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初的经济思想言论

第三节　20世纪初的经济思想言论——以梁启超为例

梁启超（1873～1929）是近代著名政论家和启蒙思想家，也是著名报人。1895年“公车上书”活动和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进一步开展，强学会的成立标志酝酿几十年的维新变法已由思想启蒙变为上层社会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出现了资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派为开展变法运动而进行舆论准备。强学会机关报北京《中外纪闻》创刊，它是强学会时期的资产阶级报刊（1895～1896）。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创刊于上海，是19世纪末维新运动中维新派的重要刊物之一。该报第1期的第1篇论说，是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流浪于萧寺中者数月，益感慨时局，自审舍言论外未由致力，办报之心益切”，《时务报》最受读者欢迎的是梁启超等人撰写的论说，成为维新派的主要言论阵地，并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份问世不久即风行全国的近代报刊，也是当时发行量最高、影响最大的国人自办报刊。从文体的角度来看，维新派在实践中创造了一种新颖的报刊论说文体。这种文体的代表作是《时务报》上梁启超等人的论说，故被称为“时务文体”，也被称为“新文体”，或“报章文体”。⁽¹⁶⁾这种政论文体是一种在中文报刊上发展起来的文体，戊戌变法时期初步形成，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日本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时，才臻于成熟，风靡于20世纪一二十年代，对辛亥革命和“五四”时期报纸文风产生过很大影响。

梁启超的《变法通议》是一篇全面地论述维新变法的纲领性文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在《开议院论》中宣传伸民权、开议院；在《商战论》中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在《论中国之将强》中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及呼吁救亡。这些文章议论新颖，文笔活泼，深受知识界欢迎。数月间发行增加到万余份，风靡海内，“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启蒙宣传活动中，梁启超不仅大量宣传介绍近代西方经济学说，而且依据中国当时国情，提出了以西方经济理论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独到见解。梁启超尽管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但是在经济方面却写过不少文章，里面有不少闪光的东西。他知识广博又关心国家经济问题，在袁世凯政府里担任过几个月的币制局总裁，又在段祺瑞政府里担任过几个月财政总长。出于实际工作的需要，梁启超对于中国的经济问题进行过一番研究。

一、经济为立国之本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改革家。他主张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真理。戊戌变法失败后，为宣传变革思想，他以《新民丛报》为阵地，大量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等先进学说。应该指出的是，梁启超并不是一个经济学家，更没有办过实业，他自己也说其经济学说是“演师友之口说，拾西哲之余唾，寄他人之脑之舌于我笔端而已”⁽¹⁷⁾。在梁启超的笔下，经济问题被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认为，今天的世界只有在经济占优胜者，才能安定繁荣。所以，“国家之荣悴消长，惟于国民生计竞争之胜败决之”。梁启超首先从整个社会生产发展的角度探讨了经济产生的必然性。梁启超指出：“盖自机器骤兴，工业革命，交通大开，竞争日剧，凡中小企业势不能以图存，故淘汰殆尽，而仅余此大企业之一途也。⁽¹⁸⁾

梁启超还指出，无论在生活上，税权上，企业竞争上，举借外债上或是在外交上，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问题上，“其动机起于生计，而影响必及政治”，所以，经济问题是立国的根本问题。“中国政府，不知依赖工商业家，亦不能保护之。其多款项抽厘税，皆尽其力之所能及，百端摧折实业而不顾。故我国民欲振兴实业而依赖政府，则万无可兴之道。”⁽¹⁹⁾封建专制政体已成为近代中国各项改革的瓶颈。

梁启超不仅在宣传介绍自由主义思潮方面不遗余力，而且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及其实践价值给予了高度重视，认为“西国之兴，不过近数百年，其所以兴者，种因虽多，而生计学之发明，亦其最要之端也。自今以往，兹学左右世界之力，将日益大。国之兴亡，种之存灭，胥视其焉。”他把亚当·斯密列为改变近代世界趋势的十位重要人物之一，认为其以自由竞争为旗帜，“此论既出，披靡一世”，“不徒学问界为之变动而已，其及于人群之交际，及于国家之政治者，不一而足”，“今日商务之繁盛者，斯密氏《原富》之论为之也”。⁽²⁰⁾

