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申元
在神州大地上，19世纪是中西文化冲突与融汇的世纪，对当代中国文化影响甚巨。作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之经济关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经济思想，是精神文化的一种表现形态。然而，历来的中国经济思想研究却只偏重于它与政治、经济背景的关联，忽视甚至割裂它与文化背景的关联，更谈不上将它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来进行考察。本文试图揭示19世纪中国主流经济思想发展递嬗的文化背景，探讨它在中西文化冲突与融汇中的文化特征，并进而折射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变趋向。
所谓“19世纪中国主流经济思想”，指的是地主阶级改革派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从文化角度看，它是中西文化冲突与融汇的产物。参照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的分期观点(1)，兼及行文的便利，本文将19世纪中国主流经济思想划为三段进行论述: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鸦片战争爆发至60年代中期;60年代中期以后。
一
近代西方文化传入我国始于明末。大约从16世纪60年代起，一批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传教，其中最著名的有罗明坚、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等人。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传入了一些天文、数学、物理、地学等西方自然科学。然而，当时传入的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影响并不大。这同中国知识分子历来轻视科学技术的传统文化心理有关，同封建专制帝王出于统治需要好恶多变、政策不定有关;但更为深层的原因，则是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结构与发展状况尚无对近代科学技术的迫切需要。
清初，康熙下令驱逐所有天主教传教士，一再重申各省严禁传播天主教的敕令，表面上是由于耶稣会与多明我会两派传教士争夺在中国的地位而互相攻击，实质出于对西方文化的排斥。其后，直到1807年新教随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来到广州，几乎整个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呈现“空白”状态。
明末清初传入我国的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已有学者指出，18世纪的汉学与西学存在着性质、结构、方法与心态的关联(2)。在经济思想上，西学同样有影响的痕迹可寻。比较鲜明的一个例子是徐光启的“生人之率”，经济思想界一般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人口增长率的科学概念。徐光启于1600年在南京结识利玛窦，1603年受洗为天主教徒。1604年考取进士，选庶吉士。他在这一年(或1605年)所写的《处置宗禄查核边饷议》中，分析明代宗室人口的繁衍状况说:“洪武中亲郡王以下男女五十八位耳，至永乐而为位者百二十七，是三十余年一倍矣。隆庆初丽属籍者四万五千，而见存者二万八千;万历甲午丽属籍者十万三千，而见存者六万二千，即又三十余年一倍也。夫三十年为一世，世之中人各有二男子，此生人之大率也。”(3)后来他在编《农政全书》时，又对三十年翻一番的“生人之率”作了必要的限定:“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4)显然，人口三十年翻一番的结论并非如有些同志所认为是“主观推测”，而是调查了明代宗室人口增长状况后形成的认识。它的思维方式与以往的经济思想迥然不同，其间体现的实证性与逻辑分析性受到西方实验科学方法论的明显影响，这正是中国传统思维素质所缺乏的。而他将宗室人口三十年翻一番的个别现象当作人口增长的普遍规律，恰恰又说明他还未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对他的限制。
如果说，19世纪以前中西文化撞击的接触点还很少，在经济思想上的波及面还很窄的话，那么，19世纪以后情形便以加速度发生着变化。
19世纪初，产业革命在英国方兴未艾，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发展，英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一强国，急需向海外扩张殖民地，开拓原料产地与商品销售市场，其文化的传播力与渗透力也大为增强。当时，英国实际上已统治印度，1819年占领新加坡，1824年又侵入缅甸，正虎视眈眈地垂涎于中国，而自封为“天朝上国”的清王朝，由于实行闭关政策，对世界事务一无所知，盲目自大，认为除“大清”外其余都是“蛮夷之邦”。在这种文化心态下，西方的先进文化自然被拒之于门外。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大炮”(5)，西方的物质文化通过当时唯一允许通商的口岸广州，正同鸦片一起向中国广大内地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迅速传播。西方的羽呢、钟表、卷烟、珍玩等先是通过买办其后是地方官员的媒介逐渐为朝廷和士大夫阶层所接受。西餐在广州更是风行。嘉庆间张问安《亥白集》中已有诗云:“饱啖大餐齐脱帽，烟波回首十三行。”至鸦片战争前，广州官场应酬已以西餐为时尚。西洋建筑也在广州拔地而起。吴仰贤《小匏庵诗话》载沈慕琴《登西洋鬼子楼》有云:“杰楼危阁高入云，蛎墙粉白横雕薨。钩阑高下除净绿，铜枢衔门屈戌平。”挂洋画在广州也已成为时尚。据《雷塘庵弟子记》，阮元督粤时，广州市政司街酒馆均挂洋画。难怪鸦片战争前有人说:“数十年来天下靡靡焉争言洋货，虽至贫者亦竭蹶而从时尚。”(6)
