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主罗伯特·默顿·索洛

罗伯特·默顿·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

(1924年～ )美国　马萨诸塞州剑桥市　麻省理工学院

索洛创造了一个理论架构,该架构可以用于从定量和理论的角度来讨论促进经济增长的各个要素,也可以用于从实证上度量不同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瑞典皇家科学院

1987年10月2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于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以表彰他在研究产生经济增长与福利增加的因素方面所做出的特殊贡献。索洛在1956年提出了一个用以说明存量的增加是如何使人均产值增长的数学方程式,它可用来衡量各种生产因素对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根据这一方程式,国民经济最终会达到这样一种发展阶段:在那个阶段以后,经济增长将只取决于技术的进步,而不是依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诺贝尔奖金委员会主席林德贝克认为,正是索洛的理论,使工业国家愿意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大学和科学研究事业,而大学和科研机构是促使经济发展的“突击队”。

一、生平简介^[1]

罗伯特·索洛于1924年8月23日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犹太家庭,是三个孩子中最年长的。他的父母都是移民的后代,生活迫使他们不得不在中学毕业之后就去谋生。因此在他的家庭中只有索洛这一代的兄弟姐妹们才有可能上大学。索洛在纽约市的临近公立学校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学校,他学习成绩优良。当时有一位优秀的老师指导他学习19世纪法国和俄国的作品。由于他的成绩很好,得到了一笔哈佛大学的奖学金。

索洛对经济学的系统学习纯属偶然。虽然孩提时代对经济萧条现象的观察使他对社会问题产生了一些兴趣,但他于1940年9月进入哈佛大学时还是打算学习生物学和植物学。但是不久他就发现,这些学科并不合他的心意。在他最后确定学习计划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1942年,他加入美国军队,服役于南非、西西里岛和意大利的信号队。他自始至终参加了在意大利的战争,一直到1945年8月退役为止。三年兵役生活锻炼了索洛成熟的性格。他发现自己是一个亲密无间的团队的一部分,这个团队的队员们做着十分艰苦的工作,却彼此忠诚,领导他的是他所知的最优秀人物之一,从不丧失幽默和礼貌。从其身上,索洛学到了很多。

1945年重返哈佛大学后,索洛仍无法确定自己的学习方向,这时他已经与一个“在战时互通信件的笔友”结婚。最后,在他那刚刚获取了经济学学位的妻子的建议下,他开始涉足于经济专业,并发现自己喜欢它。列昂惕夫成为他的导师。索洛承认,从列昂惕夫身上,他了解到经济学不是一门大杂烩,而是一门建立在极严谨的理论与实证架构上的科学。

在接下来的好几年,他都在列昂惕夫的指导下工作。可以说,是列昂惕夫引导他走向了经济学者之路。作为研究助理,他计算出了投入产出模型的第一组资本系数。在哈佛的日子里,索洛对统计和概率模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从社会关系学系的弗雷德里克·莫斯特勒(Frederick Mosteller)身上学到了很多。

然而,当时的哈佛统计学教学并不规范,所以在弗雷德里克的建议下,索洛于1949～ 1950年去哥伦比亚大学听了一学年的课,在那里,他从瓦德、伍弗罗兹以及安德生等教授那里,学到了详尽的统计理论。同时,索洛还在写博士论文,探索将相互作用的马尔科夫过程应用于就业、失业及工资率、模拟工资收入数额的分布(这篇博士论文赢得哈佛的魏尔斯奖,奖金是以1951年的币值计算的500美元,而且交出论文手槁,即可出版成书。可是索洛却一直没这样做,主要是因为索洛觉得他的论文应该还可更好,但一直没有找到时间修正)。

索洛于1947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49年获得硕士学位,1951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从1949年起,索洛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1950年任经济暨社会科学系的统计学助理教授,1954年升为教授。这所高等学府的经济系是美国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1970年)保罗·A.萨缪尔森创建的。索洛说道:“如果有谁放弃每天与萨缪尔森坐而论道,为了金钱去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个傻子。”

