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今天西方通行的经济学说史教科书中，我们很难找到19世纪美国经济学家的名字。这是否是因为邓巴的断言：美国早期的经济学家“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没有任何贡献？”这不免给人一种印象：19世纪的美国没有经济学家，只有经济学的敌人！[12]这一奇怪的论断只有从当时美国南部和北部对立冲突的经济生活出发，才能求解。
在今天西方通行的经济学说史教科书中，我们很难找到19世纪美国经济学家的名字。这是否是因为邓巴的断言：美国早期的经济学家“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没有任何贡献？”[5]半个多世纪后，熊彼特依然赞同邓巴的评论：“邓巴在1876年所发表的意见……并没有由于最近的研究提供的资料而失去效力”[6]。这种观点似乎得到世人的普遍认可，因为众所周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经济理论的制高点一直毫无疑问地由英国人把持，美国成为研究高地，那是20世纪才有的荣耀。
然而这是不是意味着19世纪的美国没有值得一提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研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处评述了美国早期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例如富兰克林[7]、波特尔[8]、奥普戴克[9]等人，其中美国经济学家亨利·凯里在马克思的书信中被多次提及，马克思不仅认为他是“北美唯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10]，而且认为，“凯里的主要功劳在于，他确实制造出自己独特的、直接在美国土壤上生长的、没有其他杂质的产品。他的学说简直是一种万能的东西，是纯粹美国佬的学说”[11]。另外，澳大利亚当代学者威廉·奥利弗·科尔曼在他的著作《经济学及其敌人：反经济学理论200年》中，列举出两个世纪以来知名思想家们离经叛道的“反经济学”言行，其中却不乏19世纪的美国学者。这不免给人一种印象：19世纪的美国没有经济学家，只有经济学的敌人！[12]这一奇怪的论断只有从当时美国南部和北部对立冲突的经济生活出发，才能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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