可见，在鸦片战争前已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通过物质文化对西方产生了仰慕之心，“舶来品”部分地改变了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从而改变着他们的思维模式，“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已开始动摇。不过，由于西方鸦片走私的猖獗，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银价昂贵，百姓负担加重，城市工商业萎缩，大量吸毒者神态萎靡、身体衰竭，对国家和民族已构成严重威胁，出于爱国心和民族感情，许多人在政治上则保持着与西方的敌对态度。
当然，在封闭的传统文化环境里，顽固派是不会少的。他们或出于虚骄自大的文化心态，或出于消极自卫的防御心理，实则皆因闭目塞听、坐井观天，而对西方物质文化采取排斥的态度，主张同西方国家断绝贸易往来。个别极端者，如管同，甚至要求取缔洋货:“洋之作奇技淫巧以坏我人心，而吾之财安坐而输于异域，……中国之困穷，固有于此，则安可不为之深虑也哉?宜戒有司严加厉禁，洋与吾商贾皆不可复通，其货之在吾中国者，一切皆焚毁不用，违者罪之。如是数年，而中国之财力必纾。”(7)
在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下，经济思想主要展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闭关自守还是发展对外贸易;对鸦片走私与白银外流的态度与对策;对手工业与商业的认识;对腐朽没落的封建经济制度与积弊的改革主张。从文化角度考察，则可归结为要不要同西方进行正常的交流。地主阶级改革派反对鸦片走私，主张禁烟以“塞漏厄”，发展同西方国家的正常贸易，要求重视手工业与商业，实行利商政策，抑制土地兼并，改革盐漕河工等弊政以“足国裕民”。他们愿意接受西方的物质文化，而他们兴利除弊、利商惠民的主张如付诸实施，也将在客观上增强与西方国家正常交流的物质基础。
由于文化的时空连续性，明末传入的西方自然科学方法在经济思想上仍然有所反映。如包世臣在1820年提出的人口经济观点“天下之土，养天下之人，至给也。庶为富基，岂有反以致贫者哉”，就是建立在对全国可耕土地面积的计算上的:“以天测里，今尺二百里当一度，南北相距二十三度半，东西如之，俱经四万七百里，截长补短，约方三千六百里，为田六十八万六千八百八十万亩。山水邑里，五分去二，为田四十一万二千一百二十八万亩”(8)。尽管计算失之粗略，比实际浮出许多，因而影响到观点的正确性，但其考虑问题的思路及论证方法均与西学显有关联，而同传统经济思想的表述并不一致。
在少数杰出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家那里，有些经济观点或主张已带有近代的性质，反映出西方文化的明显影响。如林则徐在1833年提出的铸银币主张即是一例。西方洋钱流入中国始于明代中叶。由于洋钱是一种计量银币，使用上远较中国的称量纹银便利，民间交易多乐于采用，至清道光年间，洋钱在东南沿海地区广为流行，有些交易甚至规定非洋银支付不可。由于供不应求，洋钱的流通价格便超出了它的实际含银量，且仍有上浮的趋向。一些外商乘机用洋钱收购纹银，从中牟取暴利。当时，许多人主张禁止洋钱流通，甚至迁怒于银，主张废银用钱，还有人竟然主张以谷帛为币。林则徐则从西方洋钱的流行中受到启示，看出称量货币向计量货币演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民间图省图便，寻常交换，应用银一两者，易而用洋钱一枚，自觉节省，而且无须弹兑，又便取携，是以不胫而走，价虽浮而人乐用。”建议“欲抑洋银，莫如官局光铸银钱，每一枚以纹银五两为准，轮廓内好，照制钱之式……初行之时，洋钱并不必禁，俟试行数月，察看民间乐用此钱，再为斟酌定制。”(9)在江苏巡抚任内，他试制过一批银币，为我国自制贵金属货币的开端。不过，林则徐的建议竟使道光皇帝大为恼火，斥责道:“官局议请改铸银钱，大变成法，不成事体，且洋钱方禁之不暇，岂有内地亦铸银钱之理。”(10)这场关于洋钱银币的争论，在经济思想领域折射出中西文化的冲突。作为最先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林则徐对西方文化的容纳度在当时堪称第一。这同他出生在福建，又长期在东南沿海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受西方物质文化影响较多的地区为官，因而观念比较开通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得归因于他爱国爱民的抱负与留心新事物、探求新知识的好学精神。只有具备开放的心态，才能吸取异域文化中的好东西。
这一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经济思想的另一文化特征，是尚未摆脱中国为世界中心的观念。如龚自珍认为，中国与“夷人互市”只须进口大米，其他一切机器工业产品均属“食妖”、“服妖”、“玩好妖”，应当禁止进口。包世臣的主张则更为绝对，他在《庚辰杂著二》中说:“天朝无所不有”，“一切洋货皆非内地所必需”。他以为西方国家同中国贸易，是因为他们离开了中国的茶叶、大黄等土产就不能生存，而中国准其通商，乃是对他们的怜悯和恩赐。地主阶级改革派毕竟生活在封闭的文化环境里，他们对西方文化缺乏了解。
二
鸦片战争的炮声，轰开了中国近代的帷幕，也拓宽了异域文化的传播渠道。从此，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人们的文化观念亦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不过，至19世纪60年代中期前，由于中国自然经济尚未瓦解，与自然经济伴生的封闭文化心态左右着大多数人的思维行为方式，加以中西文化反差大，通商口岸少而中国腹地深广，交通、传播工具落后，渗透不易等原因，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还是比较有限的。