在麻省理工学院他主要讲授统计和计量经济学,且做定期演讲。据索洛自己回忆,刚开始时,他完全打算使职业生涯按照这些思路,但它没有变成这样,可能是环境上的原因。索洛和萨缪尔森的办公室是挨着的,因此近40年来,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对话,包括经济、政治等,而这成为索洛职业生涯中一个不可估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他的兴趣逐渐转向宏观经济。索洛和萨缪尔森一起创造出许多里程碑式的理论:冯·诺依曼增长理论(1953年)、资本理论(1956年)、线性规划(1958 年)和菲利普斯曲线(1960年)。

另外,索洛还曾于1963～ 1964年应英国剑桥大学之聘,出任马歇尔讲座的讲师;1968～ 1969年被聘为牛津大学伊斯曼讲座教授。

作为一名职业经济学家,索洛将重点放在了促进对经济增长机制的研究工作上。他由于在这方面的研究成就而获得了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除此之外,他还获得了人称“小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和经验调查者,他曾给一些旧问题提供了新答案。但是,无论是他所分析的内容还是与之相适合的模式都绝不是“灰暗”的。

索洛除了做教授外,还在学术界和政界任职,他1975～ 1980年担任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董事,后出任该银行董事会主席。在肯尼迪总统任内,任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在约翰逊总统任内,任收入委员会主席。1968年任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 1979年任会长。布什政府上任以后接二连三通过巨额减税法案,并表示希望以此来振兴美国经济,索洛曾与斯蒂格列茨等十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联名抨击布什政策。

索洛不仅在学术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非常热爱教学、热爱学生。他曾说,如果我不管那些学生,我可以多发四分之一的学术论文,但我从来不后悔。索洛自称平生最满意两件事:一是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执教50年;二是幸福温馨的家庭生活。

二、学术贡献

罗伯特·索洛是增长经济学理论领域内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索洛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1)长期增长理论,他在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基础上,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特别是增长过程中的均衡条件、动态效率、单位资本收入增长的原因与不可再生资源的作用;(2)宏观经济理论,具体探讨了市场不能出清的原因、失业的性质及其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存量与流量的作用、资本与利率理论。

1.关于新古典增长理论^[2]

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较为系统的研究是从哈罗德和多马开始的。20世纪50年代的宏观经济学中,增长率的观念并不被重视。“在经济理论中经济增长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它好像总是在附近徘徊,但却很难被邀请出来。它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被当成一种事后思考。”哈罗德对于增长的看法,无论在概念的内涵方面还是在实施的细节方面都是典型的凯恩斯式的。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发展学派突出了提高储蓄率的必要性。在这个过程中,它们都反映了当时经济学的要旨。罗斯特和赖维斯把提高储蓄率当作经济由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关键。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出现,起到了破除资本积累被夸大了的作用。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是以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和丹尼森研究的美国的经济增长为代表的,其理论占据统治地位近30年。该理论以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经济(隐含规模收益不变)和外生技术进步及其收益不变为其理论假设。索洛模型认为,当外生的技术以固定比率增长时,经济将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增长;而当外生技术水平固定不变时,经济将趋于停滞,投资仅能补偿固定资产折旧和装备新工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丹尼森等人通过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证实和巩固了索洛的观点。正因为该模型强调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绝对性作用,故被称为“技术决定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假设是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各国没有技术水平的差别。因此,各国有很强的使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率趋于一致的倾向。而事实正与之相反,这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无法解释的地方。

早期哈罗德—多马模型与新古典模型的共同点是,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第三个因素——技术进步,是外在决定的、偶然、无成本的资源。在1957年索洛的著作中,技术进步被看成是增长模型中的主要决定因素。

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居于主导地位的增长理论,是以索洛的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在索洛1956年提出的模型中,生产的投入要素只有资本和劳动。他的模型唯一的自变量是人均资本。索洛在1957年提出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方法,并应用这一方法检验他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时发现: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只能解释12.5%左右的产出,另外87.5%的产出无法用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来解释。于是,索洛用外生的(即不是由经济过程本身决定的)技术进步对那部分不是来自劳动和资本投入的产出“余数”做了说明。由于索洛的这种做法不能令人满意,几十年来一直有经济学家试图把索洛余数内生化。其中,引人瞩目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罗默和英国经济学家斯考特等人的研究,这使得经济增长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

