际贸易的比较成本理论^[7]，他还根据自己的理论体系多方面论证了自由贸易给一国带来的利益。

(三)托马斯·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在他的成名作《人口理论》中提出了颇有影响的经济增长理论。他一方面分析了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指出增长的人口是经济繁荣的一种结果，而继续增长的人口又是经济发展的重大约束;另一方面又讨论了技术不变条件下，农业生产中的报酬递减现象与消费不足引起的经济停滞问题。马尔萨斯的悲观增长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新马尔萨斯主义把土地数量和质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扩展到整个自然资源，并接受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的假设，增加了环境污染等限制因素，提出了“增长极限论”等。

(四)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对经济增长的论述对后来的发展经济学也有很大影响。他集中分析了经济增长对投入要素价格的影响，把人口增长、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逐个地作为变化条件来考察投入要素价格的变化。穆勒在分析经济增长问题时，更为关注的是经济增长利益的分配和人们福利的改善。他强调在增长的同时要解决收入分配平等问题。他认为生产规律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它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它不依社会制度而改变。而分配规律则完全不同，它取决于社会和法律的习惯，是由人的意志决定的，故是可以改变的。^[8]穆勒的这一思想是发展经济学家提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解决收入和分配不平等问题的理论基础。他把生产要素概括为:资本、劳动、技术和自然资源，并分析了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这四大生产要素至今仍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他的代表作是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或称《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部作品进行了西方学说史上的第一次大综合，在很长时期内被英国经济学界称为“无可置辩的圣经”，成为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材，直至1890年被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所取代。^[9]

(五)阿弗里德·马歇尔

马歇尔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认为经济变化不是突变的，而是通过边际调节来推进的。边际调节反映在价格机制上，因此市场价格机制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好机制。经济发展过程是和谐的，累积的，以自动均衡机制为基础的。自动均衡机制会保证各阶层收入主体从发展中普遍得到好处。工业方面的报酬递增趋势会逐渐压倒农业方面的报酬递减趋势，因而持续增长是可能的。经济发展的利益会自动地逐步扩散到社会全体。这些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他还分析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各个因素，并研究了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性。他形象地说:“依靠教育投资，许多原来会默默无闻而死的人就能获得发挥他们的潜在能力所需要的开端。而且，一个伟大的工业天才的经济价值，足以抵偿整个城市的教育费用。”^[10]

(六)阿林·杨格

劳动分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做了深入的阐述。斯密指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11]斯密举例说，一个鞋匠一年可制造300多双鞋，但其家人一年也许不会穿坏6双。所以，他至少要有50家像他家人那样的顾客。如果分工要进一步扩大，一个雇佣100人的工厂也许可以为5000～10000个家庭生产。这样的工厂只能在运输设备可以满足广泛分销商品的需要的前提下才能存在。^[12]斯密的这一思想——“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被后人称为斯密定理。斯密的市场范围主要是地理范围和人口规模，因此在他的论述中，运输业的发展就成了一个决定性因素。

1928年，美国经济学家阿林·杨格(A.Young)发表了《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一文，^[13]修正并发展了斯密的论断。杨格指出，分工使一组复杂的过程转化为相继完成的简单过程，其中某些过程终于导致机器的采用。在使用机器、采用迂回生产方法时，分工进一步得到发展，但从经济角度看分工又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例如是否值得建立制造铁锤的工厂或生产汽车零部件的工厂，取决于市场需要多少钉子，能够出售多少汽车。杨格进一步论证了迂回生产、报酬递增和市场范围的关系。表现为报酬递增的经济主要是那些生产的资本化或采取迂回生产方法的经济。迂回方法的经济比其他形式的劳动分工更多地取决于市场规模。市场在广义上是与商贸活动联系在一起的生产活动的总和，因而它必然形成某种平衡，不同的生产活动必须是成比例的。

根据这种广义的市场概念，斯密定理可以改写为: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这并不是同义反复，这意味着不断战胜走向经济均衡的力量的反作用力，在现代经济体制的结构中，比我们通常的理解更广泛、更根深蒂固的变化是累积的，以累进的方式自我繁殖。产业间分工是报酬递增的媒介。产业间分工不仅可以充分发挥资本化生产方式的优势，而且还可以发挥其他一些不依赖于技术变化的优势，如更高程度的管理专业化，改善产业经营的地理分布，等等。杨格的结论是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中，影响经济进步的因素要到影响劳动分工的因素中去查找。

杨格的理论对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早期发展经济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杨格的论文给保罗·罗森斯坦-罗丹的《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工业化的若干问题》打上了深深烙印;罗格纳·纳克斯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是以杨格的“贫困的恶性循环”为开篇展开讨论的;纲纳·缪达尔在《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地区》中所提出的地区或国际间的“循环累积因果原理”理论实际上是杨格思想的翻版。西奥多·舒尔茨对杨格的思想推崇备至，并在《为实现收益递增进行的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中发展了杨格的理论。总之，杨格的理论对后来经济理论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以上，我们有选择地叙述了经济思想史上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经济发展思想。这些思想中有许多真知灼见，对于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的建设、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决策有重大意义。毫无疑问，这些思想也有着各种各样的局限性。在这里，我们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一一列举这些局限性。只想指出一点:在这些思想形成和流行时，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尚未凸显出来，虽然发达与不发达的分野早已存在，但许多不发达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作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还不可能出现。因此，这些早期发展思想实际上研究的是发达国家本身的增长问题，它们没有关注在已经存在一批发达国家的历史背景下，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