当时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主要传播场所是通商口岸西方传教士所办的洋学堂。1842年11月1日从澳门迁至香港的马礼逊学堂，是近代在中国传播西学的第一所洋学堂。中国近代著名改良思想家、第一个留美大学毕业生容闳，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医、第一个留英学生黄宽，都是该校的学生。由于洋学堂还不多，就读的学生数量也很有限，且多出身寒微，不为社会所重视，他们的思想、心态还不足以明显影响社会思潮。当时学习西方的社会思潮，是在中国于鸦片战争中失败的惨痛现实中萌发的。囿于时代文化的限制，当时人们学习西方还局限于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经济思想上，这一文化特征也十分鲜明。
还在鸦片战争硝烟正浓之时，林则徐已提出“师敌之长技以制敌”的思想，并付诸实践。其后，魏源倡导研究西方，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把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济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他抨击封建顽固派“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11)，讥讽昏庸腐朽的统治者对于“通市二百年之国”，“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12)，批驳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的陈腐观念。他一反中国士大夫轻视生产技术的传统，鼓励人们学习西方长技，建议中国设厂制造，仿效西方创办新式工业。应当指出，他主张建立民办的私人资本主义新式工业:“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13)，为即将诞生的民族资本主义机器工业作了舆论准备。他对采用西方先进技术发展我国近代工业是充满信心的:“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14)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洪仁玕也是一个积极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由他提出、经天王洪秀全批准刊布的《资政新篇》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一个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在《资政新篇》中，他提出学习西方技艺、鼓励富民投资、兴办近代工矿交通运输业和银行业、发展对外贸易等一系列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主张。在学习西方长技以自强救国这一点上，他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是一致的。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有容闳、王韬和冯桂芬等人，也较多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他们这一时期在经济思想上的建树，还不能同魏源、洪仁玕等相颉颃。
这类向西方学习的经济主张，折射出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扩散力与渗透力已较前大为增强，对传统经济思想不啻是一次猛烈的冲击。但由于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受到的反冲力也十分剧烈。一些闭目塞听的封建士大夫重弹“重义轻利”、“崇本抑末”、“崇俭黜奢”的陈腐传统经济教条，依然视西方国家为“化外愚蠢”，“除炮火外，一无所长”，坚持“华夷之辨”，反对学习西方，甚至闭着眼睛说“夷船虽坚而实笨”(15)，称出洋学习为“相率而为汉奸”(16)。连一些比较开明的士大夫都主张限制对外贸易。高延第曾经刻画过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心态:“原其始，中国之人狃于承平，耽于骄逸，又习闻华夷贵贱之陋说，虚骄自大，以为区区岛夷，终不能越重洋与我为难，及闻舱舟火器之迅利，又莫之或信，略不讨论敌情虚实，以为备御……中国情势，外人了若指掌，彼中要领，此间若无闻见……是知文明声名，只足以自骄自愚，而非自强之本。”(17)
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济观点与主张基本上仍是沿用传统的经济概念来表述的，这是其经济思想的另一文化特征。诸如义利、本末、奢俭、食货、利弊等传统范畴与概念，是构成地主阶级改革派经济思想的基本元素。这表明，从整体上说，他们还没有越出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对于西方文化，他们的了解还是很有限的。他们要求学习西方长技，基点仍是维系原有的封建统治秩序;只是由于封建制度的衰落，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他们预感大厦将倾，才致力于探寻致弊的原因与救弊的方策。而乾嘉以后兴起的今文经学又为他们提供了倡言通经致用、借“微言大义”议论时政的工具。这样，用传统概念来表达向西方学习的要求，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三
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对华政治、经济侵略的加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格局逐渐形成。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刺激下，出现了民族资本主义近代机器工业。同时，在一些沿海通商口岸，以西方近代文明为标志的都市生活方式逐渐确立。