2.关于宏观经济理论^[3]

对于宏观经济理论,索洛的工作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20世纪60年代关于资本的两个剑桥之争中的辩护作用。在这场理论争论中,索洛的作用在于强调了使用总量生产函数的计量工作的重要性。新古典学派的价值理论、生产理论与分配理论中至少有三种便于利用的形式:总量生产函数、利润率理论与一般均衡模型。对于总量生产函数的效用,琼·罗宾逊曾进行了彻底的否定,索洛等人则对此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总量生产函数形式虽然并非智力上最高雅或说最严格的形式,但它却是最有说服力的。其重要性在于,它在经验工作和理论分析中都占有中心的地位。在经验工作中,总量生产函数可以用来估计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在理论分析中,总量生产函数可以用来解释以“劳力”和“资本”投入代表的(总的)产出水平,并且通过边际生产力理论来解释收入的分配水平。索洛说,虽然这种总体分析因涉及资本的计算等而存在着一些问题,但“人们至少可以希望总体分析给出了进行更加详细分析所需的某些概念”。

第二,关于通货膨胀与物价之间的关系,萨缪尔森和索洛用菲利普斯曲线(P曲线)考察了美国的状况,并基于此分析了它对反通货膨胀政策的意义。他们根据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统计资料计算出,美国的P曲线表现为5%～ 6%的失业率,大概要求使工资的提高不超过美国经济中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此外,他们还考察了通货膨胀预期问题:如果经济运行到高就业水平,通货膨胀预期将下降,从而使P曲线下移。但这种考察是极为初步的。

第三,在就业理论方面,索洛基于对市场不能清除原因的考察,从经济学方面总结到,在经济学方面,看来假定经济主体在其所受约束条件下做的尽可能好这是合理的,问题是传统的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是不合理的。在劳动市场上,参与者一边是企业,另一边是作为个体的工人、组织起来的工会与非正式组织起来的劳动者集体。若假定每个经济主体都感觉到在工资和工资制定过程中来源于社会习惯的较大约束,那么,工资率的比率在目标函数中将出现在劳动一边;如果工人的现在的或将来的行为取决于他们对工资水平是公平的感觉,那么,出现在生产函数中的工资率将约束厂商。如果作为个体的工人的效用函数相当常规地依赖于现期收入,那么个体工人之劳动集体的加总目标函数可能更为合理的是工资的效用与失业时所获得的效用的加权平均数,在这里,权数等于就业和失业的比率。这种目标函数如上所述包括工资与就业量两个变量,它有一有趣的性质:工资率与就业量之间的边际替代率,能够非常灵敏的依赖于失业救济金的大小。

第四,索洛对市场均衡做了探索。训练有素的经济学者不都该知道“市场会结清”吗?难道还有其他值得一提的可能吗?索洛承认,在1962年的《经济报告书》中并没有对这个观点提出充分的反驳。毕竟,它是写给社会大众看的,而不是写给其他经济学者看的。对前述的问题,有两种可能的解答。一种是凯恩斯本人的观点:一个经济体系即使存在普遍非自愿性失业以及生产能量未充分利用的情况,依然能达到总体的“均衡”。这种均衡并不是瓦尔拉斯式的均衡,也就是所有的市场都达到结清的地步,但是整个经济态势依旧是达到了均衡,因为并没有来自内在的压力要求情况改变。凯恩斯对此并没有提出精确说明。索洛并不采取此说。而另一个可能的解答,则可大致叙述如下:有太多现实的理由使名义价格或是工资不具备完全的弹性。列出这种种理由,当然并不足以形成一项理论。然而,由于有各种名义的僵固性(nominal rigities),因此实际数量与相对价格经常会落在错误的位置,甚至往错误的方向移动。因此,受到干扰后的经济要走向市场结清式的均衡,可能会慢得令人难以忍受,而代价也可能非常昂贵。即使确有单一并符合帕累托效率(Paretoƽefficient)的均衡,任何的修正措施——不管属自动性还是权衡性的——都将要付出相当的代价。