二、创建自由竞争的工农商业体系

创造良好的自由竞争机制，通过平等、自由的竞争去建立新型的、富有活力的民族工商业体系。自由竞争是近代社会进步的强大推动力，其理想图式正如梁启超所描绘的：“于国际之通商，自由也；于国内之交易，自由也；于生产、制造、贩卖种种营业，自由也；劳力以自由而勤动，资本家以自由而放资，上自政府下及民间，凡一切生计政策，罔不出于自由。”“故此竞争行，则生产家不得不改良其物品，低廉其物价，以争贩路。以是之故，不得不节俭其生产费，扩充其生产力。复是以故，新式机器之发明，技术意匠之进步，相缘而生焉……如此，则于全国全社会种种方面，互添活动，而幸福遂以聚。”⁽²¹⁾

在经济问题上，梁启超非常重视发展生产。他说，现在有些谈论治理国家的人，研究如何使国家强盛起来的较多，而研究如何使国家致富起来的比较少，这是一种不好的倾向。没有富，何来强？真是一语中的。

梁启超认定实业和交通为富国之本，那么应该如何去发展实业呢？在农业方面，他认为要垦辟荒地，改良农业。等到财政基础稳定，就要学习德国，法国普及农业银行，并以国力兴修水利。在工业方面，他认为棉、铁、丝、茶、糖的生产最需要保护，普通的矿业则宜采取开放。外商在我国境内投资，所生之力，他们得三四成，我们得六七成。这样，政府和国民都会欢迎外商来投资。

怎样才能致富？他认为“实业，交通二政为富国之本”。他所说的实业，是工业和农业，说明他看到了发展生产的重要性，抓住了富国的根本。他特别强调农业生产，认为是最根本的。有的人以为中国是农业立国，而欧美则是商业立国。梁启超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当时，欧洲每年的总产值是312 200亿两，其中，商务仅为11 200亿两。这说明，欧洲的商务虽然很繁荣，其利不过是农政的1/10，而欧美研究农学的，国家有农政院，民间有农学会，有关研究农业的言论，真是汗牛充栋。而中国只有农业新法一书。不及三千言。中国所患的是没有研究农业和发展农业，若真能发展农业，就不用担心贫困了。

对于交通事业，他也很重视。他年轻时就主张要修铁路。他说，当时许多中国人孤陋寡闻，数百年来如坐在暗室中，对新事物没有一点认识。所以遇见新学，便不遗余力阻挠。看到维新人士，如同寇仇加以诋毁排斥。若兴修铁路，与外界交往多了，见识广了，就会明白使国家走向独立富强的道理。这样变革起来就容易多了，就不会遇到诋毁和阻挠。否则，坐而论道，将一事无成。

三、财政改革

1.整顿赋税

在其《政闻时言湘乱感言》一文中，他说：“田赋虽征诸地主，而负担实转嫁于佃丁也；原金虽征诸行商，而负担实转嫁于小贩及消费物品之贫氓也。”梁启超认为一切租税都是可以转嫁的，这符合各资产阶级学派当时所公认的原则。

梁启超认为，国家越是发展，所需要的经费就越多，而国家的财源以赋税为大，但是旧时赋税制度非常混乱，有的地方交纳过多，有的地方隐瞒很严重，形成赋税不均。全国不分宅地、耕地，税率相同，很不合理。官吏中饱私囊。凡此种种，必须整顿。

首先要改正田赋。对土地要进行调查，重新登记。要区分宅地和耕地，实行不同税率。这样，全国7亿余田，加上城镇宅地，可常年国库收入3亿两以上。

然后要整顿盐课。收全国之盐归政府专卖，设提盐使和各级盐务官，分管十盐区。制盐人必须登记，经批准才能开业。

再次要裁减旧税目，增加新税目。如茶税，为了保护茶的生产贸易，可以不抽税。赌博应该禁止，不再抽赌博税。其他杂税也不合理，都应该裁减。

在裁减旧税的同时，增加新税目。根据各国通行税目，我国应该采取的除了田赋、盐税、海关税和酒烟糖印花税外，还应该设遗产税、通行税、登录税。家屋税和营业税为地方税，将来条件许可，还应该开征所得税。梁启超认为，开设税目的原则以不妨人民经济之发达，而负担均平者为贵，故选择税目最当加慎。

2.建立银行制度

银行关系到财政，利国便民，建立银行制度和普及银行十分必要。梁启超在《银行制度之建设》、《中国货币问题》、《币值条议》、《余之币值金融政策》等文章中，对于币制改革和银行建设方面，都提出了许多自己的见解。因此，在民国初年，他认为设立中央银行为不便政策，奖励发展私立银行为当务之急。建立的办法是给予银行发行权。单一的银行发行和多数银行发行都不适用我国，中央银行与国民银行制并行。最后过度到单一制。