即以上海为例，19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城市生活面貌变化频繁。1863年成立上海自来火公司，出现路灯。1865年出现新式桥梁——威尔斯桥(今外白渡桥之前身)。翌年成立消防队。1872年创立中国电报，用华文字母。1874年开始修建铁路，同年出现人力车。1878年中国海关邮局成立。1881年创办德律风公司，出现电话。翌年上海电气公司成立，出现电灯。1883年又成立自来水公司。经济生活上的变化同样迅速。1848年英商远东银行上海分行成立，19世纪60年代后各国银行在上海相继成立。1865年创办江南制造局，后又设炼铁厂。1872年轮船招商局成立。1878年宝昌丝厂开工。1882年上海平准股票公司开幕，出现证券交易。1892年机器织布局成立。从以上极不完全的记录中已不难看出，短短二三十年间，上海的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动。当时，租界与上海县城(中国地界)无论市容还是社会生活，简直判若两个世界，差不多相距整整一个时代。一边是西方近代文明的拷贝，一边却仍然显示着中国封建没落的浓重色彩，两种文化的对比十分鲜明。大批农村破产农民与县城人口向租界集中，使租界人口迅速增加，不仅表示西方的近代文明方式比中国的封建文明方式能容纳更多的人口，而且表示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比封建主义生活方式对人们有更大的吸引力。
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一般人的价值观念也逐渐发生变化。对知识分子来说，科举做官再也不是人生唯一重要的事情。金钱在社会生活与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迅速提高。在一些人看来，发财是人生的最高目的，而做官只不过是发财的一种手段。如有其他手段可获取更多的金钱，那官倒是可以不做的。清末不少科举正途出身的人甚至状元弃官办实业，正是当时社会价值观念变化的必然产物和绝妙说明。
同时，由于关锁局面的打破，中外风气开通，尤其在沿海大通商口岸，强盛的西方国家自然就成为人们羡慕的模式，在都市市民中逐渐滋生起崇洋的心理状态。有爱国心的中国人崇洋但不媚外，民族自尊心未泯，而依附于西方侵略者的一些人则既崇洋又媚外，产生了民族自卑感。
中国历来是泱泱大国，为什么会落后挨打，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便将中西文化作比较，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19世纪60年代后，王韬到英国牛津大学讲学，在回答该校学生“中国孔子之道与泰西所传天道若何”的问题时说:“孔子之道，人道也。有人有此道。人类一日不灭，则其道一日不变。泰西人士论道必溯源于天，然传之者，必归本于人。非先尽乎人事，亦不能求天降福，是则仍系乎人而已。夫天道无私，终归乎一。由今日而观其分，则同而异;由他日而观其合，则异而同。前圣不云乎，东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请一言以决之曰:其道大同。”(18)说得牛津学生连连点头称是。这恐怕是有文字记载的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最早反思。他认为中西文化形式虽异，实质则同，指出传统文化有弥足珍贵的精髓，自有其见地，但对传统文化的负面性却显然认识不足。当时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这种共同认识，乃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产生的文化根源。传统文化在经济上同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联系，在政治上则同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相关联，势必具有封闭保守、等级森严等负面性，而同当时中国社会在西方文化影响下的近代化走向相抵触。而当时即使是先进的中国人，由于从小深受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其心理结构与思维行为模式便很难从根本上超越儒家文化的规范，当然没有能力消除这种传统文化的负面效应。因而在政治思想上，他们无力突破君君臣臣的传统政权框架;在经济思想上，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张。从文化角度考察，这显然是受传统文化的限制使然。
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大多出过洋，对西方社会文化有直接的了解，在国内又多有在沿海大商埠长期生活的经历，目睹西方的强盛与中国的衰败，本着爱国救国的立场，自然感到中国要富强非学西方不可。由于他们比前一时期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对西方社会文化有更多的接触和认识，不仅深切了解西方的物质文化，而且对西方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也有一定的了解。而中国国内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兴起又给他们以希望和力量，洋务企业的腐朽则从反面给他们以启示，他们开始感到要使中国富强光学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不够的，应当改变中国社会制度，只有西方那样的社会制度才能推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技术真正发挥力量;而要确立西方那样的社会制度，必须更新观念，引进西方的精神文化。但是，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积淀的民族文化心理，像无形的绳索捆住他们的思维，使他们很难越出传统规范的雷池，而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微弱，又使他们感到后台不硬，因而对革故鼎新缺乏足够的勇气。在这两难处境之中，西方的“君民共主”自然就成为他们唯一的理想，幻想在保留封建君主的前提下，实行推进资本主义的政策措施，使中国社会演变到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