如果是在20世纪60年代,索洛认为应该采取第二种说法。坚持相信与拥护这套观念的人,将它冠上“美国式凯恩斯学派”之名,想必是把它与“神奇面包”(Wonder Bread)以及“命运之轮”(Wheel of Fortune)归为一类。当然,早期在希克斯与莫迪利阿尼的著名论文中即可看到此说的精髓;他们都不是地道本土的美国人,不过也不必太在意这些。1962年的报告书中对此说未有着墨,其理由已如前述,但索洛相信这是他和托宾、欧肯一致的想法。通常他常采用的简便假设是名义工资具有僵固性。在这样的假设条件下,已足以得出美式凯恩斯学派的标准结果。但是,这只是为树立模型声望的形式性或权宜性的做法而已。假如遭受质疑,还可以很轻易地找到经济体系中其他各式各样的僵固性及不完全性,这些只是更加强化了原有的说法。

若干年后,索洛和当时研究所刚毕业的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ze)合写了一篇文章,将他先前所谓“老一辈”的观点作了一番整理。在该文中,他将名义工资与价格在面对超额需求或供给时调整缓慢的现象,视为理所当然。因此,劳动市场与商品市场都毋需在短期间达到结清的地步,而这种“短期原则”适用于两者。同时也证明,这样的经济体系会有相当偏差的变动,甚至有可能陷入类似失业均衡(unemployment equilibrium)的状况。这样的模型显然正是边纳西—德瑞兹—马林茂德“固定价格暂时性均衡”模型(BenassyƽDrezeƽMalinvaud fixedƽprice temporary equilibrium models)的先驱,他们的模型大概是五年或十年后才出现(在美国并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索洛他们的论文备受冷落,是因为论文中甚至对于从数量配给市场(quantityƽrationed market)外溢到其他市场的情况,也未有所讨论;相反,这却是上述三位法国学者固定价格模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也因此让他们得以宣称他们将“有效需求”加以模型化。索洛所想要表现的是,一个模型经济有时可能受限于需求面,有时可能是受限于供给面。他们的目标是希望对“新古典的综合理论”(neoclassical synthesis)——或是更生动的说法是“非正统的凯恩斯主义”(Bastard Keynesianism)——做出贡献。

3.关于经济学^[4]

索洛认为把经济学视为“科学”是错误的,因为它在性质上根本不是如此。今天的理论物理学家自认——并不全然是自我调侃——他们已经趋近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理。但在经济学里,没有这类理论。如果想建构这类理论,最后很可能会落到什么也不是的下场。

但索洛认为这与他坚信经济学应力求“科学化”的想法完全不冲突。所谓科学化,指的只是应应用逻辑的思考方式并尊重事实。

有一次,索洛曾听到保罗·史翠登(Paul Streeten)提及,世人可分为两种:一种相信世人可分为两种,一种不信。经济理论家(甚至包括一些应用经济学者)似乎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建立系统的人,一种是解决困惑的人。索洛似乎较偏袒解决困惑的人。所谓困惑,就是需要加以解释的事情。困惑可能是从理论的探讨过程中产生。有待解决的矛盾现象,等待发现的范例(如最适货物税)、以及各种以“某某事情是否有可能”的形式出现的问题。困惑也可以从观察中产生:如玉米—猪的循环周期,可分配份额的“固定性”,以及导致奥肯法则(Okun’s law)的一些惯性现象。在索洛所做的经济成长研究中,与建立系统最接近者,其实一开始时也是为了解决困惑;哈罗德—多马理论中存有内在不稳定因素,但从经济史的观点来看并非如此,如何才能调和两者的歧异?我们当然承认有一些真正的系统建立者,而他们的确有高度的装饰性;但索洛个人的直觉是,系统太复杂,也牵连太多的非经济因素,因此很难用通常的方法加以建构。