在改革货币制度方面，要救亡图存，必须整理货币流通金融，其为财政枢机，关系到国民生计命脉。民国初年，中国货币制度不统一。所以他认为中国仍然是没有货币的国家。这种情况下他要提出执行新货币政策，建立新货币制度。他认为应该首先明确，货币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它能成为一切物价的尺度。法律不能强定金银的时价，但是应该强定金币，银币的比价。他还批评有的人以为改革货币制度必须准备一笔巨款才行，是多余的顾虑。按照他的分析，当改革开始时候，只要有1 000万的铸本费就可行。

梁启超还提出举办和利用公债，他认为举办公债为财政伸缩的一大妙用。无论什么国家都应该举办，并不只是为了补国库临时之缺，而国家得借以为理财妙用。国家举办公债，一是减轻租税负担保护税源，一是吸收游资，不浪费。中国内债之所以难推行，是因为没有把公债看做有价证券，不准买卖流通。以后的公债除了要看成有价证券外，还要采取低价廉息发行。

四、关于外债

梁启超在其《外债评议》一文中列举了许多深受外债之害的国家，如埃及、阿根廷、波斯等，其中，以埃及受害最深。埃及于1862年开始向英国借债，以后10年左右时间，借外债竟达5亿3千多万第纳尔。埃及财政崩溃后，英国以贷款附带的政治经济条件，强迫埃及聘任英人为顾问，又于1876年，设立清理财政局，并以英国、法国人为局长。随后，进而完全掌握了埃及的财政权。统治者转而加紧对人民的剥削，导致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英国又借机大肆出兵，将埃及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前后仅20年的时间，埃及就国破家亡。对此，梁启超评论说：“是故平心论之，外债之本质，非有病也，即有之其病亦微，而非不可治……而外债之特以病闻者，则政治上之病而已。”因此，梁启超提出：利用外资要“政治机关健全，毋使外人挟资者侵及有司，则其于一国生计之前途，仍多利而害少”。所以，在引进外资时，严防列强借投资之名，欲操纵我生计权，控制我主权的诡谋，是我们应该首先考虑的问题。⁽²²⁾

正如梁启超所说：“今日列强之通患，莫甚于资本过度，而无道以求厚赢，欲救此敝，惟有别趋一土地广，人民众而母财涸竭之地，以为第二之尾闾。”⁽²³⁾二者之间有求又有应，岂不两全其美。为更好地吸引外资，借债国应该对投资者采取优惠政策，制定相应法律，保障外资涉及者的利益，他积极主张国家应制定相关法律，改善投资环境，以维护外来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梁启超认为借外债是危险的，但是不能绝对否定。必须要有个先决条件：要有一个完善的国家、国会、统一的责任内阁、政府能够得人。他认为政府借外债是可以的，但是现政府借外债是不可以的。其次他还认为借外债要看如何使用，若不用于生产发展，危害很严重，若用于生产发展，那么利处也多。

宣统二年，清朝政府向美国借1亿元外债。对此，梁启超写了《评一万万元之新外债》、《论政府违法借债之罪》等文章加以揭露抨击。他说这次借外债，供何种用途和用处得当与否，是政治问题，借外债没有经过资政院决议是违法的，而求助美国，会导致美国要求机会均等。总之，政府不得人，外债是不可借的。

辛亥革命以后，据统计，1912～1914年，北洋军阀政府先后借外债达4亿元，对此梁启超评论不多。总之他反对随便借外债，坚持要从改革国内财政入手，去挽救财政危机。他倡导依靠自己努力去解决国内的财政问题，不要依赖外国，否则很危险。在外债问题上梁启超的观点总的来说是正确的，有些论述还很精辟。他抓住政府是否得人，外债是否该借，外债的使用是否得当等问题进行分析，入木三分。

梁启超用大量近代经济分析方法改造中国古代传统财政经济政策文献。19世纪末的《史记·货殖列传今释》和20世纪初的《管子评传》、《王荆公评传》、《中国古代币材考》等一系列著述，都是其运用现代逻辑形式、分析方法、词汇术语改造传统财政理论的创造性努力，这与我国传统的财政论述判然有别。梁启超行文流畅优美，语言通俗易懂。既没有沿用中国旧的财经术语，又没有像严复的译文那样深奥难解，他大量使用现代财经词汇，令人易于理解接受，耳目一新，这也是其思想广泛传播、深入人心的重要因素之一。“1902～1915年，梁启超对经济问题极其关注，发表了大量论著，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超越了同时代的学者，他以他那通俗易懂的文笔，介绍了大量的经济理论，内容涉及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各个领域，尽管其中也存在一些错误或不完全正确的内容，但总的看来，正确的或者比较正确的内容还是占多数，这在当时也是比较难能可贵的。”⁽²⁴⁾