资产阶级改良派致力于中西文化的融合。他们一面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思想养料，举凡《周易》的变易观，孔子“仁”的学说，墨子的“兼爱”说，孟子的“民贵君轻”观，《礼记·礼运》的大同思想，《春秋公羊传》的三世说，隋唐佛学，陆、王心学，王夫之的道器论，黄宗羲对专制君权的批判等，均被改造利用。在经济思想上，他们还改造利用了《周礼》的考工、保富思想，孔子的“足民”说，《管子》的富国富民主张，《史记·货殖列传》的放任经济发展观，陈亮、叶适、黄宗羲等人的言利与重商见解。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他们又从西方文化中汲取一切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还继承了地主阶级改革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予以发扬光大。
这一时期，留学、出洋的人多了，来华的西方人士多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报刊书籍多了，了解、学习西方文化的渠道显著增加。仅就西学的译介而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同文馆等处陆续有《机器问答》、《格致汇编》、《政法类典》、《万国公法》、《泰西新史揽要》等译著问世。1882年，同文馆教习丁韪良口译、汪凤藻笔述的H·福塞特的《富国策》问世。1886年，海关总税任司署又出版了W·S·杰逢士的《富国养民策》。西方政治经济学已传入中国。稍后，《保富述要》、《列国岁计政要》、《续译列国岁计政要》等一批介绍西方财政经济制度的译著也相继发行。甲午战争以后，谈时务、讲西学蔚成风尚。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出版，同时又着手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和一系列西方社会科学著作，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提供了理论武器。
总之，正是在中西文化的交融汇合中，孕育出19世纪后半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潮，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尽管为时代和历史条件所限制，资产阶级改良派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还很肤浅，未能找到一条救国之路，但是，他们的探寻仍然有巨大的意义，因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方向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一股巨大的历史潮流，为其后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与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培育了适宜的文化土壤、创造了适宜的文化环境。他们提出的融汇中西文化的经济思想的传播，为其后在传统文化环境中成长的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提供了中介环节。从文化演进的角度看，没有地主阶级改革思潮，就不会产生资产阶级改良思潮;而没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潮，20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也就不可能发生。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涉及范围甚广，有共性亦有个性，且早期与后期又有较多变化，就其带共性的内容而言，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学习西方以变法图强。资产阶级改良派中，容闳最先具有“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9)的思想。19世纪70年代，王韬提出“富强之术，宜师西法”(20)。其后，黄遵宪指出“中国必变从西法”(21)，薛福成认为西法为“天地间公共之理”(22)，陈炽主张“博采泰西制器尚象之理，强兵富国之原”(23)，谭嗣同提出“尽从西法”(24)，严复甚至说:“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此理不明，丧心而已，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亦在此。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25)资产阶级改良派学习西方的主张，已经不再是停留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还包括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认为这些才是西方的富强之“本”，科学技术固然要学，但这仅是西方的富强之“末”(26)。
第二，“振兴商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商业。资产阶级改良派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是因为大力发展工商业的缘故。要学习西方，就要“恃商为国本”，“以工商立国”(27)，或“定为工国”，“成大工厂以兴实业”(28)。只有这样，才能“立国新世，有恃无恐”(29)。为了对付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他们还提出“商战”(30)的口号，主张与外商进行竞争，“决胜于商战”(31)。他们反对清政府对民办近代工业的压制，抨击官办、官督商办洋务企业的腐朽，指责洋务派垄断新式企业，要求将一切近代工矿交通企业甚至军事企业放手交与商民经办。