索洛用严格的眼光来看,“事实”只是价格与数量的时间数列,剩下来的就属假设检定的工作了。索洛曾看过许多这样的检定,几乎没有一个具有说服力,主要的原因是它们否定许多其他的可能性时,感觉上力道相当不足。毕竟,对一组时间数列的解释实在有太多种方式。可以肯定的是,就算同一份期刊,在下期也一定会出现另一篇论文,采用相当不同的函数形式或修正过的模型。索洛个人的感觉是,我们要进步,只有扩大供研究用的事实层面,纳入诸如专家与市场参与者的意见和随意的推论、态度调查、制度面的规则性,甚或我们本身的判断等。

索洛所主张的是,经济学者不能不睁大眼睛观察四周,再判定什么是有道理的,什么只是牵强附会之说。这些判断并非毫无根据,而是可以诉诸于观察与逻辑为其辩护。

索洛认为经济学是门“忧郁的科学”(Dismal Science)。一位朋友曾经送给索洛一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的T恤,上面的图案是一架直升飞机洒下的钱(货币理论者爱用的象征)正掉在一座岛上(经济学者最爱用的象征),并题上“还不及你想像中忧郁的一半”。

4.关于经济史^[5]

新古典模型根本不谈制度、经济结构、社会背景以及文化习俗等问题,而经济史要求整体观察,认为这些因素都很重要。所谓资源配置,并不完全决定于市场机制,近年来已有非市场机制、非价格信号的研究。历史上,市场不发达、没有生产要素市场的情况下,经济仍可以有进步,更不用说重大政治军事活动以及殖民、移民、水利等对资源利用的影响了。

索洛写过一篇名为《经济史与经济学》的文章。他不满于这两个学科的现状:“经济学没有从经济史那里学习到什么,经济史从经济学那里得到的和被经济学损害的一样多。”他主要是批判当代经济学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制造模型。但也指出当代经济史也像经济学“同样讲整合,同样讲回归,同样用时间变量代替思考”,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他说,经济史学家“可以利用经济学家提供的工具”,但不要回敬经济学家“同样的一碗粥”。这对当代西方一些“新经济史”的批评是很中肯的。的确,经济史有广阔的天地,无尽的资源,它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

三、社会评价^[6]

1987年10月2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本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以表彰他在研究产生经济增长与福利增加的因素方面所做出的特殊贡献。

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家所关注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经济学家着力研究现代经济增长问题,建立了各种经济增长模型。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强调了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资本增长率、劳动增长率、资本和劳动对产量增长的相对作用的权数,而且还取决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可以体现在物质资本上,可以体现在劳动者技术水平的提高。只要技术进步是正数,它对经济增长率总是有利的。同时,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由于资本收益是递减的,所要求的追加投资量将越来越大,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在这种条件下就很难提高。因此,要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而又不要降低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那就必须提高资本生产率,即提高技术水平。这一思想为美国等西方国家致力于发展本国的科学技术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对西方国家的科学政策实践和增长率政策实践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

索洛对经济增长的新解说,不仅给经济增长理论注入了一股活力,而且还影响了整整一代年轻的美国经济学家。著名经济学家卢卡斯曾十分感叹地说:“索洛的确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他把整个学科推向了生机勃勃的方向。他不但对我,同时也对许多经济学家产生了巨大影响。”

索洛修正了20世纪40年代在经济学界占垄断地位的经济增长模型: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认为,除非是侥幸的巧合,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是很难实现的。索洛认为是这一模型是片面的。在他看来,从长远观点看,有着实现充分就业的稳定均衡增长率的必然趋势。索洛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劳动、资本与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一模型的中心在于说明了资本—产量比率或资本—劳动比率是可以通过市场上的价格调节而改变的。这就是说,当资本相对丰富而劳动稀缺时,劳动的价格就会相对资本的价格上升,从而增加资本的使用,减少劳动的使用,提高资本—劳动比率,通过资本密集型技术来发展经济。反之,当资本相对丰富而劳动稀缺时,劳动的价格就会相对资本的价格下降,从而增加劳动的使用,减少资本的使用,降低资本—劳动比率,通过劳动密集型技术来实现经济增长。这样,通过价格调节资本—劳动比率就可以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索洛非常重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他用美国的统计资料证明了经济增长中有一半是由于技术进步而取得的。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进步越来越重要。技术进步包括机器设备的改进和人的知识水平的提高。所以,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把这种进步用于生产,以及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他指出,只要能维持技术进步,就可以获得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索洛创立的模型价值很大,今天已成为世界银行和一些国家测度经济增长速度及其原因的重要依据。

