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亚洲城市化和城市转型的基本力量

3.推动亚洲城市化和城市转型的基本力量

3.1　亚洲国家城市化和城市转型的内在动力

世界各国城市化的一般规律表明，工业化和经济结构调整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工业化带动了人口从农村部门向城市部门的转移。例如，1920年，日本工业产值开始超过农业，这是日本开始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标志。1920—1930年，日本已经有近50%的就业人口从事工业和服务业的工作，25%的日本人居住在城市。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开始了“赶超型”的高速经济增长，1956—1973年，日本工业生产增长8.6倍，年均增长13.6%。在快速工业化的推动下，日本农村人口快速向城市聚集，城市化水平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80%的水平。韩国、台湾地区、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都有类似的通过工业化发展带动城市化发展的历程。

东亚、东南亚地区城市化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和地区每一次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都是推动城市化的基本力量。城市化一定程度上是经济结构调整的表现。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不断推进产业革新，推动国家城市化达到新的水平，即使是进入高度城市化阶段，城市化发展也仍然依赖后工业社会的产业革新。在未来十年，整个亚洲各国都面临经济结构深化调整的时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制造工厂，工业化的继续深化将进一步推动城市化的发展。同时世界制造业将向比较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和南亚转移，这也将带动这些国家的城市化发展。

3.2　全球化和亚洲城市化发展与城市转型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日本为龙头的亚洲雁行模式^[7]，构成了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产业分工格局，推动了各个国家的城市化，也塑造了亚洲的城市体系秩序。东京成为亚洲的顶级城市，成为萨森（Sassen）所描绘的全球城市，并在带动整个亚洲产业分工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带动亚洲城市呈现梯度性的发展。过去三十年来，一个特别重要的现象是中国进入世界的产业分工体系和亚洲分工体系，把中国城市带入了世界城市体系。中国工业化升级使得城市化快速上升并打破了原有的雁型模式，在亚洲产业发展和城市体系格局中形成了更加复杂的局面。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全球化浪潮和世界产业分工体系的转移，促进了亚洲的崛起和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上海、孟买、雅加达等城市也成为具有强大经济影响力的新兴全球城市。

全球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和对区域城市体系的影响是不断变化的。世界城市的发展与所在国家或地区经济高速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也与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断提高有着内在的联系。在弗里德曼的世界城市体系分类（1986）中，亚洲地区的东京跃入亚洲地区核心城市第一序列，悉尼在核心城市第二序列，新加坡在边缘地区的第一序列，而其他如香港、台北、马尼拉、曼谷、首尔则在边缘国第二序列。而在弗里德曼的1993年的世界城市体系分类中，东京、新加坡、首尔的地位都有所上升。未来十年，亚洲各国面临更加激烈的经济竞争，面临产业结构和产业分工体系的重新调整和重新整合，此过程也为不同国家带来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并将重新塑造亚洲的城市体系结构。

在全球化和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对亚洲城市的影响中，尤其需要重视科学技术创新的因素。从历史上看，科技革命和世界经济增长重心转移，与世界城市格局的形成及发展紧密相连。从19世纪的伦敦、20世纪初的纽约到本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东京，世界级城市的崛起无不例外。每次新技术革命的到来和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期，必然会在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迅速出现一大批颇具实力的城市，并扩展成为城市连绵地带。巨大的经济增量产生的集聚效应和辐射作用，使城市群中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中心城市，发展成为具有巨大国际影响力的世界城市。迄今为止，人类已历经四次科技革命和四次世界经济增长重心转移，并由此诞生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世界城市。第一次科技革命（蒸汽机革命）使得伦敦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座世界城市。第二次科技革命（化工技术革命）造就了巴黎、布鲁塞尔等一批世界城市。第三次科技革命（电力技术革命）造就了纽约、洛杉矶等一批世界城市。而第四次科技革命（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造就了东京、香港和新加坡等新的世界城市^[8]。这也说明，亚洲的城市发展面临的新进步，与世界科技革命，亚洲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出现、形成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亚洲领先的大都市和经济体，在新一轮产业革命突破过程中面临激烈的竞争，这将成为重构未来亚洲经济格局的重要动力。

未来的亚洲发展，将在不断深化的全球化、促进亚洲技术和产业创新以及产业结构体系重新塑造过程中，影响不同国家的城市化发展，未来亚洲的城市化依然依赖于未来世界新一轮的产业更新。同时亚洲各个国家内部的工业化、服务业发展也促进内部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城市化发展。两种力量紧密联系，相互交织在一起，并对不同城市提出不同的发展要求，也为不同的城市提供不同的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