第三，兴利开源，实行财税改革。资产阶级改良派抛弃传统的农本观念，提出“制国用必出于商”(32)，要求兴资本主义之利，开近代工商业之源。他们主张兴商务以开利源，指出“外国言理财主开源畅流”，而“开源畅流，一言以蔽，兴工劝工而已”(33)他们强调税收应根据财政需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即用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上，建议仿效西方实行预决算制度。他们反对厘金税制，要求取消协定关税，关税自主，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有些人还主张发行国债券。
显然，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嫁接而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具有创新的文化特征。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观点与主张，不仅与传统经济思想迥然不同，即使与地主阶级改革派相比也有质的区别。他们的思想观点把中国思想界向近代大大地推进了一步，给中国文化的发展带来了转机。他们的经济思想是西方文化传播影响力强化的产物，又给中国社会近代化以深刻的影响。当然他们的文化创新并未为中国找到一条富强的新路，他们从西方文化中吸取的养分还不完备，缺乏主要的健身素。尽管如此，其经济思想的文化意义仍应给予充分评估。
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另一明显文化特征是具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他们崇洋，但绝不媚外，这与洋务派显著不同。他们坚信通过变法，发展资本主义，必可“踵英而起”，“他日富甲环瀛”(34)。他们认为中华民族富有创造力，只要善师西法，“吾知中国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上”(35)希望在民族危机刺激下，人们能振作精神，“多难兴邦”。应当说，这是对传统民族文化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综上所述，19世纪中国主流经济思想的发展与当时整个中西文化的交流历程是同步的:从主张学习西方的物质文化始，进而提出学习西方的制度文化，最终要求学习西方的精神文化。但是，如何结合时代需要，对西方文化进行选择，并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相结合，以进行文化创新，振兴中华，这个历史难题并未妥善解决。这是20世纪的时代任务了。
原载1989年第5期
【注释】
(1)见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赵靖等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叶世昌:《中国经济思想简史》、马伯煌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
(2)朱维铮:《十八世纪中国的汉学与西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
(3)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卷一。
(4)《农政全书》卷四:《玄扈先生井田考》。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5页。
(6)《因寄轩文集》卷二:《禁用洋货议》。
(7)《因寄轩文集》卷二:《禁用洋货议》。
(8)《安吴四种》卷二十六:《庚辰杂著二》。
(9)《林文忠公政书》甲集《江苏奏稿》卷一:《会奏查议银昂钱贱除弊便宜折》。
(10)《清实录》卷二百八十五。
(11)《圣武记》卷十二:《武事余记》。
(12)《海国图志》卷二:《筹海篇三》。
(13)同上。
(14)同上。
(15)沈衍庆:《楠卿遗稿》卷三:《上大府请罢英夷和议书》。
(16)夏燮:《中西纪事》卷九:《白门原约》。
(17)《记王邑丞语后》，《鸦片战争》第4册，第631页。
(18)王韬:《漫游随录》卷二:《伦敦小憩》。
(19)《西学东渐记》第五章:《大学时代》。
(20)《弢园文录外编》卷四:《中外合力防饿》;卷十:《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卷一:《原学》。
(21)《日本杂事诗·自序》。
(22)《庸庵海外文编》卷三:《西法为公共之理说》;卷三:《振百工说》。
(23)《庸书》外篇卷下:《圣道》;卷上:《商务》。
(24)《谭嗣同全集》、《上欧阳瓣姜师书》(二)。
(25)《严几道诗文钞》:《救亡决论》。
(26)马建忠:《适可斋记言》:《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
(27)《庸庵海外文编》卷三:《振百工说》。
(28)《康有为政论集》卷一:《请厉工艺奖创新折》。
(29)同上。
(30)郑观应:《盛世危言》初编卷三:《商战》。
(31)同上。
(32)《庸书》外篇卷下:《圣道》;卷上:《商务》。
(33)宋育仁:《礼俗》，《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七十七。
(34)陈炽:《续富国策·自叙》。
(35)《弢园文录外编》卷四:《中外合力防饿》;卷十:《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卷一:《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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