索洛还与多夫曼、萨缪尔森一起提出了关于经济增长最优路线的著名“大道定理”(Turnpike Theorem),并对线性规划理论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作为新古典综合派的主将,索洛为维护其主流派的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宣布授予索洛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时候,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对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为重新恢复经济学方面的讨论所做的贡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经济增长这个论题一再是先进工业经济和不发达经济学术讨论的首要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中有两个完全不同的观点起着支配作用。第一个来源于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并围绕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中未提及的问题有机的组织起来。这本划时代著作的中心论题是对于经济萧条状态下未能达到充分就业的分析。但是进一步的问题是,一旦充分就业得到实现,那又怎么样一直保持下去呢?英国的罗伊·哈罗德和美国的埃塞·多马都对这个问题的分析进行了独立的探讨,其中包括对投资所有权更深一层的探索。凯恩斯对于不充分就业经济的研究,主要关心的是在刺激总需求的收入产生的乘数效应。然而,在保持充分就业经济过程中的更为开放的观点还意味着资本支出的生产能力创造效应也需要考虑进去。一个充分就业的均衡一直被认为是总需求必将在能够充分吸收产生于上个时期投资支出的总供给的增长比率基础上增长。这个理论证明的结论是,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国民生产总值中储蓄的比率和资本生产率(它们经常被解释为具有不变价值)。

在索洛的两篇重要文章——发表于《经济学杂志季刊》(1956年)的《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种贡献》和发表于《经济与统计学评论》(1957年)的《技术变化与总生产函数》——中,索洛对把资本构成归结于说明增长过程的主要原则表示怀疑。根据美国1909～ 1949年的经济资料,索洛论证了当时人均工时产量增长的八分之一是由于所用资本的增加,大致八分之七是由于技术变化。一些人可能会对用“技术变化”这个术语去描述研究中的现象感到困惑,但是,这样做实际所引起的后果是无法说明存在于可观察到的产量增长和彼此相关的额外资本投入之间的差距。严格地说,这个观察结果和计算结果之差也可以被说明“疏忽的系数”。索洛意识到,还有许多技术变革的内容包括在期中。在把非资本贡献分开的问题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事实并未削弱其基本结论的重要意义,即自然资本的积累并不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率的根本调节器。改善投入的质量要比增大投入的数量重要得多。

索洛在这个时期的研究改变了经济增长研究的日程。经济学家逐渐增强了对研究、技术变化和通过教育改善生产率要素重要意义的认识。在至少40个国家里,索洛的方法论奠定了经济研究的基础并证实了他最初见解的正确性。事实上,“增长估算”与他所创造的方法一道已成为经济学文献中的主要部分。然而,他的成就对于不发达经济研究的影响在1956、1957年间没有收到预期效果。正像索洛注意到的,当着手于增长源泉分析的时候,他完全没有考虑到不发达国家。反之,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发展建立在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基础上的理论,这个模型毕竟是在先进工业的基础上形成的。

对于索洛的获奖,有人曾评论说,这与诺贝尔奖的评奖原则有关,即不授予古人及其保持授奖的连续性。作为经济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经济增长理论,在最近30多年来已经获得相当快速的发展,取得了一大批成果,且已基本上系统化,而对这一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中像哈罗德、琼·罗宾逊等已先后逝世,健在的只有索洛有资格获奖了。其次,索洛是主流派的主将之一,曾为维护主流派的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劳,将诺贝尔奖授给索洛可能也表明了诺贝尔授奖委员会对主流派的偏爱。

四、代表著作

1. On the Structure of Linear Models,Econometrica Vol.20, No.1. pp.29 - 46,1952.

2. Balanced Growth under 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 with P.A. Samuelson,Econometrica Vol. 21,. No.3, pp. 412- 424.1953.

3. A Complete Capital Model Involving Heterogeneous Capital Goods, with P.A. Samuelson,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70, 1956.

4.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0(1):65- 94. 1956.

5.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9(3):312- 20, 1957.

6. Linear Programming and Economic Analysis, with R. Dorfman and P.A. Samuelson, New York: McGrawƽHill,1958.

7. Technical Progress, Capital 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52(2):76- 86,1962.

8. Capital Theory and the Rate of Return, Chicago:Rand McNally, 1963.

9.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or Son of Affluence,Indianapolis:Bobbs- Merrill, 1967.

10. Price Expectations and the Behavior of the Price Level,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1970.

11. On the Rate of Return:Reply to Pasinetti, Economic Journal, vol. 80 (318), pages 423- 28, 1970.

12. Solow Prices and the Dual Stability Paradox in the Leontief Dynamic System:Comment,Econometrica, vol. 39(3), pages 633- 34, 1971.

13. Congestion Cost and the Use of Land for Streets,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4(2), pages 602- 618, 1973.

14. Law of Production and Laws of Algebra:The Humbug Production Function: A Comment,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56(1), pages 121,1974.

15. The Economics of Resources or the Resources of Economic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4(2):1- 14,1974.

16. Does Fiscal Policy Still Matter?: A Reply,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2(4), pages 501- 510,1976.

17.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Macroeconomic Theory:A Partial View,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3), pages 339- 54, 1979.

18. Another Possible Source of Wage Stickiness,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vol. 1(1), pages 79- 82.1979.

19. On Theories of Un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0 (1), pages 1- 11, 1980.

20. The Economics Major:What It Is and What It Should Be:Panel Discus-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72(2), pages 139, 1982.

21. Union Wage Policies: Reply[Wage Bargaining and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4(4), pages 759- 61, 1984.

22. Economic History and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75 (2), pages 328- 31, 1985.

23. Growth Theory and Afte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78(3), pages 307- 17,1988.

24. Time and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Discuss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78(2), pages 378- 80,1988.

25. An almost practical step toward sustainability, Resources Policy, vol. 19(3), pages 162- 172,1993.

26. Perspectives on Growth Theory,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8(1), pages 45- 54, 1994.

27. Full Employment Regain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8. Is There a Core of Usable Macroeconomics We Should All Believe 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87(2), pages 230- 32, May. 1997.

29. A Critical Essay on Modern Macroeconomic Theory, The MIT Press, edition 1, volume 1,1997.

30.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Macro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31. Toward a Macroeconomics of the Medium Ru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14(1), pages 151- 158,2000.

32. A native informant speaks,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vol. 8 (1), pages 111- 112,2001.

33. Productivity Growth,Inflation,and Unemploym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34. Rethinking Fiscal Policy,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vol. 21 (4), pages 509- 514,2005.

35. The last 50 years in growth theory and the next 10,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3(1):3- 14.2007.

已在中国出版的部分著作为:

1.经济增长理论:一种解说,胡汝银译,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9年版。

2.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史清琪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3.资本理论及其收益率,刘勇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4.通货膨胀、失业与货币政策,张晓晶,李永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增长理论:一种解释,冯健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注释】

[1]根据“经济学家日历:罗伯特·索洛”(http://time.dufe.edu.cn)资料整理。

[2]根据《增长理论:一种解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整理。

[3]根据“经济学家日历:罗伯特·索洛”(http://time.dufe.edu.cn)资料整理。

[4]根据陈桂玲,娄岩.《解读诺贝尔经济学大师》(北京:现代出版社,2004年版)整理。

[5]根据陈桂玲,娄岩.《解读诺贝尔经济学大师》(北京:现代出版社,2004年版)整理。

[6]根据维基百科:罗伯特·索洛(http://www.wikipedia,the free encyclopedia.mht)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